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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方可望以此开科设教来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的有识之士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教育大业——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
1964年9月27日,毛泽东就中央音乐学院女学生陈莲来信,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出重要批示,并在署名后再批两行字,第一行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八字方针”是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文艺思想的系统总结,尤其是对1956年8月24日他发表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的高度概括。据考,从1956年8月24日发表这篇谈话到1964年9月27日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关于音乐问题的谈话和批示竟达5次之多。〔1〕我们注意到,自从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八字方针”后,毛泽东再未就音乐或文艺问题发表专门谈话或批示。饶有兴味之处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向毛泽东写信的学生多了,但毛泽东并非都亲自作出批示,他为何偏偏看重这封“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来信,并以“追加”方式为之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八字方针”呢?或者说,在毛泽东心目中,“乐”究竟有着怎样无可替代的地位?
一
我们知道,毛泽东乃湘潭韶山冲人氏,韶山因虞舜南巡时在此奏《九韶》而得名,先秦文献关于上古“六乐”的记述中,论《九韶》最详。自三代迄于唐宋,“韶乐”都是帝王用乐,由此造就华夏“礼乐”之大统。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儒家教化原则,并两番谈及“韶乐”:“子谓《韶》曰‘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第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第七》)。毛泽东在1956年8月24日发表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2〕176可见,生于韶山又深谙中国文化的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心里装着孔子的礼乐教化,毛泽东所谓“教育家”和“音乐家”孔子所教之“乐”,当首推《九韶》:只有通过“韶乐”化育,方能最终成就“兴起于诗”而“树立于礼”的儒家教化。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的《同音乐工作者谈话》开篇讲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和“表现形式”不同,“打仗的原理”和“攻、守、进、退、胜、败”的“打法”不同,并举“抗美援朝”和“打到三八线”为例,又举“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例,由此过渡到“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前揭,175页)。在随后的谈话中,毛泽东始终结合政治斗争和中国革命的现实来讨论中国传统音乐与外国音乐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标新立异’”(前揭,180页)。毛泽东的谈话远远超出了狭义的音乐,广泛涉及语言、绘画、舞蹈、手工艺、戏剧、小说等等文艺门类,乃至医学、饮食和服装等领域,说明在毛泽东眼中,这些广泛的领域都应涵括于“乐”的范畴。最后,毛泽东提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前揭,183页)
二
毛泽东这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说起,以“不会丧失民族信心”作结,始终将“乐”放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高度,以重建中华民族的信心为其旨归,可谓之建立社会主义革命“新乐”的努力。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革命“新乐”的指导原则,毛泽东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前揭,182页)这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方针的由来。首先,毛泽东认为有“中外一致”、“不分中西”的“学”即“基本理论”,表明毛泽东是哲人。其次,毛泽东主张“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表明毛泽东是有“实践智慧”的哲人。
然而,不难看出,毛泽东所谓“向古人学习”,是“向中国的古人学习”,毛泽东所谓“向外国人学习”,是向“近代的外国人学习”(前揭,178页)。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毛泽东只有一次提到西方的古代:“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前揭,178页)但毛泽东这番话针对的是中国的“古代社会”。毛泽东认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前揭,181页)毛泽东言下之意是,“西方的古人”并不比“中国的古人”高明,所以,他不提向“西方的古人学习”。换句话说,毛泽东不关注“西方的近代文化”正是由“西方的古代文化”发展而来,这是“革命家”的眼光。由“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方针,我们也不难看出,毛泽东所谓“向古人学习”和“向外国人学习”,局限于“用”的层面:“向外国人学习”是学习“近代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向古人学习”也是学习“中国古代”对“今天的中国人”有用的东西。
可见,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就已经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高度,就“为何向古人学习”、“为何向外国人学习”和“如何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习”,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尽管他的确未能完满解决“向哪个古人学习”和“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什么”的问题。可奇怪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还在毫无新意甚至不着边际地大谈特谈“西学东渐”、“中西汇通”,实在令人汗颜。所幸,当今学人中毕竟还有思虑清晰者在,刘小枫教授的新著《重启古典诗学》正是这样一部思虑清晰之作,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尝试解决“向哪个古人学习”和“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什么”的问题。
三
我们不妨从这部大著的题名“重启古典诗学”说起。“启者,开也。”顾名思义,刘小枫教授所谓“重启古典诗学”,是要“重新开启”古典诗学,既然是“重新开启”,说明“古典诗学”目下的处境是“闭而不兴”:然而,何谓“古典诗学”,由此著第三篇可知,所谓“古典诗学”,指作为“国学的基础和源头的诗学”,也是作为“城邦学”之一部分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这样的“古典诗学”,如毛泽东所言,“中外一致、不分中西”,这样的“古典诗学”,正是孔子所谓“兴于诗”的“诗学”,按照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儒家教化原则,只有“兴于诗”,方能“立于礼”,从而最终“成于乐”。可见,“重启古典诗学”只是复兴“中外一致、不分中西”的古典教化的第一步。
再看此著的目次:“前记”介绍了此著编撰的缘起,提出了“古典诗学”的概念,为“重启古典诗学”举纲;第一篇由会议发言稿集合而成,编在开宗明义的位置,回答了“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这个问题,为“重启古典诗学”张目;第二篇“寓意叙事中的宗教战争”是一篇书评,由近世德语文学以“寓意叙事”来传达精神领域的“宗教战争”入手,引入“现代诗学”主题;第三篇如前所述,阐明了作为“城邦学”或“政制学”基础部分的“古典诗学”之内涵;第四篇“我们共和国的掌门人”,是旧文新刊,阐明了现代政治哲学与古希腊伊壁鸠鲁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关联,彰显了深究古典学问的重大现实意义;第五篇“海德格尔与索福克勒斯”,由现代西方哲人海德格尔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的长篇疏解入手,深入“古典诗作”的一个具体主题,以检审西方现代思想对“古典诗作”的曲解;第六篇“立言和解读与灵魂的品味”是作者的一篇“古典诗学”研究文章,由古代哲人的“立言”与“不立言”问题入手,阐明了哲人的心志及人的灵魂品位或等级问题;第七篇“尼采的微言大义”可谓汉语学界阐明尼采哲人心志的首篇力作,也是旧文新刊,早就流传很广,还曾招致文人雅士刻毒挖苦;第八篇“重新绷紧琴弦的两端”也是旧文,引介“古典诗学家”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的荷马疏解,述论“古典诗学”研究之典范;第九篇“司马迁属什么‘家’”,是一篇书评旧作,表明了中国现代学者对中国古代哲人的歪曲和对中国古典学问的肢解,堪与第五篇相比照;第十篇“古典诗学书目三十种”,罗列了三十种精当的中西“古典诗学”经典,各辅以三种读物,应当说是“古典诗学”研究的必读书目;第十一篇“天不丧斯文”(访谈录)也是旧文,坦陈作者本人的古典学问心志,读者倒过来先读此篇最好。
依笔者之见,刘小枫教授此著的“前记”和第一篇“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为“重启古典诗学”举纲张目,至为关键。由“前记”可知,这部著作是“古典诗学”的正名之作。第一篇“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由近年备受争议的“大学评估”谈起,提出作为“文教制度之灵魂”的“文教观念”问题,指出“文教制度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品质的优劣”(《重启》,1页),并针对中国高等文科教育的现状,提出了“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主张。值此中国高等教育备受挫折之期,刘小枫教授此论,可谓振聋发聩,其卓识远远超出了时下关于高等教育体制的种种漫为浮论。
作者进而谈到“中西之争”中,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的“国学”与作为“西方现代学术”的“西学”的对峙,以显明我们对西方学术中的“古今离异或古今之争”(前揭,3页)的无知,从而提出了中国当今的高等文科建制中“西方的古典学术在哪里”(前揭,5页)的问题。刘小枫教授指出,只有通过经营中国的古典学问,方能以“教养教育”来平衡当今中国“现代化大学不可避免的实用技术取向”(前揭,6—7页)。就建设中国古典学的具体措施,刘小枫教授反对“再次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系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的办法,而主张“立足中国古典文明传统,自立以传授中西方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建制。……就是要建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古典文明学系,……因为,如尼采所说,古典学的使命就是葆养古典文明”(前揭,9页)。最后,刘小枫教授提出: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方可望以此开科设教来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的有识之士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教育大业——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立足本土培养“兼同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前揭)
由此可知,如果说“重启古典诗学”只是复兴“中外一致、不分中西”的古典教化的第一步,那么,刘小枫教授所倡导的“古典诗学”,体现方兴未艾的“中国古典学”的内在品质,或可谓之“中国古典学”的“前庭”。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就让我们一道“重启古典诗学”,以造就“温柔敦厚”的灵魂。评注释
〔1〕汪义晓:《毛泽东音乐思想考》,参见《黄钟》2007年1期。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1964年9月27日,毛泽东就中央音乐学院女学生陈莲来信,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出重要批示,并在署名后再批两行字,第一行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八字方针”是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文艺思想的系统总结,尤其是对1956年8月24日他发表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的高度概括。据考,从1956年8月24日发表这篇谈话到1964年9月27日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关于音乐问题的谈话和批示竟达5次之多。〔1〕我们注意到,自从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八字方针”后,毛泽东再未就音乐或文艺问题发表专门谈话或批示。饶有兴味之处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向毛泽东写信的学生多了,但毛泽东并非都亲自作出批示,他为何偏偏看重这封“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来信,并以“追加”方式为之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八字方针”呢?或者说,在毛泽东心目中,“乐”究竟有着怎样无可替代的地位?
一
我们知道,毛泽东乃湘潭韶山冲人氏,韶山因虞舜南巡时在此奏《九韶》而得名,先秦文献关于上古“六乐”的记述中,论《九韶》最详。自三代迄于唐宋,“韶乐”都是帝王用乐,由此造就华夏“礼乐”之大统。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儒家教化原则,并两番谈及“韶乐”:“子谓《韶》曰‘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第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第七》)。毛泽东在1956年8月24日发表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2〕176可见,生于韶山又深谙中国文化的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心里装着孔子的礼乐教化,毛泽东所谓“教育家”和“音乐家”孔子所教之“乐”,当首推《九韶》:只有通过“韶乐”化育,方能最终成就“兴起于诗”而“树立于礼”的儒家教化。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的《同音乐工作者谈话》开篇讲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和“表现形式”不同,“打仗的原理”和“攻、守、进、退、胜、败”的“打法”不同,并举“抗美援朝”和“打到三八线”为例,又举“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例,由此过渡到“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前揭,175页)。在随后的谈话中,毛泽东始终结合政治斗争和中国革命的现实来讨论中国传统音乐与外国音乐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标新立异’”(前揭,180页)。毛泽东的谈话远远超出了狭义的音乐,广泛涉及语言、绘画、舞蹈、手工艺、戏剧、小说等等文艺门类,乃至医学、饮食和服装等领域,说明在毛泽东眼中,这些广泛的领域都应涵括于“乐”的范畴。最后,毛泽东提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前揭,183页)
二
毛泽东这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说起,以“不会丧失民族信心”作结,始终将“乐”放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高度,以重建中华民族的信心为其旨归,可谓之建立社会主义革命“新乐”的努力。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革命“新乐”的指导原则,毛泽东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前揭,182页)这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方针的由来。首先,毛泽东认为有“中外一致”、“不分中西”的“学”即“基本理论”,表明毛泽东是哲人。其次,毛泽东主张“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表明毛泽东是有“实践智慧”的哲人。
然而,不难看出,毛泽东所谓“向古人学习”,是“向中国的古人学习”,毛泽东所谓“向外国人学习”,是向“近代的外国人学习”(前揭,178页)。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毛泽东只有一次提到西方的古代:“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前揭,178页)但毛泽东这番话针对的是中国的“古代社会”。毛泽东认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前揭,181页)毛泽东言下之意是,“西方的古人”并不比“中国的古人”高明,所以,他不提向“西方的古人学习”。换句话说,毛泽东不关注“西方的近代文化”正是由“西方的古代文化”发展而来,这是“革命家”的眼光。由“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方针,我们也不难看出,毛泽东所谓“向古人学习”和“向外国人学习”,局限于“用”的层面:“向外国人学习”是学习“近代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向古人学习”也是学习“中国古代”对“今天的中国人”有用的东西。
可见,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就已经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高度,就“为何向古人学习”、“为何向外国人学习”和“如何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习”,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尽管他的确未能完满解决“向哪个古人学习”和“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什么”的问题。可奇怪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还在毫无新意甚至不着边际地大谈特谈“西学东渐”、“中西汇通”,实在令人汗颜。所幸,当今学人中毕竟还有思虑清晰者在,刘小枫教授的新著《重启古典诗学》正是这样一部思虑清晰之作,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尝试解决“向哪个古人学习”和“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什么”的问题。
三
我们不妨从这部大著的题名“重启古典诗学”说起。“启者,开也。”顾名思义,刘小枫教授所谓“重启古典诗学”,是要“重新开启”古典诗学,既然是“重新开启”,说明“古典诗学”目下的处境是“闭而不兴”:然而,何谓“古典诗学”,由此著第三篇可知,所谓“古典诗学”,指作为“国学的基础和源头的诗学”,也是作为“城邦学”之一部分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这样的“古典诗学”,如毛泽东所言,“中外一致、不分中西”,这样的“古典诗学”,正是孔子所谓“兴于诗”的“诗学”,按照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儒家教化原则,只有“兴于诗”,方能“立于礼”,从而最终“成于乐”。可见,“重启古典诗学”只是复兴“中外一致、不分中西”的古典教化的第一步。
再看此著的目次:“前记”介绍了此著编撰的缘起,提出了“古典诗学”的概念,为“重启古典诗学”举纲;第一篇由会议发言稿集合而成,编在开宗明义的位置,回答了“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这个问题,为“重启古典诗学”张目;第二篇“寓意叙事中的宗教战争”是一篇书评,由近世德语文学以“寓意叙事”来传达精神领域的“宗教战争”入手,引入“现代诗学”主题;第三篇如前所述,阐明了作为“城邦学”或“政制学”基础部分的“古典诗学”之内涵;第四篇“我们共和国的掌门人”,是旧文新刊,阐明了现代政治哲学与古希腊伊壁鸠鲁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关联,彰显了深究古典学问的重大现实意义;第五篇“海德格尔与索福克勒斯”,由现代西方哲人海德格尔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的长篇疏解入手,深入“古典诗作”的一个具体主题,以检审西方现代思想对“古典诗作”的曲解;第六篇“立言和解读与灵魂的品味”是作者的一篇“古典诗学”研究文章,由古代哲人的“立言”与“不立言”问题入手,阐明了哲人的心志及人的灵魂品位或等级问题;第七篇“尼采的微言大义”可谓汉语学界阐明尼采哲人心志的首篇力作,也是旧文新刊,早就流传很广,还曾招致文人雅士刻毒挖苦;第八篇“重新绷紧琴弦的两端”也是旧文,引介“古典诗学家”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的荷马疏解,述论“古典诗学”研究之典范;第九篇“司马迁属什么‘家’”,是一篇书评旧作,表明了中国现代学者对中国古代哲人的歪曲和对中国古典学问的肢解,堪与第五篇相比照;第十篇“古典诗学书目三十种”,罗列了三十种精当的中西“古典诗学”经典,各辅以三种读物,应当说是“古典诗学”研究的必读书目;第十一篇“天不丧斯文”(访谈录)也是旧文,坦陈作者本人的古典学问心志,读者倒过来先读此篇最好。
依笔者之见,刘小枫教授此著的“前记”和第一篇“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为“重启古典诗学”举纲张目,至为关键。由“前记”可知,这部著作是“古典诗学”的正名之作。第一篇“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由近年备受争议的“大学评估”谈起,提出作为“文教制度之灵魂”的“文教观念”问题,指出“文教制度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品质的优劣”(《重启》,1页),并针对中国高等文科教育的现状,提出了“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主张。值此中国高等教育备受挫折之期,刘小枫教授此论,可谓振聋发聩,其卓识远远超出了时下关于高等教育体制的种种漫为浮论。
作者进而谈到“中西之争”中,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的“国学”与作为“西方现代学术”的“西学”的对峙,以显明我们对西方学术中的“古今离异或古今之争”(前揭,3页)的无知,从而提出了中国当今的高等文科建制中“西方的古典学术在哪里”(前揭,5页)的问题。刘小枫教授指出,只有通过经营中国的古典学问,方能以“教养教育”来平衡当今中国“现代化大学不可避免的实用技术取向”(前揭,6—7页)。就建设中国古典学的具体措施,刘小枫教授反对“再次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系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的办法,而主张“立足中国古典文明传统,自立以传授中西方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建制。……就是要建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古典文明学系,……因为,如尼采所说,古典学的使命就是葆养古典文明”(前揭,9页)。最后,刘小枫教授提出: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方可望以此开科设教来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的有识之士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教育大业——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立足本土培养“兼同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前揭)
由此可知,如果说“重启古典诗学”只是复兴“中外一致、不分中西”的古典教化的第一步,那么,刘小枫教授所倡导的“古典诗学”,体现方兴未艾的“中国古典学”的内在品质,或可谓之“中国古典学”的“前庭”。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就让我们一道“重启古典诗学”,以造就“温柔敦厚”的灵魂。评注释
〔1〕汪义晓:《毛泽东音乐思想考》,参见《黄钟》2007年1期。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