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登文坛的才女凌叔华,以其创作领域的独特,风格的素淡蕴藉,颇为当时一些作家所重。及至三十年代,虽创作数量渐趋稀少,但在质量上却并未减色。从《无聊》、《心事》中对人物心理叙述技巧作了有益的尝试,到翻译自己的作品发表在英文刊物上,及至与异国的伍尔夫笔墨传香,建立起书面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观点和创作理念的交融和碰撞中创作出自传体长篇小说《古韵》。本文以《古韵》为中心,并联系其在30年代创作的两部短篇小说,试图阐释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其写作产生的影响及凌叔华的创造性选择和接受。
关键词: 凌叔华 伍尔夫 《古韵》 影响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凌叔华从创作伊始涉身时代洪流,于“问题小说”中为女性的生存困境呐喊,到专注于院落闺房内女性的心路历程的独到表现,“由于创作领域的独特,风格的素淡蕴藉,颇为当时一些作家所重视。”[1]三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女人》、《小哥儿俩》两本小说集后,凌叔华的小说创作在数量上渐趋稀少,在质量上却并未减色,《无聊》、《心事》中对人物心理叙述技巧作了有益的尝试,初露意识流端倪。三十年代末用英文写作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在五十年代由英国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并被英国读书协会评为年度最畅销的作品,为凌叔华赢得了国际声誉。在凌叔华的后期创作中,无论是写作观念还是技巧方面,弗吉尼亚·伍尔夫都对其助益良多。
本文以凌叔华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为中心,并联系其在30年代创作的两部短篇小说,试图阐释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其写作产生的影响及凌叔华的创造性的选择和接受。
初涉意识流
1934年6月23日,一篇名为《无聊》的短篇小说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主人公仍是凌叔华擅长描绘的中产阶级太太,小说基本遵循线性时间顺序,描绘了其一天的活动及其心理过程。小说从女主人如璧清早起床时写起,到下午搭上人力车打道回府,在“忙什么”的反思中戛然而止。《无聊》虽然仍像传统心理描写那样,假另一个叙述者之口来描述,但凌叔华在这里作了一种新的心理探险,也是一种新的讲述尝试。
在人物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凌叔华截取了多个接触点来引发人物内心的意识活动,予意识活动主体以自我展示的空间。比如由衣橱里一股潮腥气想到“人总有一天乖乖的躺在土里发霉,”[2]由白太太以及周围的住家陷入对于家的沉思,在置办礼物时一匹布引发了其对国民性的思考。虽然如璧的思绪时常被外部的事物打断,但在潜意识驱动下的自由联想和想象原则已初现端倪,统领着其思绪的是一种无聊的心态。
一年之后凌叔华意犹未尽,再次尝试,从《无聊》到《心事》,除了性别转换之外,也涉及一些叙述技巧的更动。时间浓缩到一个上午,人物是丧妻不久的马先生。马先生在一个周日的清早,闲暇无事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思忖着续弦之事。凌叔华继续着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叙写实验,排除了传统小说对人物心理加以整理和分析的理性化手段,让马先生的主观意识活动从王小姐,到杨小姐,从老彭妹子,涂小姐,到梁家姐妹,再到自己过世的妻子,呈现为自然行进的连续的意识之流。触发点的技巧也比《无聊》中运用地更为自然纯熟。
相对于以往多以对话来展示人物心理,凌叔华在这两篇小说中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尝试了新的手法,这些与当时文坛对伍尔夫作品的译介不无关系。作为现代主义的大师,伍尔夫的意识流短篇名作《墙上的斑点》在1928年就由叶公超翻译,刊登在新月派报刊上[3],《无聊》、《心事》中都可看出模仿《墙上的斑点》的痕迹。此外,伍尔夫的外甥朱利安·贝尔任教武汉大学结识凌叔华后,在一封1935年11月中旬给姨妈伍尔夫的信中写到凌叔华“非常推崇其作品”[4],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交往也为她打开了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人脉,成为她日后与伍尔夫建立通信关系的纽带。而在凌叔华准备与朱利安共同将其作品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英国读者时,选中的第一篇就是《无聊》,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凌叔华对伍尔夫的推崇与私淑。
徘徊于自传的边缘
凌叔华与伍尔夫的翰墨因缘始于1938年的春天,是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凌叔华随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当时被战争困扰的她读到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很有感触,当即写了一封信向伍尔夫请教自己该如何自处。伍尔夫在回信中鼓励她以工作来抵御动乱带来的困扰,写一本自传。凌叔华接受了伍尔夫的建议,开始着手《古韵》的写作。
20世纪初,“个”的思想刚刚在国人的头脑中确立,自传也作为一种现代写作形式被引进,但以这种文类来写作的作家并不多,且尝试的的多是男性。在这方面,凌叔华并无先例可循,鉴于对自传这种题材的陌生感,她在信中希望可以得到伍尔夫的指导。伍尔夫随信寄去了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在伍尔夫看来,夏洛蒂·勃朗特的人生经历或许能够让凌叔华“对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生活有一点儿了解:她们所面对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5],为同样身为女作家的叔华提供了一种书写自己生活的范例。为了找到写自传的参考,凌叔华还重读了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以及伍尔夫最新出版的《岁月》,凌叔华在信中说,这些作品启发了她。
《岁月》用编年体的方式记录了一个英国家庭的生活,但并未采用高尔斯华绥的《福赛特世家》那样的家族编年史模式,而是跃过时间的断裂带,择取了11个年头作为里程碑。凌叔华受到了这种模式的启发,《古韵》共有十八个章节,也多选择一年中的特定一天,每一个年头都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凌叔华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岁月》在模式上的这种断面截取与凌叔华以往的创作思路是相契合的,但这种跳跃性使她在自传的写作上有点拿捏不准,写到自传的某些章节时,她说“它们仍然像短篇小说,不能很好地衔接。但是,我不想写小说模样的自传”[6]。她的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各章的衔接缺乏应有的连贯性,“整个故事徘徊在小说、回忆录和自传体的不稳定的边缘上。”[7]
同时在自传的“真实性”方面,凌叔华并未全盘接受伍尔夫的建议,“写下自己的生活实录”[8]。《古韵》的情节和人物的确具有很强的自传性,但还是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在提到父亲时,凌叔华称他为丁先生,原配夫人是丁太太,这个声母上的细微变化表明,她不露声色地承认了她在整部《古韵》的人名和有关事实上,巧妙地也是故意地做了一些“手脚”,同样改动的还有父亲妾室的行次,这是一种暗示,提醒我们不应把它当成绝对的事实来看。
凌叔华大胆启用英语写自传,在当时的妇女写作中并不多见,可以说,在提高自传的地位和讲述个人生活方面,伍尔夫帮助凌叔华解放了她的早期生活,但是中国文人“温柔敦厚”的传统以及对于名声的担忧还是使得凌叔华加入了虚构的成分,以自传体小说的形式来减轻自己内心的顾虑。
来自远方的眼光
伍尔夫鼓励凌叔华用英文写作,希望这项工作“对别人也大有裨益”[9]。这里的“别人”当然是指西方读者,凌叔华对这一来自远方的眼光十分在意。
《古韵》中有三篇取自之前的作品,叔华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小说并不少,但是只选取了其中能够展示“中国情调”的几篇。在翻译时为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调整了叙述者人称,《八月节》也译名为西方读者较为熟悉的《中秋节》。在《义父义母》这一章中还借义母之口细说了中国的古乐,同时叔华还担心读者会像伍尔夫在初读时那样弄不清里面的人物关系,因此“打算列一个人物表,像俄国小说那样把它放在书的前面”[10]。凡此种种,皆以呼应伍尔夫期待看到的详尽的“生活、房舍、家俱陈设的细节”与“中国情调”[11]。
凌叔华曾表示她不喜欢赛珍珠的《大地》,觉得这部表现中国农村家庭生活小说里的人物不真实,力图向英国读者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图景。她向弗吉尼亚表白说:“如果我的书能为英国读者提供一些中国人生活的真实画面,让他们发现这些人也和所有英国人一样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通过一个东方孩子的视角向他们呈现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性方面的真实情况,我也就满足了。”[12]为了使英国读者体会到这种有趣的生活,她让故事尽量显得离奇生动或令人愉快。正如薇塔·赛克维尔·韦斯特在序言里写到的,“有些章节叙述了北京家庭纷繁懒散的日常生活,很有意思”[13],“比《天方夜谭》更吸引人”[14]。
对于凌叔华而言,在写作时,脑海中会想象一个英国的读者群,由于在那个国家没人知道自己,可以“写得比一般的书更自由”[15]。这种心理空间的换位,把作家从她自身的文化和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得以突破一些文化禁忌,并由此走向新的理解和联系。传统大家庭中女性被压抑的性,对旧有观念中男女地位的不满,成为她写作的主题。三妈与五妈的争吵厮打中,互相揭开对方的“丑事”,母亲因为只生了四个女儿和没有生育的五妈受到三妈的排挤和侮辱,而要出人头地,让人们知道女孩子可以和男孩子一样有出息的想法时时萦绕在“我”的心中。
《古韵》于1953年最终定稿时,凌叔华已年过半百,但“我”的生活经历止于23岁,再无后话,其中大部分章节是从一个孩童的视角来叙述的。对于西方读者想要了解的真实的中国,凌叔华在展示表面“皮相”时不遗余力,而对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她选择不谙世事的“我”来作为讲述者,以避开对于性爱情事的描写,把我们习以为常的眼前熟悉事物予以“陌生化”,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向人们陈述着她所看见的事物。
有一种观点认为女作家只写童年和童年经历,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这对于后来湮没于文坛的女作家或许适用,但对于凌叔华来说,这正是她采用的一种叙事策略,她说《古韵》“大多都是我的所见所闻,很少涉及我自己的想法。或许没这些对外国人来说会更有意思”[16]。如此看来,她选择了这种“看的方法”,在被来自异域的目光所注视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的契合点。
在30年代中国文坛与政治联系越来越紧密时,凌叔华的创作并未得到时人的肯定,于是她将目光转向了远方,希冀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写作空间。从《无聊》、《心事》的初步尝试,到翻译自己的作品发表在英文刊物上,再到与异国的伍尔夫笔墨传香,建立起书面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观点和创作理念的交融和碰撞中创作出《古韵》。
伍尔夫给凌叔华提供了文学、文化的一种新的参照,与她自己的标准相辅相成,凌叔华在向这位自己推崇的老师征求写作的建议时,依然是一个独立的写作主体,就如她以英语写作并未使她从属英语文化,她吸收和转化受到的影响,对中国的环境进行独特的表现。
《无聊》和《心事》的新尝试,在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中显出特立独行的光彩;以英文写作自传,于当时的文坛上,是一个大胆的实验。在中国饱受战争之苦的动荡时期,在任何“个人写作”都被视为逾矩的环境中,正是伍尔夫的不断的鼓励和温和的建议才使得凌叔华得以进行一场如此奢靡的实践,在凌叔华得知伍尔夫自沉乌斯河的消息后,一度中止了《古韵》的写作,直到十数年后才重拾旧稿,并由伍尔夫生前与丈夫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凌叔华在英文版的扉页上将此书题献给弗吉尼亚·伍尔夫,遥祭这位深深影响了她的导师。
参考文献:
[1]陈宗敏.论凌叔华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江汉论坛,1984,(2).
[2]陈学勇主编.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346页.
[3]罗婷,李爱云.伍尔夫在中国文坛的接受与影响.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5).
[4]魏淑凌.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212.
[5][8][9][11][15]杨静远.弗·伍尔夫至凌叔华的六封信.外国文学研究,1989,(3).
[6]凌叔华致弗吉尼亚·伍尔夫,1938-7-24.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科.中国眼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432.
[7]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科的中国眼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433.
[10][16]凌叔华致弗吉尼亚·伍尔夫.1938-8-4.MHP书信Ⅲ,特藏品.英国布赖顿:苏塞克斯大学.转引自魏淑凌.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231,230.
[12]凌叔华致弗吉尼亚·伍尔夫.1938-7-24.亨利·W和阿尔伯特·A·伯格搜藏的英美文学集.纽约:纽约公共图书馆.转引自魏淑凌.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230.
[13][14]凌叔华著.傅光明译.凌叔华的文与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英文版序):3,4.
关键词: 凌叔华 伍尔夫 《古韵》 影响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凌叔华从创作伊始涉身时代洪流,于“问题小说”中为女性的生存困境呐喊,到专注于院落闺房内女性的心路历程的独到表现,“由于创作领域的独特,风格的素淡蕴藉,颇为当时一些作家所重视。”[1]三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女人》、《小哥儿俩》两本小说集后,凌叔华的小说创作在数量上渐趋稀少,在质量上却并未减色,《无聊》、《心事》中对人物心理叙述技巧作了有益的尝试,初露意识流端倪。三十年代末用英文写作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在五十年代由英国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并被英国读书协会评为年度最畅销的作品,为凌叔华赢得了国际声誉。在凌叔华的后期创作中,无论是写作观念还是技巧方面,弗吉尼亚·伍尔夫都对其助益良多。
本文以凌叔华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为中心,并联系其在30年代创作的两部短篇小说,试图阐释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其写作产生的影响及凌叔华的创造性的选择和接受。
初涉意识流
1934年6月23日,一篇名为《无聊》的短篇小说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主人公仍是凌叔华擅长描绘的中产阶级太太,小说基本遵循线性时间顺序,描绘了其一天的活动及其心理过程。小说从女主人如璧清早起床时写起,到下午搭上人力车打道回府,在“忙什么”的反思中戛然而止。《无聊》虽然仍像传统心理描写那样,假另一个叙述者之口来描述,但凌叔华在这里作了一种新的心理探险,也是一种新的讲述尝试。
在人物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凌叔华截取了多个接触点来引发人物内心的意识活动,予意识活动主体以自我展示的空间。比如由衣橱里一股潮腥气想到“人总有一天乖乖的躺在土里发霉,”[2]由白太太以及周围的住家陷入对于家的沉思,在置办礼物时一匹布引发了其对国民性的思考。虽然如璧的思绪时常被外部的事物打断,但在潜意识驱动下的自由联想和想象原则已初现端倪,统领着其思绪的是一种无聊的心态。
一年之后凌叔华意犹未尽,再次尝试,从《无聊》到《心事》,除了性别转换之外,也涉及一些叙述技巧的更动。时间浓缩到一个上午,人物是丧妻不久的马先生。马先生在一个周日的清早,闲暇无事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思忖着续弦之事。凌叔华继续着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叙写实验,排除了传统小说对人物心理加以整理和分析的理性化手段,让马先生的主观意识活动从王小姐,到杨小姐,从老彭妹子,涂小姐,到梁家姐妹,再到自己过世的妻子,呈现为自然行进的连续的意识之流。触发点的技巧也比《无聊》中运用地更为自然纯熟。
相对于以往多以对话来展示人物心理,凌叔华在这两篇小说中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尝试了新的手法,这些与当时文坛对伍尔夫作品的译介不无关系。作为现代主义的大师,伍尔夫的意识流短篇名作《墙上的斑点》在1928年就由叶公超翻译,刊登在新月派报刊上[3],《无聊》、《心事》中都可看出模仿《墙上的斑点》的痕迹。此外,伍尔夫的外甥朱利安·贝尔任教武汉大学结识凌叔华后,在一封1935年11月中旬给姨妈伍尔夫的信中写到凌叔华“非常推崇其作品”[4],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交往也为她打开了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人脉,成为她日后与伍尔夫建立通信关系的纽带。而在凌叔华准备与朱利安共同将其作品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英国读者时,选中的第一篇就是《无聊》,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凌叔华对伍尔夫的推崇与私淑。
徘徊于自传的边缘
凌叔华与伍尔夫的翰墨因缘始于1938年的春天,是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凌叔华随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当时被战争困扰的她读到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很有感触,当即写了一封信向伍尔夫请教自己该如何自处。伍尔夫在回信中鼓励她以工作来抵御动乱带来的困扰,写一本自传。凌叔华接受了伍尔夫的建议,开始着手《古韵》的写作。
20世纪初,“个”的思想刚刚在国人的头脑中确立,自传也作为一种现代写作形式被引进,但以这种文类来写作的作家并不多,且尝试的的多是男性。在这方面,凌叔华并无先例可循,鉴于对自传这种题材的陌生感,她在信中希望可以得到伍尔夫的指导。伍尔夫随信寄去了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在伍尔夫看来,夏洛蒂·勃朗特的人生经历或许能够让凌叔华“对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生活有一点儿了解:她们所面对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5],为同样身为女作家的叔华提供了一种书写自己生活的范例。为了找到写自传的参考,凌叔华还重读了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以及伍尔夫最新出版的《岁月》,凌叔华在信中说,这些作品启发了她。
《岁月》用编年体的方式记录了一个英国家庭的生活,但并未采用高尔斯华绥的《福赛特世家》那样的家族编年史模式,而是跃过时间的断裂带,择取了11个年头作为里程碑。凌叔华受到了这种模式的启发,《古韵》共有十八个章节,也多选择一年中的特定一天,每一个年头都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凌叔华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岁月》在模式上的这种断面截取与凌叔华以往的创作思路是相契合的,但这种跳跃性使她在自传的写作上有点拿捏不准,写到自传的某些章节时,她说“它们仍然像短篇小说,不能很好地衔接。但是,我不想写小说模样的自传”[6]。她的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各章的衔接缺乏应有的连贯性,“整个故事徘徊在小说、回忆录和自传体的不稳定的边缘上。”[7]
同时在自传的“真实性”方面,凌叔华并未全盘接受伍尔夫的建议,“写下自己的生活实录”[8]。《古韵》的情节和人物的确具有很强的自传性,但还是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在提到父亲时,凌叔华称他为丁先生,原配夫人是丁太太,这个声母上的细微变化表明,她不露声色地承认了她在整部《古韵》的人名和有关事实上,巧妙地也是故意地做了一些“手脚”,同样改动的还有父亲妾室的行次,这是一种暗示,提醒我们不应把它当成绝对的事实来看。
凌叔华大胆启用英语写自传,在当时的妇女写作中并不多见,可以说,在提高自传的地位和讲述个人生活方面,伍尔夫帮助凌叔华解放了她的早期生活,但是中国文人“温柔敦厚”的传统以及对于名声的担忧还是使得凌叔华加入了虚构的成分,以自传体小说的形式来减轻自己内心的顾虑。
来自远方的眼光
伍尔夫鼓励凌叔华用英文写作,希望这项工作“对别人也大有裨益”[9]。这里的“别人”当然是指西方读者,凌叔华对这一来自远方的眼光十分在意。
《古韵》中有三篇取自之前的作品,叔华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小说并不少,但是只选取了其中能够展示“中国情调”的几篇。在翻译时为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调整了叙述者人称,《八月节》也译名为西方读者较为熟悉的《中秋节》。在《义父义母》这一章中还借义母之口细说了中国的古乐,同时叔华还担心读者会像伍尔夫在初读时那样弄不清里面的人物关系,因此“打算列一个人物表,像俄国小说那样把它放在书的前面”[10]。凡此种种,皆以呼应伍尔夫期待看到的详尽的“生活、房舍、家俱陈设的细节”与“中国情调”[11]。
凌叔华曾表示她不喜欢赛珍珠的《大地》,觉得这部表现中国农村家庭生活小说里的人物不真实,力图向英国读者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图景。她向弗吉尼亚表白说:“如果我的书能为英国读者提供一些中国人生活的真实画面,让他们发现这些人也和所有英国人一样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通过一个东方孩子的视角向他们呈现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性方面的真实情况,我也就满足了。”[12]为了使英国读者体会到这种有趣的生活,她让故事尽量显得离奇生动或令人愉快。正如薇塔·赛克维尔·韦斯特在序言里写到的,“有些章节叙述了北京家庭纷繁懒散的日常生活,很有意思”[13],“比《天方夜谭》更吸引人”[14]。
对于凌叔华而言,在写作时,脑海中会想象一个英国的读者群,由于在那个国家没人知道自己,可以“写得比一般的书更自由”[15]。这种心理空间的换位,把作家从她自身的文化和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得以突破一些文化禁忌,并由此走向新的理解和联系。传统大家庭中女性被压抑的性,对旧有观念中男女地位的不满,成为她写作的主题。三妈与五妈的争吵厮打中,互相揭开对方的“丑事”,母亲因为只生了四个女儿和没有生育的五妈受到三妈的排挤和侮辱,而要出人头地,让人们知道女孩子可以和男孩子一样有出息的想法时时萦绕在“我”的心中。
《古韵》于1953年最终定稿时,凌叔华已年过半百,但“我”的生活经历止于23岁,再无后话,其中大部分章节是从一个孩童的视角来叙述的。对于西方读者想要了解的真实的中国,凌叔华在展示表面“皮相”时不遗余力,而对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她选择不谙世事的“我”来作为讲述者,以避开对于性爱情事的描写,把我们习以为常的眼前熟悉事物予以“陌生化”,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向人们陈述着她所看见的事物。
有一种观点认为女作家只写童年和童年经历,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这对于后来湮没于文坛的女作家或许适用,但对于凌叔华来说,这正是她采用的一种叙事策略,她说《古韵》“大多都是我的所见所闻,很少涉及我自己的想法。或许没这些对外国人来说会更有意思”[16]。如此看来,她选择了这种“看的方法”,在被来自异域的目光所注视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的契合点。
在30年代中国文坛与政治联系越来越紧密时,凌叔华的创作并未得到时人的肯定,于是她将目光转向了远方,希冀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写作空间。从《无聊》、《心事》的初步尝试,到翻译自己的作品发表在英文刊物上,再到与异国的伍尔夫笔墨传香,建立起书面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观点和创作理念的交融和碰撞中创作出《古韵》。
伍尔夫给凌叔华提供了文学、文化的一种新的参照,与她自己的标准相辅相成,凌叔华在向这位自己推崇的老师征求写作的建议时,依然是一个独立的写作主体,就如她以英语写作并未使她从属英语文化,她吸收和转化受到的影响,对中国的环境进行独特的表现。
《无聊》和《心事》的新尝试,在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中显出特立独行的光彩;以英文写作自传,于当时的文坛上,是一个大胆的实验。在中国饱受战争之苦的动荡时期,在任何“个人写作”都被视为逾矩的环境中,正是伍尔夫的不断的鼓励和温和的建议才使得凌叔华得以进行一场如此奢靡的实践,在凌叔华得知伍尔夫自沉乌斯河的消息后,一度中止了《古韵》的写作,直到十数年后才重拾旧稿,并由伍尔夫生前与丈夫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凌叔华在英文版的扉页上将此书题献给弗吉尼亚·伍尔夫,遥祭这位深深影响了她的导师。
参考文献:
[1]陈宗敏.论凌叔华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江汉论坛,1984,(2).
[2]陈学勇主编.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346页.
[3]罗婷,李爱云.伍尔夫在中国文坛的接受与影响.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5).
[4]魏淑凌.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212.
[5][8][9][11][15]杨静远.弗·伍尔夫至凌叔华的六封信.外国文学研究,1989,(3).
[6]凌叔华致弗吉尼亚·伍尔夫,1938-7-24.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科.中国眼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432.
[7]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科的中国眼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433.
[10][16]凌叔华致弗吉尼亚·伍尔夫.1938-8-4.MHP书信Ⅲ,特藏品.英国布赖顿:苏塞克斯大学.转引自魏淑凌.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231,230.
[12]凌叔华致弗吉尼亚·伍尔夫.1938-7-24.亨利·W和阿尔伯特·A·伯格搜藏的英美文学集.纽约:纽约公共图书馆.转引自魏淑凌.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230.
[13][14]凌叔华著.傅光明译.凌叔华的文与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英文版序):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