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虽不言，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2019年4月15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四川省文化和旅游新版宣传口号为“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其中，“三”指的是神秘的三星堆遗址，它在这个春天再次将世人的目光聚集起来，大批新出土文物无声地复述着来自远古的记忆，展现着古蜀文明的魅力，彰显着四川的文化自信。

考古发现为文化自信提供支撑

　　古蜀文明是天府文化的根脉所在，但长期以来一直遮掩在晦涩简略的古文献中，难见其真容。传说中，位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柏灌）、鱼凫、开明。是时人荫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常璩又在《华阳国志》中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这些记述，都极其简略。
　　“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在古人的记载中，除了对蚕丛有“其目纵”的描述，柏灌、鱼凫都只有其名。尽管在后世的演绎中，巴蜀这片土地似乎一一见证了蚕丛始称王、柏灌继位、鱼凫兴邦重渔猎、杜宇发展农耕、开明王朝治理水患拓展疆域的灿烂时代，但囿于文献和实证的缺失，古蜀文明充满了浓郁的神话色彩，被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对其真实性，人们素来众说纷纭。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与史料相互印证，为四川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支撑。
　　“1986年三星堆1号坑、2号坑的发掘，让我们看到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2001年以来，金沙遗址的发掘则进一步揭示了商周时期古蜀国繁荣的历史文化，也展现了成都地区早期城市文明演进发展的根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剑华认为，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人们对古蜀国的神秘面貌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
　　此外，成都羊子山遗址、十二桥商周遗址、宝墩文化多座早期古城遗址群等考古发现，也证明成都平原早已形成巨大的中心聚落，并孕育着厚重的文明。
　　在黄剑华看来，这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既证明古蜀国并非子虚乌有，古蜀文明灿烂辉煌，也证明了天府文化有着同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域一样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文化”。而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造型艺术魅力，堪称世界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极大地提高了四川的文化自信。

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域特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蜀文化首席专家谭继和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古蜀文明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作为代表的文化象征符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中华广域文化共同体是由各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共同体组成的，而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青铜文明时期的代表，对中华广域文化共同体而言是独具特色的，对中华文化做出了特殊贡献。
　　“中华文明最灿烂的时期之一就是青铜文明时期，三星堆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亮点。这次发掘的成果更证明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很早就交融在一起，不是有些人讲的‘我们独立于华夏文明之外’。”
　　“区域文化有各自的特点，而三星堆揭示的文化内涵是百科全书式的。”黄剑华认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地域文化是四川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早期古蜀国的社会结构、政权模式以及礼仪习俗与中原王朝有着明显区别，蜀人形象思维发达，创造出的艺术造型与其他地区风格迥异，正是文化特色的体现。
　　但蜀人并不因盆地地形而封闭。相反，根据这些年的考古成果可以发现，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在经济与文化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和互相影响。谭继和表示，三星堆这次考古发掘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中华文明具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具体而言，龙凤崇拜是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这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上都有一定的体现。谭继和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有中原龙的形象，其特征是头部巨大、形象庄严，同时也有古蜀地方特色的龙元素——羊头龙。
　　“古蜀人部分来自古羌，古羌作为牧羊民族，有着崇羊信仰。三星堆出土的羊头龙是古蜀独有的。”这样的地域特色在别的文化上也有所体现，比如红山文化中的龙元素也独具特色，以玉猪龙为代表。
　　“实际上，这些年四川考古发现的很多玉器既受殷墟影响又受良渚文化影响。金沙的玉琮就与良渚有密切关系。另外，此次三星堆发掘中出土的大量玉器也有不少带有中原文明的印记。”谭继和介绍道。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古蜀文明吸纳了很多外来的文化因素，但黄剑华认为，“古蜀文明自身的地域特色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三星堆1号坑、2号坑出土的文物中，既有蕴含浓郁古蜀文化的青铜面具、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也有青铜礼器中的尊、罍以及玉石器中的璧、璋、戈等形制，反映了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和融合。

增强文化自信还大有文章可做

　　吸纳其他文化并不意味着消减自身的文化。秦并巴蜀之后，对蜀地采取了很多加强统治的措施，进一步加速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但蜀文化在政治一统和文化快速融合的进程中，依然保留了很多自己的文化特色。对此，谭继和也表示，中原文明重礼器、重礼制，大量出土文物证明了古蜀文明接受了中原的礼文化，但同时又创造了古代蜀人重神器、重神人、重仙人的仙文化。
　　在现有考古成果基础上，古蜀文明呈现出鲜明的神秘性，这让不少人“脑洞大开”，产生各种联想。黄剑华认为，在发达的形象思维下，蜀人创造出青铜纵目面具等“奇异”的物品其实很正常，随意揣测古蜀文明为外来文明，甚至说是外星文明是不对的。
　　谭继和始终强调，三星堆文明绝对不是从西亚、中亚来的。“很多人说，以前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金杖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权杖，这是不对的。我们的文献从未将金杖视作权杖或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这是需要区分的。”任何文明都有相通之处，但各有特点、各有理念，依据共性判断文明的起源，不仅偏颇，更是文化不自信的体现。
　　未知，不能成为否定文化自信的理由。“研究文明的起源要考虑很多的东西，需要将考古材料、文献记载等全方位地结合，进行深入研究。科学的鉴定是一个不断补充完善的过程，要一步一步来。”黄剑华向记者解释道。
　　历史文化遗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樹立文化自信的生动教材。在黄剑华看来，增强四川文化自信与全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义重大。目前，我们在学术研究、文化创意等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