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年前的“读书无用论”的反拨,导致了人们后来对知识、学历的格外重视,衍生出了“身份”教育,而后者的发展,又直接导致了今天的“新读书无用论”。
　　
　　据媒体披露,虽然目前每年有超过100多万的学生无法就业,但是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中国大学生不是过多而是太少。
　　大学生就业困难与高等教育规模膨胀(只是扩招速度降低而已)为何得以并行?分析其原因,笔者发现,我国的教育,长期以来,其实是以“身份”教育为理念和核心,改变受教育者的“身份”成为教育贯穿始终的目的。提供更多的“身份转变”机会成为教育发展的动力,违背了教育促使人全面发展的本质意义,违背了教育发展必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基本规律。
　　多年来,教育给受教育者最大的回报,就是受教育者的“身份”改变,而且,这种观念被教育者反复强化。几乎从幼儿园开始,学生们便明了自己的学习任务是考上大学成为大学生(或者名校大学生)。于是,“大学生”这一身份便成为一代代孩子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其实,“身份”的改变之所以可以作为教育对受教育者的回报,显然与我们的“身份社会”有关。多年来,我们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其实也不是针对能力与素质,而是人才身份的需求,以学历为标准来取才就是其典型表现。我国教育快速突进硕士、博士教育,也与身份渴求密切相关。一些用人单位很多时候不是需求真正具有博士、硕士能力与素质的人,而是需要这种“身份”装点门面,提高档次。
　　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上曾出现过一股“读书无用”的风潮(其历史渊源更早),那时,“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知识分子的待遇普遍较低。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整个社会开始倡导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在此背景下,伴随着学历被逐渐强化,人才的“身份”被逐渐强化。
　　在这样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中,人们接受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完善自己的人格,而是通过学习改变 “身份”——对于农村学生来说,首当其冲的是跳出农门,对于城市学生来说,则是获得学历——通过“身份”的改变获得相应的工作。而领导干部、企业老板们纷纷报名攻读大学硕士、博士却很少真正去上课读书,只为混出一张文凭来,则更突出了教育的“身份”效应。
　　这样的教育,必然导致三种结果,一是高等教育不顾质量的发展,追求提供给更多受教育者转变身份的机会。之所以高等教育扩招首先选择普通高等教育而非高等职业教育,就是因为不少教育者清楚地看到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身份”的要求量远远高出高职生“身份”的需求量,要加快培养步伐,于是诞生了众多博士点、硕士点;二是受教育者在乎自身身份的转变超过在乎个人能力与素质的提高,他们以“身份”去对应社会相应的工作,这使我们整个社会劳动等级观念更为顽固。之所以部属院校的免费师范生会不愿意从事农村教育,是因为他们认为从事这样的工作与他们的身份不符;三是一些自感无法通过教育改变“身份”的受教育者,则会主动放弃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努力。之所以免费教育也无法挡住学生辍学的脚步,就是因为这些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觉得再多接受几年教育,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还不如早一点打工挣钱。
　　而在笔者看来,“身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不可能让所有受教育者改变身份。这种受教育者付出很大的代价(过高的学费开支)转变“身份”而找不到工作,以及一些受教育者因为身份无法转变而放弃教育的现实,则导致了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抬头。
　　因此,对20年前的“读书无用论”的反拨,导致了人们后来对知识、学历的格外重视,衍生出了“身份”教育,而后者的发展,又直接导致了今天的“新读书无用论”。这是一次何等幽默的循环?若想改变这种状态,笔者认为应该思考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在于完善人格,促进人能力与素质的提高。否则,我们将无法破解当前的教育难题,更无法实现教育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