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推动了美国从一个原始而单一的经济体成长为一个强大而复杂的经济体。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1987—1999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技术巨大的进步使得人类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实现了全球化，并使得世界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90年代的股市更是一路高歌，在世纪之交的前夕，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了1万点。
　　互联网的出现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加速进行之中的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存在着无数的未知，华尔街不会止步。就像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尽管有过无数的股灾，人们依然进入这个市场，参与到这个伟大的博弈中去。
　　
　　互联网的威力
　　
　　随着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华尔街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
　　为了使华尔街更好地迎接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纽约股票交易所开始改革，同时华尔街在投资者教育上也花费了巨资。跨市场交易系统和纳斯达克市场开始运营，债券电传系统（Telerate）也于1969年建立，它使得银行的债券部门能够随时跟踪债券价格，这个系统迅速成为了美国国债的电子交易市场。美国国债不仅拥有大量的本国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地被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投资者持有。1973年英国路透社开发了一个系统，叫做全球外汇实时报价系统（Monitor Money Rates），该系统使得全球的外汇交易员可以24小时进行不间断交易。
　　与此同时，参与全球交易的成本也大大降低。1950年从美国本土向其他国家一共打出100万个越洋电话，每一个电话都要通过接线员转接，而且还需要事先预约。到了1970年，随着财富的增加和电话费用的不断下降，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2500万个。此后，随着微处理器取代接线员，通信卫星大大提升了远程通信能力，通信成本直线下降，这一数字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到1995年超过了28亿。换句话说，这个数字在50年内增长近3000倍。
　　只要通过计算机联网，大量的数据就可以瞬间传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人类就实现了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并没有为新的信息化经济时代做好准备。自从金本位制结束以来，弱势货币国家的领导人就一直在努力抵制着外汇投机商们的袭击。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把那些准备对英镑进行投机的瑞士银行家们斥为“苏黎世的侏儒”（the gnomes of Zurich）。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些“侏儒”的威力已经非昔日可比，在地理上也不仅仅限于苏黎世了。
　　1981年，当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就任法国总统后，他试图实施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包括银行国有化和增加高收入者的税赋等，但他很快发现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将这些纲领变成现实。在纽约、东京、香港、伦敦和其他市场的外汇交易员在追逐他们各自利益的同时，通过已经一体化的全球外汇市场，给法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密特朗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主张。从16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强权之一的法国，在这个全球市场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到20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做了适度的调整，开始采用一些市场经济的模式。
　　
　　起死回生的股市
　　
　　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政府无力应付那场异乎寻常的通货膨胀（那是美国在和平时期经历的最糟糕的一段时光），美元的购买力每年以12%的速度下降。选民们的真实收入没有增加，但是由于通货膨胀，他们的名义收入增加了，所 以又不得不缴纳越来越高的所得税。愤怒的选民使卡特成为自胡佛以来的第一位“一任总统”，并选择里根来接替他。里根和卡特不一样，他愿意采取措施来结束通货膨胀，但他同时也必须接受一次经济大衰退的政策后果。
　　


　　在里根政府的支持下，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对美国经济猛“刹车”，他大幅提高贴现率，其他利率随之升高。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以天才的融资能力而闻名的地产商威廉·泽肯多夫（WilliamZeckendorf）说过一句名言：“即使花20%利率去举债，我也不愿花时间等待最优利率（即银行为信用等级最高的贷款者提供的贷款利率）而坐失商机。”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优利率本身已经达到了20%。
　　这一举措将失业率推到了30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曾有的10%，公司盈利锐减，道琼斯指数狂泻20%，跌到了800点以下——道琼斯指数第一次达到800点是在15年前。报纸和电视新闻里充斥着里根也要成为“一任总统”的论调。
　　但是，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减退，1982年夏天，美联储开始降低贴现率。股市在8月份开始迅速攀升，当年，道琼斯指数第三次突破1000点，此后，就再也没有跌破这个数字。1985年12月11日，道琼斯指数首次达到了1500点——在短短3年时间里上涨了50%；1987年1月8日，达到了2000点；1987年7月17日，它达到了2500点——这在10年前几乎是难以想像的。
　　很多人看到如此短的时间内股市急速上升，不由得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的伤痛记忆，于是，“很快将会有一次大调整”的论调开始充斥市井。这样悲观情绪的产生不只是由于对1929年市场崩盘耿耿于怀，事实上，利率也在逐步上升。日本电话电报（Nippon Telephone and Teiegraph,简称NTT，日本电信业的垄断者）准备在当年秋天首次公开发行350亿美元的股票。听到这个消息后，投资者为了认购这些股票开始抛售美国证券，特别是美国国债，巨大的卖压将美国国债的利率推到了10%以上。当最安全的投资工具的回报率都如此之高时，很多人开始怀疑是否应该购买平均市盈率高达23倍的股票了。
　　市场在1987年8月25日达到了顶峰，道琼斯指数为2722.42点，随后各种令人担忧的消息开始越来越多，市场开始整体下滑。到10月16日，当天市场下跌109点，创历史单日下跌幅度的纪录，市场共下跌了17.5%，降到2246.74点。
　　10月19日，星期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影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了。规模较小的亚洲市场，例如香港和新加坡，一开市就开始狂跌，接着是伦敦。然后最大的市场——华尔街开市了，半小时内，买单与卖单如此不平衡，以至于标准普尔指数中的500只成分股仅有25只可以交易，而大部分的股票根本就没有买单。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期货市场表现与华尔街如出一辙，恐慌抛售迅速蔓延。有谣言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关闭市场，于是投资者们更是蜂拥而入，抛售所有的一切。到下午4点闭市时，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2.6%，交易量为6.08亿股，是前一周五所创纪录的2倍，正常交易量的6倍。两家老牌且很有声望的投资银行——E.F.休顿银行（E.F.Hutton）和L.F.洛希尔银行（L.F.Rothschild）宣告破产，其他60多家小公司也未能幸免于难。
　　这种情形不由得让人想起了1929年。在1929年是保证金要求和卖空造成了市场大跌，而在1987年是程序化交易和一些用资产组合保险理论（portfolio insurance，滑稽的是，这一理论原本是用来降低风险的），管理的基金加剧了市场的下滑。
　　


　　媒体和很多了解华尔街运作方式的人预见到了这次大崩溃。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James Goldsmith），一位传奇式的英国金融家，预见到了这次市场崩盘，他已经在不久前将他所有的股票清仓，他称他的预见是“在‘泰坦尼克号’的桥牌室里赢了一盘决胜局。”
　　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这回“泰坦尼克号”并没有沉没。第二天，虽然市场在上午仍然大幅下跌，但到中午的时候已经稳定下来，接着就迅速反弹了。随后，市场在两年内就回到了原先的高位，并在1991年4月17日攀升到3 000点。今天①，距1987年崩盘短短的12年后，我们就几乎把它遗忘了，为什么呢？
　　原因可能很多，但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在1929年，市场中的个人投资者的绝大部分资产都投资在证券市场，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市场崩盘来临，那些原先因为虚拟资产的膨胀而感觉自己很富有，一向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不名一文，他们的消费迅速缩减——而这会将整个经济直接拖入泥潭。但到了1987年，投资者已经学会分散投资，他们除了将大部分资产投资证券以外，还投资于其他的方面，特别是房地产，因此尽管市场崩盘令人痛心，但还不至于让他们彻底破产。
　　第二个原因是，两次危机爆发时，当局对这种事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1929年，危机发生后，胡佛总统费尽心思一再向公众保证华尔街是个投资的好地方，但结果适得其反，这只能使人们更加担心。而1987年的里根总统却对当时的市场崩盘极少谈论，他这种非常放松的、认为“这种事情司空见惯”的态度反而让投资者增强了信心。与此同时，白宫悄悄地借钱给几家大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并且大肆宣扬回购正适得其时，这些公司的实际行动比总统所能做出的任何保证都更有影响力。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联储。与1929年不同，这次美联储在市场恐慌中采取了一个中央银行应该采取的行动。保罗·沃克尔刚刚退休，接替者是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格林斯潘此时还不像他后来那样家喻户晓，但他知道该做什么。60年前，本杰明·斯特朗曾一语中的：“对付任何此类危机，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充斥市场。”事实上，这也正是格林斯潘所做的，在10月20日，星期二的早晨，美联储在市场上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此举直接的效果就是增加了大约120亿的银行储备。随之，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 Rate，这个利率决定短期利率）下降了0.75个点这是一个巨大的单日下降幅度。而一旦资金流动性得以回复，市场恐慌也就很快结束了，从1792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成功救市以来，这是美国中央银行第一次成功地阻止了市场恐慌，而没有使其导致经济灾难，托马斯·杰斐逊的阴魂终于被永远逐出了这个国家的市场。
　　
　　新人辈出
　　
　　和历史上所有的繁荣时代一样，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各种新人和新思想不断涌入华尔街的时代。华尔街上欣欣向荣，工作机会过剩，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纽约其他行业（如建筑业）就业机会的不足，而且使得纽约的市政税收严重依赖华尔街。纽约股票交易所一个席位的价格在1974年曾低到过6.5万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席位价格回升到100万美元以上，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这是一个新高。
　　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新人物变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其中两个特别人物是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和迈克尔·密尔肯（Michael Milken）。博斯基是底特律酒吧主的儿子，虽然1975年就来到了华尔街，但他的职业生涯到了1982年的股市回暖和杠杆收购业务（LBO，Leverage Buyout）兴起时才真正起飞。传统投资银行赚钱的方式是把私人公司公开上市，即以一定价格买下私人公司的股票，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在股市卖给大众投资者。而杠杆收购的做法正好相反，它通过将已公开上市的公司私有化来赚钱。在操作上，杠杆收购通过借债获得的资金买断上市公司的控股权，然后再用公司未来经营中的现金收入来偿还债务的利息。杠杆收购成功的关键在于准确预测出目标公司的现金流，并以此决定它能借多大规模的债来实施杠杆收购。
　　


　　博斯基靠做风险套利（risk arbitrage，这是华尔街上的一个新现象）来赚钱，他首先买入一个潜在的被收购公 司的股票，一旦收购完成，一般来说，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会上涨，他就将股票卖掉，狠赚一笔。在这种操作中，他只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如果收购没有实现的话，他就只好自己兜着了。1982年，当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收购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的企图以失败告终时，博斯基损失了2 400万美元。为了提高成功的几率，博斯基开始编织一张那些愿意为他提供内部消息的银行家和经纪人组成的网络。当时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只要是为客户尽职谋利，利用内部信息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上，从19世纪30年代起，内幕交易一直都是非法的。而且，博斯基所做的内幕交易使人几乎无法为他辩护——他用装满现金的箱子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内部信息。1986年11月14日，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博斯基已经承认他的很多行为触犯了证券法，并正在接受政府的进一步调查。最后，博斯基被判入狱三年。
　　迈克尔·密尔肯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位会计师的儿子，有着非凡的分析能力，像100年前的J·P·摩根一样，他只需扫一眼就能掌握一张资产负债表的内容。他于1970年加入了德莱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这家公司在历史上曾经一度与J·P·摩根公司联合，成为德莱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Morgan and Co.）。
　　密尔肯最擅长的领域有一个不幸的名字，叫做垃圾债券。这些债券通常比政府和蓝筹股公司发行的债券有更高的收益率，因为它们有更高的风险。一些垃圾债券的信用等级被定得很低，原因是发行这些债券的公司已经陷入困境。但是密尔肯认为，很多垃圾债券的实际回报率超过了补偿其风险所需的回报率，所以是很好的投资。密尔肯还意识到，发行垃圾债券可以为微处理器出现所引起的一系列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资金。新技术领域的公司当然蕴藏着风险，但是其潜在的回报足以补偿这些风险。密尔肯把这一哲学运用得淋漓尽致，扶持了诸如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也就是CNN）等公司的起飞，CNN对美国电视新闻行业起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麦克格雷（McGraw Cellular）公司，它是一家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移动电话除了在科幻小说里，根本无法想像，而在今天的城市中，移动电话几乎像手表一样随处可见。
　　随着80年代中期杠杆收购热潮的兴起，密尔肯和德莱克塞尔公司也开始用垃圾债券为杠杆收购提供融资。1986年，当杠杆收购浪潮达到顶峰时，股市也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密尔肯当年从德莱克塞尔公司得到了一份高达5.5亿美元的年终奖金，这使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薪水最高的雇员。
　　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年底，伊凡·博斯基为了能够减轻罪责，开始指控别人，他指认密尔肯也是他获得非法内部信息的一个来源。迈克尔·密尔肯在多大程度上犯有罪行？也许，他实际上只是博斯基这类为了自救而乱咬的骗子和那些希望通过一案成名的野心勃勃的公诉人的牺牲品。他被指控犯有不少于98条重罪，如果这些罪名都成立的话，足以使他入狱500年，他只好与法院达成了妥协——对其中少数较轻的指控认了罪。尽管当时的女法官承认，她在密尔肯的账目上发现的问题不超过几十万美元（这个数目还不足密尔肯1986年年终奖金的万分之五），但是她依然判处密尔肯入狱10年（是博斯基刑期的3倍）并且处以6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商业史上对个人的最高罚金。
　　


　　其实，密尔肯最大的罪过是狂妄自大。他确信他有能力做成任何他所染指的交易，同时也低估了他的敌人。密尔肯作为一个金融家走向毁灭，是因为他没有摩根那种对事物极限的把握能力和对周围敌对势力敏锐的洞察力，因此，像很多20世纪80年代翻云覆雨的华尔街人一样，他认为好光景会永远继续下去，不知不觉中他把自己当成了宇宙的主人。
　　
　　这种趋势会不会持续下去
　　
　　尽管1987年的股市发生了大崩溃，在20世纪80年代，道琼斯指数依然上升了228.3%，仅次于50年代的239.5%，那时的人们刚刚从大萧条的阴影中恢复过来。
　　华尔街的坏年景总是跟随着好年景到来，这个规律却不适用于80年代。如果从1980年算起的话，市场已经上涨了1300%。其间，交易量也在大幅上升，到199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平均日交易量已经超过了1987年股市崩盘时的日交易记录，而该记录本身已经是前一个记录的两倍之巨了。今天的平均日交易量甚至比20世纪40年代任何一年的年交易量都高。
　　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没有人知道，历史学家们也不会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所有的牛市都会结束。不论是1929年的大崩盘，或是1966年的市场低迷，这些都是取决于那些超过我们控制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但同时，就像我们看到的1987年的情形一样，如果监管当局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而且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话，股市崩盘的后果并不一定是灾难性的。
　　这正是华尔街在新的千年面临的困惑。就像因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才建立了北大西洋冰层巡逻制度（North Atlantic Ice Patrol）一样，监管的加强往往只有在一些痛苦的经历，尤其是灾难性的事件之后才会来临。只有在饱尝了19世纪60年代以前放任自流的市场中投机者们为所欲为的苦果后，才有了经纪人队伍对市场投机行为的有效抑制。同样，只有当理查德·惠特尼使整个证券业蒙羞之后，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对经纪人队伍实施监管。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有效监管也给华尔街带来了60年的稳定（虽然中间有熊市的间歇）和巨大的繁荣，使美国得以坐享全球最大的、最有效率的证券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今天，情况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一种全新的通信工具——互联网，正以远胜于19世纪中叶的电报的速度迅速将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大厅交易员（纽约股票交易所席位的拥有者）作为一种特许经营，才能够在一天之内买卖几十次股票。但是由于有了互联网，现在只要有几千美元、一台电脑和一根能上网的电话线，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这些人被称为即时交易者，他们往往会在一天结束时将当天的股票卖出。目前，大约有500万人通过互联网拥有在线的股票账户，据估计，其中有100万人是即时交易者，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呈指数级增长。即时交易者买卖股票的速度通常是传统经纪人的12倍，有时甚至每天买卖上千次。在线交易方式迅速在华尔街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至于华尔街上受此冲击最大的公司——美林公司（它有1.4万名持牌经纪人，他们依靠客户佣金生存的方式直接受到在线交易的威胁），在1999年中旬也宣布将向其客户提供互联网在线交易服务。这一举措将在此后的数年给华尔街带来巨大的变化。
　　同时，互联网也被证明是为无数快速致富的梦想提供的一块沃土，就像20世纪20年代大家口头传递各种秘诀一样，互联网也提供无数投资论坛供在线投资者讨论股票和交换投资心得。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与20世纪20年代类似的过热开始出现——网络股泡沫，很多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受到与该公司的商业前景毫不相关或者关联很小的因素的影响。例如，当Ticketmaster——一家提供售票服务的公司，股票代码为TMCS，在上市第一天上涨了300%时，一个与它毫不相关、提供物业管理的公司Temco Service，因其代号TMCO与TMCS相似也上涨了150%。
　　其实，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互联网本来就是个传染跟风情绪的最好系统，那么由谁来监管这种正在出现的新的交易方式呢？答案是，还没有人。就像20年前密特朗所发现的那样，市场正在彻底地全球化和一体化。华尔街已经超越国界，其影响力也越了国界，而监管只能止步于各国的边境之内。
　　要改变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如果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性市场的监管体系，必然要牵涉到世界大国在主权上的实质性的让步，但是没有什么比让一个国家在自由和独立问题上让步更难的事了。人类就是这样，也许只有一场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金融灾难才能带来这样一个统一而有效的全球监管体系。
　　因为华尔街和政治家们尚不能建立起这样的监管框架来保证全球化市场的稳定，同时，也因为资本家贪得无厌的本性，华尔街再次发生如同1929年那样规模的股灾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华尔街也不会就此止步，至少从长远来看不会。
　　
　　2000年后的故事
　　
　　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着自己——20世纪90年代笙歌一片的华尔街，在新的千年刚刚来临的时候，随着网络股泡沫的消散而又沉寂下来。人们对此似乎也已经不再感到惊讶，而真正让世人瞩目的是，经历了无数磨难和崩溃的华尔街从这次衰退和随后的两次沉重打击中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恢复过来。或许，在这场伟大的博弈中，历史将不再是简单地重复自己了……
　　20世纪90年代华尔街的大牛市终于落下帷幕。正如历史上所有其他的泡沫一样，由于网络股股价异乎寻常的上涨而产生的泡沫也不可避免地破灭了。这些股价的上涨完全建立在人们对网络公司未来盈利的期望之上，而没有太多现实的根据。
　　美国经济在2000年开始整体降温，带动了其他股票的下跌。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跌幅虽然没有纳斯达克指数那么大，但是两者也都从2000年初的高点开始下滑。
　　2001年，美国经济继续在衰退之中挣扎，股市进一步下跌。
　　接着就是“9·11”。在一个美丽而清爽的夏末的早晨，两架被劫持的客机撞上了世贸大厦，世贸大厦随后轰然坍塌。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纽约的金融区罹难的人数超过2500人，而毁掉的办公面积比大部分美国城市整个城市的办公面积还多。
　　对于纽约和美国经济而言，这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纽约股票交易所闭市达4天之久，这是自1914年以来时间最长的连续停止交易，而美国所有的民航航班也禁止运营长达数天。
　　“9·11”加深了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也延长了衰退的时间，重新开盘的股市直线下落。在2002年，纳斯达克指数一度下跌到1300点的低点，与最高点相比跌幅为74%。标准普尔指数也下跌了52%。
　　2002年秋，先是美国经济，随后是华尔街，再次遭到重重的一击。美国最大的一家能源公司——安然公司（Enron）陷于破产。人们发现它的财务报表完全是一套谎言。安然的股价跌到近乎于零，许多投资者和安然公司的雇员们的希望也随之破灭，这些雇员们的大部分退休金都投资在安然股票上。安然公司的外部审计公司——全美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也因此倒下了。不久，另外一家公司——美国最大的移动电话服务提供，商世通公司(WorldCom)，也深陷财务丑闻之中。
　　在美国经济和华尔街的发展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如19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一切，这种时候需要制定新的规则来惩治这些弊端。以萨班尼斯和奥克利两位提案人命名的“萨班尼斯—奥克利”法案为财务会计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禁止会计师事务所为同一家公司同时提供审计和咨询服务。此外，股票期权必须在授予员工之际便计入公司当期费用，而不能等到期权执行时再计入公司费用，以便能使投资者更清楚地了解到公司的价值。
　　得益于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美国经济在2003年开始复苏，华尔街也迎来了一个很好的年景。2003年初，道琼斯指数只有7500点，但是年底却再次收于10000点之上，同样，纳斯达克也艰难地爬升到了2000点，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人相信它能再次回到泡沫时的高位。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华尔街的历史是一部经历无数灾难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以防灾难再次发生的历史。从童年开始，华尔街就经历了恐慌、战争、火灾、骚乱、恐怖主义和无数的其他磨难，每一次，华尔街都度过了危机。
　　在华尔街这几年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从三次严重的打击中复苏过来——网络股的破灭和经济衰退、“9·11”事件和2002年的公司丑闻。华尔街从这些危机之中迅速恢复过来，充分反映了其作为世界主要资本市场和全球金融体系中心的强大的生命力。华尔街不负众望。
　　同样，不管在未来会面临怎样的新的挑战，相信华尔街也将能战胜它们。
　　或许，只要这个世界有人需要资本，而又有人能提供这些资本，在曼哈顿岛南端的这个伟大的金融市场就不会消失，会有无数的人们来到这里，辛勤地买低卖高，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将手里的资金投入到股市，去参与这场伟大的博弈，并在游戏规则内不断追逐他们各自的利益，人类不停地推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富足，更加丰富多彩。
　　
　　评 论
　　
　　金融市场上的决战
　　文/梅建平
　　
　　一直以来，世界上众多经济专家或史学者经常苦苦思索着一个疑问：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大不列颠和日本会先后战胜满清中国？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经济史专家麦迪逊估计，按当时可比价格计算，大清国的GDP分别为英国的4倍和日本的5倍。如此悬殊的国力对比，到底是何原因使两个入侵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
　　诘于此问，中外史家众说纷纭。结论多不外为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入侵帝国的坚船利炮。这虽然不失为主要原因，却仍显笼统和肤浅。
　　近代史中，两国逐战，孰胜孰败取决于将士之勇，更取决于对手之间的经济财力，比的是双方国防经费。然由此而论，按当时的比例数字，为什么国力数倍于英、日的满清却惨败而归呢？
　　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回避和显而易见的。按当时入侵国和满清的GDP实力比较，英日显然弱一筹；但是，他们集资融资的能力却不是满清国可比拟的。在筹集国防经费方面，两国拥有的正是清朝所欠缺的现代工具——资本市场。
　　从现代政府财政来源的角度看，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渠道十分有限，不外是苛捐杂税，乃至非常时期的卖官鬻爵。由于朝廷上下，官员贪婪腐败，常常中央政府一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经层层盘剥累加之后，到了百姓头上就变成了三两的赋税。因政府集资手段原始，效益低下，故不仅民负重大痛苦不堪，且政府军事财力也十分匮乏。再反观英日两国，其不但有较为有效的税收渠道，更有非常制度化、便利的金融手段——向资本市场发放国债，直接向百姓借钱。
　　可叹巍巍清政府，在打仗的节骨眼上却拿不出钱来！
　　以史为鉴，落后就要挨打。吃一堑长一智，中国人民终于认识了金融市场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历史伟人邓小平的亲自推动下，中国在1990年重新建立了证券市场。
　　任何新事物在新生的环境中，总不会恣意平坦地生长扩展。中国的证券市场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集资、融资、投资等各个环节上，还不尽如人意，显现出许多新兴市场的共同弱点：盲目、无序、充满投机性，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起到有效分配和利用社会资本的作用。
　　怎样正确地看待和发展这个新兴的市场，鉴史论今，祁斌先生精译的《伟大的博弈》一书，娓娓道来，向读者展开了极富现实意义的美国金融市场发展史的画卷。整篇通俗流畅、一气呵成，充满真知灼见。纵观其两三百年的发展史，证券市场既是一个物欲横流、鱼龙混杂的场所，又是一处汇集智慧、永远创新的地方；它时时投机充盈，刻刻险情迭出、危机四伏，但永远集聚商机，洋溢活力，充满挑战性。
　　15年与200年，中美两国资本市场各自的发展和成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证券市场尚处于汲养料、长身体的时期，需要我们少苛求、多爱护、积极引导，让我们共同促进它的壮大与成熟。
　　
　　（美国纽约大学金融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