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可谓中东民主的“失意年”。埃及“枪指挥国”的势头不减反增，穆巴拉克“无罪化”引发的新一轮动荡未有已时;也门胡塞军、“基地”占山为王，混战纷争四起;利比亚更是“两府”并立，国将不国;就连长期被奉为“中东民主典范”的土耳其，也因宗教政治膨胀而饱受诟病。
　　民主落寞中，唯有北非小国突尼斯的民主改革蒸蒸日上，首位民选总统的诞生宣告“过渡时期”结束，《经济学人》更因其“在悲催的（阿拉伯）地区与纷乱的世界孕育了一丝希望”而评其为2014“年度国家”。在此背景下，探讨“突尼斯模式”的精髓与前景，应可给转型国家提供某种启示。

四年后的变与不变

　　2011年1月14日晚，担任突尼斯总统22年的本·阿里因国内骚乱弃国远遁。如今，在选民对过渡时期“伊斯兰复兴运动”执政不满的逆反效应下，本·阿里旧部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领导的“呼声党”接连赢得议会大选和总统直选，仿佛一切又回到原点。
　　不过，在程序意义上，突尼斯前朝余党的东山再起，是在民选之后以和平方式与过渡政权实现交接，这与埃及军政权以“流血政变”复辟有着本质不同。而在实体意义上，后革命时代突尼斯公民的权利意识已被充分动员，正如选民基里亚·本·阿布德拉罕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过去我们常常害怕，但现在我们学会说‘下台’，如果埃塞卜西的工作不尽如人意，我们将会炒他鱿鱼”。民众选埃塞卜西并不代表赋予他“为所欲为”的空头支票。
　　4年前，突尼斯军方拒绝向抗议民众开枪，成为本·阿里被迫下课的“最后一根稻草”;未来，该国军方“助纣为虐”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在没有军队做“后盾”的情况下，保守派要想逆历史潮流、发动一场触犯众怒的复辟运动，并非易事。何况，限定总统一届5年、最多连任一次的新宪法已于2014年初顺利颁布，而“呼声党”在本届议会217个议席中只赢得85个席位，虽是第一大党却也要与众多世俗小党联合才能维系内阁，因此该党有可能会消极处理深化改革等事宜，却不见得会开历史倒车。

“妥协”的艺术

　　突尼斯“风景这边独好”、率先走上正轨，确有些出人意料。论经济水平，突尼斯比不上海湾“油霸”及利比亚;论社会裂痕，不亚于阿尔及利亚、约旦;论教育普及度，也不优于卡塔尔、巴林。
　　笔者认为，突尼斯的“成功秘诀”，在于各主要政治力量基本认同“共识”原则，坚守“适可而止”的边界与底线。
　　2011年初，本·阿里外逃后几天内，囊括专家学者、前朝高官、主要反对党及公民社会团体代表的“政改高级委员会”成立，磋商过渡事宜。不久，旨在筹备制宪会议选举的广泛政治联盟建立起来，为突尼斯政治转轨奠定了良好开端。
　　2013年的两起暗杀事件，激化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世俗反对派的矛盾，险些酿成政治地震。好在复兴运动及时出席总工会发起的全国对话，与各大党派签署“危机解决路线图”，最终，无党派人士朱马组建技术官僚政府，弥合了政坛共识断裂。
　　2014年，从10月复兴运动败选后优雅认输，到12月31日埃塞卜西就职演说中承诺“和解”治国与“共识”执政，似乎为“后过渡时期”释放了积极讯号。
　　反观其余诸多转型国家，“你死我活”、“选不赢就打”的斗争意识加剧了社会撕裂，挤压了各方协商的空间，构成民主失灵的主因。
　　问题是，“妥协政治”为何偏偏在突尼斯生根发芽？
　　除了政治精英自身较高的规则素养之外，旧政权垮台后，压倒性力量的缺失是重要因素。突尼斯由于独特的历史传统，当本·阿里班底遭抗议潮重创时，未曾出现军人摄政或宗教政治势力称霸的局面。
　　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不同，突尼斯军人干政传统不深。独立后，突尼斯国民军从奥斯曼帝国贝伊军队演变而来，与建国初期政界各派牵扯不大，具有非政治倾向。布尔吉巴与本·阿里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期间，出于对军方政变的担忧而处处设防，不仅严控军队规模（总兵力约4万，占全国人口的0.4%），而且建立了庞大的警察机器，与军队相互牵制。因而，事件爆发4年来，军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越俎代庖，充当凌驾司法之上的“终极裁判”。
　　至于最大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运动，虽然在过渡之初“独领风骚”，但实则外强中干。1970年代起，复兴运动（前身为“伊斯兰倾向运动”）长期遭受镇压，徘徊在社会边缘，并于1991年被取缔，主要成员或流亡海外，或锒铛入狱。2011年3月，解散20年的复兴运动仓促重组，内聚力不足，群众基础亦不如埃及穆兄会稳固。
　　此外，鉴于突尼斯油气资源有限，地缘重要性逊于“新月地带”，欧美及俄罗斯等大国对该地军事干涉、金元输出与意识形态倾销的兴致不高。于是，党争的背后少了大国博弈，谈判各方少了外力筹码，路线商定也少了“高人指点”，反而使主要政治力量更易找到利益交集与平衡点。
　　多种因素作用下，“协商解决分歧”成为各方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制度建设最终要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如果民生福祉并未因制度改变而有所提高，那么制度面临重新选择将会是迟早的事。

革命会否复发？

　　时至今日，“植入民主”的伊拉克模式只留下累累伤痕，“内生民主”的土耳其民主模式也渐成明日黄花。草创的突尼斯“妥协政治”模式，究竟能否延续下去变数犹多。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突尼斯政治格局尚不稳定。一方面，2011年党禁全面解除后，突尼斯政坛乍现百余个政党，其中亲友团式“泡沫党”居多，且政党合并与裂变频繁，有如儿戏。另一方面，两大主导党—呼声党与复兴运动，均非严格的“共同理念集体”，而更像是掌门人凭借个人魅力集结而成的“义军”。两党内部利益不尽一致，派系角力暗流涌动：呼声党内，本·阿里旧部和“杂牌军”、右翼自由主义和极左保守势力、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分歧严重;复兴运动除了固有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争，又添老将与新兵之隙。
　　目前，克里斯玛式强人对于维系两大党内部统一与党际共识具有关键意义。然而，两党领袖埃塞卜西与格努希，一个89岁，一个76岁（另一说为74岁），次一级人物塔伊布·巴古彻与阿里·拉哈耶德个人威望不足，难以服众。倘若两党不能立即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一旦强人倒下，党内派系矛盾随时可能浮出水面，使原本复杂的政治谱系更加破碎化，妥协政治恐怕难以为继。
　　其次，青年群体“民主认同”的重塑是另一亟待解决的难题。
　　尽管4年前点燃变革之火的急先锋为失业青年，但在秩序重建阶段，配合“民主试验”的主力军却是其父辈祖辈。年青一代由于许久不见就业前景的改善，渐渐对自己推动的民主革命失去激情与信心。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突尼斯15至29岁的人群，失业率高达30%，拥有高等学历的毕业生中，1/3处于待业状态，而物价飞涨、安全形势恶劣等问题加剧了其生活窘境。
　　残酷的生活现状蚕食着年轻人的乌托邦之梦，成为近期其投票热情低迷的首要原因。曾经参与抗议本·阿里游行和2011年制宪会议选举的22岁大学生阿拉·突伊称，“我曾经相信民主与人权……我有无数期许，但（后来）发现一切只是一场梦”，从而放弃参加2014年的几轮投票。这种想法颇具代表性，半岛电视台记者考察发现，大量年轻人不知道也不关心大选的时间表。更糟的是，越来越多的失望青年甚至走上“圣战”道路，据《纽约时报》报道，突尼斯已成为“伊斯兰国”的兵源“大户”。
　　可见，倘若结构性经济调整不能尽快到位，短期内“毕业即失业”大军无法得到有效安置，80、90后“民主耐心”进一步透支，那么新一轮旨在摧毁现存秩序的革命“桥段”再度上演，恐怕就不是杞人忧天。
　　说到底，制度建设最终要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如果民生福祉并未因制度改变而有所提高，那么制度面临重新选择将会是迟早的事。历史上也多有新制度因无法立刻见效而夭折的案例。现阶段，突尼斯的民主蓓蕾仍然纤弱，若要开出长盛之花，还须精英层与民众把诸多功课做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