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17岁的尹佳楠和父亲尹清电，相隔三年，患甲状腺髓样瘤，两个人是基因遗传。父女同癌，患者年龄之低，病情之凶险，极为罕见。家境贫寒，生命崖边，尹佳楠这株曾经的向日葵已摇摇欲坠。为了让女儿活下去，父亲藏匿在茫茫人海。而昔日依靠阳光照耀的向日葵，也终于懂得了光芒的内涵……
　　以下是尹佳楠的自述——

倾斜的向日葵，我和爸爸同患一种癌

　　我叫尹佳楠，小名葵葵，17岁，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爸爸尹清电是一名吊车司机，常年在外奔波。妈妈王金钠是一名家庭妇女。爸爸年轻时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曾考取了市里最好的高中，因为实在没钱供他，奶奶又生病，才不得不辍学打工。他酷爱文学，一边从事繁重的工作，一边坚持诗歌、散文等文学写作，为此，他没少受奚落。可是，我却因此非常崇拜爸爸。每天放学回家，坐在他的身边，听他铿锵有力地朗读诗歌新作，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
　　“从今天起/做一株美丽的向日葵/阳光洒下/四周都是勇敢/笑脸洋溢枝头/从明天起，做一株幸福的向日葵/月光流淌/田间都是流萤/还有红红的河……”
　　爸爸的这首诗，就叫做《致葵葵》，他是专门为我而写。我骄傲听着，跟着读，第二天再骄傲地朗读给同学听。作为家中的独女，我宠溺满满，自在快乐，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是一棵幸福的向日葵。
　　在我6岁那年，弟弟尹飞扬出生了，全家人都很开心，唯独我觉得所有的幸福感都烟消云散了。爸妈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在了弟弟身上，爸爸的诗，也开始为弟弟而做，他抱着弟弟，一遍遍喊我：“葵葵，给弟弟念首诗！”我听话地顺从，眼里总是掩饰不住失落。没有人注意到这些，甚至我念出了眼泪，爸爸也只顾举着弟弟的小手鼓掌：“扬扬，快长大，就能和姐姐一起念诗了。”我总是走到没人的地方，擦去眼泪：爸妈有了弟弟，就只爱他，不爱我了。
　　从那以后，我变得叛逆而任性。爸妈给弟弟买的玩具，即使我并不喜欢，我也一定要抢。为此，爸爸没少打我。他的责罚，让我更加不顾一切地和弟弟作对，这让他们焦头烂额，但又无可奈何。
　　这任性的幸福，在2010年被病魔击成了碎片。
　　2010年3月，爸爸无意间发现自己的脖子上有个硬结，不痛不痒，服用消炎药后，肿块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不断长大。两个月后，他在医院被确诊为甲状腺髓样癌。医生说甲状腺癌非常凶险，由于周围布满了淋巴结，得不到及时控制，癌细胞会迅速转移。这些知识和爸爸的病，当时只有12岁的我根本无法得知，直到3年后，我也被同样的病魔击中，他们才如实告诉了我，我也才了解了爸爸经历的惊涛骇浪。
　　在确诊病情后的第二个月，爸爸在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做了甲状腺全切除手术，紧接着开始了痛苦的化疗。因常年在外，他肠胃本来就不好，三个疗程的化疗下来，他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体重由原来的140斤暴瘦到了100斤。这一番折腾，我爸妈省吃俭用，积攒下的积蓄已全部花光，还欠了10万元外债。
　　当时我正在南阳石油中学读初一，妈妈要照顾爸爸，我只得去住校。怕我知道分心，爸爸的病情没有人告诉我。初一的女孩已懂得爱美，周围的小伙伴们经常到商店买漂亮衣服、发卡等饰品，我非常羡慕，可回到家跟爸妈要钱，他们却只肯给生活费。我并不知道连那点钱，也是借的。我越发认为他们是偏心，让我的青春在周围女孩的对比下，黯淡无光。于是我越发叛逆，早恋，上课睡觉，成绩大幅下滑。
　　老师忍无可忍，找到家里。那时，爸爸已化疗结束，回到家休养。我趴在门缝偷听老师和他的谈话，听到爸爸用哀求的口气求老师不要生气，说会和我好好聊聊，保证不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等老师走后，爸爸把我叫进来，我以为他会打我，然而，他抬了抬手，却又颓然放下，脸涨得通红：“闺女，你得好好学习，爸妈在这方面帮不上你什么。”这种千篇一律的说教我早就听腻了，我一脸无所谓：“还有弟弟呢，你们就指望着他成才吧！”爸爸居然没有再说我什么，任由我走开了。其实，那段时间，妈妈每天早晚都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到火车站拉客，每拉到一个客人可以赚4块钱，一天能跑10几趟。其余时间，她还到一家家具店当导购，深夜回来还要给爸爸和弟弟准备第二天的吃喝。爸爸身体刚刚恢复一些，他早晨天不亮就出去，晚上披星戴月回来，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绝症患者。他一再对妈妈说：“娃们都要上学，咱得抓紧把债还上，不能让他们在外面抬不起头来。”
　　在爸妈谎言铺就的“正常”里，2013年3月，我刚过了15岁的生日。一天，我在照镜子时，无意中发现自己的脖子上长出一个黄豆粒大小的疙瘩。妈妈非常紧张，马上带我到医院做了检查。三天后，穿刺结果显示：我得了甲状腺髓样癌。妈妈一听顿时泪流满面。我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情绪崩溃，彻底绝望了。爸爸拿着化验单，更是难以置信，他蹲在医院的走廊里，嘴里喃喃自语：“咋会这样呢？”那天，他嚎啕大哭的声响，比病魔的声音更大，更令人绝望。

生命的劫难纷纷而至，人海中一个藏匿的老爸

　　万幸的是我暂时还只是原位癌，没有发现转移的迹象，医生建议尽快做手术切除甲状腺。家里的外债还没还完，爸爸在亲友处再也借不到钱，最后，他不得不找到邻县一个放高利贷的人，把我家的二层房子抵押出去，借到了5万多元救命钱。
　　为了给我最好的治疗，第二天，爸爸背着大包小包的日用品和衣物，带我去了郑州。2013年4月5日，我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签完术前风险告知书，爸爸紧紧抓住我的手：“别怕，爹娘在外面等你呢！”我那时依旧不知道父亲也得了同样的绝症，更不知道一个癌症父亲怀着怎样的心情，把怀着同样绝症的女儿送进手术室。 　　就在爸爸以为我已度过了第一次生死劫时，三天后的PET CT检查发现，我甲状腺处的肿瘤并没有彻底清除，第一次手术失败了。不得已，爸爸又回家筹措了5万元钱，一个月后，医院从天津请来肿瘤专家主刀手术，又为我两次进行了甲状腺右边全切和颈部淋巴结清扫手术。之后，我又进行了几个疗程的化疗，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回到南阳后，我马上返回学校上课，并克服重重困难，考入了石油中学高中部。
　　日子平静地过了一年多。2014年7月，爸爸突然全身浮肿，去医院检查，发现他的癌细胞已转移双肺部。他马上又带我进行了复查，结果显示我的癌细胞也已零星转至肝脏。这一次，我们父女俩同时住进了河南省肿瘤医院的病房。此时，爸爸的病情再也隐瞒不住，他们这才告诉了我。我难以置信。患病以来，病痛的折磨已让我变得越来越敏感，暴躁，我甚至很少和父亲说话。他为我做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然而，我却怎么也没想到，爸爸自己同样行走在悬崖边上。同在病魔的嘴边挣扎，我懂得了爸爸：他只想让我做一棵快乐无忧的向日葵，他宁愿我忤逆，也尽可能地让生命的寒冬晚一点，再晚一点覆盖在我的心上。那一刻，我内心的坚冰瞬间融化。
　　医生特意给我和爸爸安排了两张相邻的病床。主治医生陈晓红教授鉴于我们情况太罕见，特意给我们做了基因检测，结果我和爸爸的病都属于血液C618R基因突变，也就是说，我的病是遗传自他。那一刻，没等陈教授说完，爸爸就默默转身走开了。半夜，我被爸爸的梦话惊醒，他在睡梦中一直高呼：“我把闺女害惨了。”那一夜，我再也没有睡着。
　　几天后，专家给我们父女俩做了专家会诊，最终确定我的转移点较少，先为我实施氩氦刀切除术，费用为3万元。然而，就是这3万元，家里却再也拿不出来了。在我苦等救命钱时，爸爸每天早晨都会外出几个小时。半个月后，他拿出了5000元钱，交给了妈妈。妈妈问他钱哪里来的，他闷声说了句：“这你就不用管了。”几天后，我用这笔钱，加上新农合报销出的一部分药费，顺利做了氩氦刀手术。不久，我无意中从一个病友哪里得知，爸爸每天一大清早先喝一大瓶盐水稀释血液，就跑到地下血站找血头卖血。直到血头看他的身体实在太弱了，连走路都气喘吁吁，才把他赶了出来。我顿时泪流满面，我痛恨自己因为无知自私造就的隔阂，我必须要为爸爸做点什么了。
　　这时，因为实在没钱，爸爸为自己办理了出院手续。于是，我也倔强地拔掉了化疗的针头，不吃不喝，抗拒一切治疗。不管周围的人和医生怎样劝我，我都执意要立刻出院：“除非爸爸和我一起治疗。”那是我第一次为亲人考虑，我怕自己会拖垮全家。我摔东西，把饭菜扣在地上，把150块钱一片的药一口吐进垃圾桶……我想用自己的方式，逼爸爸重新开始治病。
　　然而，我的决绝换回的，是爸爸更固执的逃离。2015年1月15日一早，爸爸不见了。在我的枕头下，有一张爸爸的留言条：“闺女，向日葵不是只有在阳光下才能生长，她能汲取一切光亮。你一定要听你妈和医生的话，好好治病。否则，爸爸就再也不回来了。”之后，爸爸的手机关机了，发短信也从来不回。
　　我们全家急疯了，生怕爸爸会想不开做傻事。我们找遍了所有爸爸可能去的地方，都一无所获。一个月后，妈妈突然收到了一张来自杭州的5000元汇款单，我当时刚好幸运地申请到了中华儿慈会的捐款救助项目，开始我以为是哪位好心人的捐款，可从那以后，每隔半个月左右，妈妈都会收到来自杭州的2000——3000不等的汇款。直觉告诉我，这一张张汇款单是爸爸寄的。我不知道爸爸身体已孱弱到那样的程度，他如何赚钱，我能想象到的，只有爸爸在卖血，卖血。
　　我决定把爸爸找回来。2015年4月15日，我向一个同学的妈妈借了700块钱，给妈妈留了一张“我要出去找爸爸”的字条，拿着父亲汇款单上的地址，坐上了从郑州到杭州的火车。我想按照汇款单上的邮戳找到父亲，我不能让他继续在外漂泊。如果他回来，我会告诉他，向日葵必须和阳光在一起，才能茁壮成长，我再也不会任性，再也不会退缩，我要和爸爸一起携手闯过所有的阴霾。

让我们一起活下去，这是向日葵的灿烂反哺

　　然而，当我赶赴杭州时，才发现爸爸的汇款地址是假的。初到杭州，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去大城市，根本找不到北，经常坐错公交车，当我好不容易找到爸爸地址上的工地时，我已经虚弱到走路都踉踉跄跄了。我咬着牙，拿着父亲的照片在附近的工地打听，然而，一无所获。晚上，我又在小旅馆里手写了很多份寻人启事，送给社区里的大妈，让他们帮我留意。我还通过一些在杭州街头散发传单的志愿者，把寻找爸爸的信息让他们发在微信上，希望能传播到爸爸那里。
　　然而，爸爸依旧毫无音讯。一周后，我身上的钱快花光了，我不得不坐上回程的火车，我不得不回了家。几天不见，妈妈瘦得脱了相。她看到我进门，抬头想打我：“你们爷俩是想急死我吗？”
　　“妈，你放心，从今天起，我会全力治疗。等我好了，爸爸就会回来了。”这是我用生命读懂的父爱。
　　就这样，一张张生命汇款，让我瞬间长大。我开始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接受更残酷的化疗。每当我支撑不下去时，我就告诉自己：“向日葵除了心向阳光，她还在静静储备太阳，以及一切的光芒，集聚成最灿烂的笑，照亮周遭的黑暗。这是她对阳光的反哺。”就这样，也许是意志起了决定性作用，也许是医生的方案得当，三个月后，我的病情奇迹般地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可以回学校上课了。我把这一切，通过微信，每天向爸爸“汇报”着。我知道，爸爸的手机虽然拨打时永远关机，但总有一个时刻，他会打开，查看着我的点滴。
　　2015年9月，妈妈突然接到了一个浙江金华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是爸爸的同事，让我们赶紧去接他。第二天，我和妈妈赶到千里之外的金华，在一个建筑工地的临时板房里，我看到了消失大半年的父亲。他正躺在床上昏睡，骨瘦如柴，眼窝深陷。我疯了一般扑到他身上抱住他，拉着他的手轻声唤他，他缓缓睁开眼睛，看着我们母女俩：“爹好着呢，不哭，不哭。” 　　那天下午，通过爸爸工友和他自己的讲述，我终于知道了他这大半年的经历：离家出走后，他辗转在杭州、金华一带的建筑工地打工，父亲以前是吊车司机，本可以找个当司机的活计，轻松一些，可是司机的工种工资都是年底才结清，他为了每个月都能拿到钱，只有做最辛苦的搬砖工和水泥工，这样工资就可以日结。而每攒够2000元钱，他就到附近的邮局给我们寄回来。每天十二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工地的清汤寡水，致使营养跟不上，爸爸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在深夜剧烈咳嗽，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就整夜整夜地坐着到天亮。别人一个白天就能搞完的工作量，他经常加班干到晚上十点多才能完成。而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爸爸还是每天写诗，给工友们朗诵诗歌，是他每晚的保留节目，他朗诵的最多的，就是他为我写的《致葵葵》。
　　终于有一天，爸爸晕倒在工地上，在他贴身的口袋里，工友们发现了一张写着妈妈电话号码的字条，才联系了我们。而在整理爸爸的东西时，我发现了爸爸的一本诗集，只是这本诗集记录的，已不是附庸风雅的诗句，上面用诗歌的语言，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每个月的收支情况。
　　“支出/是什么？/卫生纸1.5元/牙膏2元/榨菜3元/这是生活的狰狞气息/5536元/已是生命全部/邮寄6019吧/手续费10元/很漂亮的暂停键……”
　　而在他记录的另一本日记里，却是写给我的诗：
　　“没用/是一个父亲的懦弱/向日葵/含苞/正是阳光下的黑子/是谁在摇曳/遗传是最可怕的腰鼓/我愿化身为一盏白炽/代替阳光/代替月亮/只为把葵的花蕊点亮……”
　　我的泪水瞬间决堤，在那样一个偌大的城市里，父亲每个月用在自己身上的开销只有6块5毛钱，但他在厄运面前，却一直在用生命的余光照耀着我，照耀着生活的阴暗和艰难。
　　我和妈妈带着爸爸返回了南阳。而我们父女同时患癌，爸爸为我隐身藏匿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我的母校。南阳油田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父女俩捐款6万余元，河南宇通客车总公司给我们捐款5万余元，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加入到了救助我和爸爸的行列中。
　　2015年10月，我和妈妈把爸爸送到北京同仁医院。令专家们惊讶的是，虽然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爸爸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的病情并没有进一步扩散，如果能治疗得当，完全可以和我一样，恢复正常的生活。对爸爸的经历，专家们只能用奇迹来评价。
　　守护着爸爸，我和妈妈一人拉着他的一只手。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
　　因为妈妈要照顾弟弟，为了让爸爸得到更好的治疗，我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在北京照顾他。我在他的病床旁边支起了一张行军床，每天早晨，我带着前一晚煲好的粥，一口一口地喂他吃下，然后扶着他到楼下的花园散步。像爸爸给我朗诵诗歌一样，我也写起了诗，朗诵给爸爸听。他总是笑呵呵的，挑剔着这句不好，那句一般，可他心里美着呢！在病房的阳台上，我用一个大花盆，栽下了一株青翠茁壮的向日葵。
　　编辑/朱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