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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学人无非分为两类，一是著述家，一是实干家。著述家的著述，即便是暂时被藏之名山，但他们的业绩也不会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实干家常常是作而不述，他们做过的事虽然会变成历史陈迹而益发显现出灿烂的光彩，而对作出如此贡献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则逐渐鲜为人知。徐森玉（1881—1971）就是这样的实干家学者。中国近百年文博大业，几乎都有徐森玉的参与和贡献，出于对他的学养及为人的尊敬，人们很早就称他为“森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又称他为“国宝”。作而不述，无言为大，我从与他共事者的口述、学人著述及信札中，知道他那些名垂青史的业绩，心中常泛起无尽的怀念。
支持研究的实干精神
20世纪初，中国考古发现甲骨、敦煌经卷、简牍、石经及大量墓志，为中国学术开辟了新天地。在这方面学术研究成绩卓著者当推王国维和罗振玉了。在这些发现和研究背后，则是徐森玉等实干学人。
1922年冬，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在洛阳出土，徐森玉、马叔平（衡）闻讯即西下洛阳，对石经残石进行调查，有的做成拓本，又将拓本分寄给王国维和罗振玉。
罗振玉寄徐森玉信说：说：“弟旅辽匆匆四年，无可告慰，前年撰《汉石经集录》，苦见闻之隘，蒙惠尊藏本，欣幸无已。闻贵馆尚有藏石，已托松村兄代拓，不知此外尚有新出者否，祈代为觅购，尤为感荷。”此期间，罗振玉正热衷熹平石经及魏石经研究，急需觅得石经拓本，所以屡屡致信徐森玉，请求协助支持。
对石经深入研究即是对石经残石上的残字进行识别，这种识别带有猜测性，有时需要识者的敏感。王国维、罗振玉得到徐森玉、马叔平石经残拓本之后，即着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石经》拓本释文在排印时，是根据马叔平抄录之本，罗振玉在致徐森玉信中也说：“魏石经九字残石交公赐下，想已交到。月初公赴津，求携来，至叩。前有隶书‘邱来’二字残石，是否归公尊斋？弟考之为《公羊春秋经》襄公廿有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之残字，特以奉闻。”
罗振玉在致徐森玉另一信中写道：“承允赐元遥夫妇两志，能便中赐下，至感;果杨公则志尊鉴以为未确，能将墨本见赐，尤感。篆书残石，张君既云购，故弟未便出面，请函洛商购，不必提弟所购，为荷。价以四百元为限。洛中唐志能悉数购来，弟可期五六十石。但一切有劳倾画耳。”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罗振玉除了和徐森玉讨论石经经文残字的识别，更希望徐森玉能帮助购进更多的石经、墓志拓片，以著书见长的学者还是无法离开实干学者的筹划和帮助。
罗振玉和徐森玉的交往，不只是在石经研究，其他方面也多得徐森玉在学术上对他的支持。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也多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信说：“前在京与人闲谈，言及《西清古鉴》中金文出于摹写，恨不得墨本，有徐森玉言定，可介绍拓墨。此间拓手已固定，而前途无消息，此事果能做到，亦一快也。”（罗振玉致王国维1919年9月24日信）此当为罗振玉初识徐森玉之时。1924年，溥仪出宫，罗振玉致信徐森玉表述自己的心情，信中说：“自随扈至津，即违雅教逾两月，至念至念。溯自住京华半岁，百事颓废，近甫重理故纸，然方寸尚未宁谧，日益临池勘书遣日而已。洛下近出各志，苦不得一纸。尊藏能假录示 ，最感。”
徐森老不仅是协助友人，自己在石经上也造诣颇深。《汉石经集存》是马叔平的石经研究专著，书中提到徐森玉对汉石经残字得之较多，见解亦较深，多有赞许，请徐森玉为该书题签，并亲自镌刻“汉石经斋”印相赠森老。
看淡名利的学者情怀
北京房山石经刻石的时间较长，经典的内容也较为丰富，除儒家经典，还有佛道两家经典多达1506石，对传统学术和文化有很大的意义。因年代久远，有的已经破碎，游客有时也能捡几块带回去赏玩。后来，有妄人干脆开洞取石，运到北京，送给当道要人。徐森玉得知此事，遂将刻石追回，归还房山，加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徐森玉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即重视石经残石的收藏。他说：“解放以后，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重视原石和拓本的收集工作。近年来，上海征集的后蜀广政石经宋拓毛诗残本及北京嘉祐石经宋拓珍本等都是非常难得的。”现在石经大块残石及拓本收藏最多者要数上海博物馆和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了。
2010年，陆灏等在筹划出版“海豚书馆”时，选题中就有徐森玉文章结集，由森老之子徐文堪整理。全书只有11万余字，计论文6篇、序跋5篇、回忆1篇、信札12通、诗词2首。文堪在前言中说：“不少前辈和友人曾建议我编辑他已刊未刊的文章，由于他的不连续的日记、书信、草稿和其他文字，历经抗战、文革之难，大部分已荡然无存。”这是何等无可奈何的心情。
虽然以马叔平当年为徐森玉篆刻“汉石经斋”印为此书题名《汉石经斋文存》。但书中除了《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經》一篇文章外，其他没有谈石经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写作时间，都在20世纪50年代，徐森老已经进入晚年，所以他在文章中说：“由于年岁过高，一些校刊、核对工作都假手于青年同志。”由此可知，徐森老晚年已经无意撰文了。书中的几篇重点文章都是谈碑帖的。陈麦青题为《风范：汉石经斋文存读后》，评论的是有关碑帖著述的文章，并及徐森老无言为大的风范。
1971年，徐森老与世长辞，其婿、诗人王辛笛有绝句二首吟悼，诗中有句：“万事于翁都过了，夕阳无语对秋坟。”森老骨灰葬于苏州七子山麓，此时是“落日衔山，人影在地，四顾苍茫，怆然久之，惟闻远处传来寒山寺钟声而已”。
许多学人都看淡富贵，但轻没世之名，在学人中很少人做到，而徐森老做到了。他一生顺其自然，坚守自尊，时值徐森老140岁诞辰，抄庄子数语为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作者为《文汇报》高级记者，著有《徐森玉》一书）
支持研究的实干精神
20世纪初，中国考古发现甲骨、敦煌经卷、简牍、石经及大量墓志，为中国学术开辟了新天地。在这方面学术研究成绩卓著者当推王国维和罗振玉了。在这些发现和研究背后，则是徐森玉等实干学人。
1922年冬，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在洛阳出土，徐森玉、马叔平（衡）闻讯即西下洛阳，对石经残石进行调查，有的做成拓本，又将拓本分寄给王国维和罗振玉。
罗振玉寄徐森玉信说：说：“弟旅辽匆匆四年，无可告慰，前年撰《汉石经集录》，苦见闻之隘，蒙惠尊藏本，欣幸无已。闻贵馆尚有藏石，已托松村兄代拓，不知此外尚有新出者否，祈代为觅购，尤为感荷。”此期间，罗振玉正热衷熹平石经及魏石经研究，急需觅得石经拓本，所以屡屡致信徐森玉，请求协助支持。
对石经深入研究即是对石经残石上的残字进行识别，这种识别带有猜测性，有时需要识者的敏感。王国维、罗振玉得到徐森玉、马叔平石经残拓本之后，即着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石经》拓本释文在排印时，是根据马叔平抄录之本，罗振玉在致徐森玉信中也说：“魏石经九字残石交公赐下，想已交到。月初公赴津，求携来，至叩。前有隶书‘邱来’二字残石，是否归公尊斋？弟考之为《公羊春秋经》襄公廿有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之残字，特以奉闻。”
罗振玉在致徐森玉另一信中写道：“承允赐元遥夫妇两志，能便中赐下，至感;果杨公则志尊鉴以为未确，能将墨本见赐，尤感。篆书残石，张君既云购，故弟未便出面，请函洛商购，不必提弟所购，为荷。价以四百元为限。洛中唐志能悉数购来，弟可期五六十石。但一切有劳倾画耳。”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罗振玉除了和徐森玉讨论石经经文残字的识别，更希望徐森玉能帮助购进更多的石经、墓志拓片，以著书见长的学者还是无法离开实干学者的筹划和帮助。
罗振玉和徐森玉的交往，不只是在石经研究，其他方面也多得徐森玉在学术上对他的支持。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也多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信说：“前在京与人闲谈，言及《西清古鉴》中金文出于摹写，恨不得墨本，有徐森玉言定，可介绍拓墨。此间拓手已固定，而前途无消息，此事果能做到，亦一快也。”（罗振玉致王国维1919年9月24日信）此当为罗振玉初识徐森玉之时。1924年，溥仪出宫，罗振玉致信徐森玉表述自己的心情，信中说：“自随扈至津，即违雅教逾两月，至念至念。溯自住京华半岁，百事颓废，近甫重理故纸，然方寸尚未宁谧，日益临池勘书遣日而已。洛下近出各志，苦不得一纸。尊藏能假录示 ，最感。”
徐森老不仅是协助友人，自己在石经上也造诣颇深。《汉石经集存》是马叔平的石经研究专著，书中提到徐森玉对汉石经残字得之较多，见解亦较深，多有赞许，请徐森玉为该书题签，并亲自镌刻“汉石经斋”印相赠森老。
看淡名利的学者情怀
北京房山石经刻石的时间较长，经典的内容也较为丰富，除儒家经典，还有佛道两家经典多达1506石，对传统学术和文化有很大的意义。因年代久远，有的已经破碎，游客有时也能捡几块带回去赏玩。后来，有妄人干脆开洞取石，运到北京，送给当道要人。徐森玉得知此事，遂将刻石追回，归还房山，加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徐森玉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即重视石经残石的收藏。他说：“解放以后，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重视原石和拓本的收集工作。近年来，上海征集的后蜀广政石经宋拓毛诗残本及北京嘉祐石经宋拓珍本等都是非常难得的。”现在石经大块残石及拓本收藏最多者要数上海博物馆和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了。
2010年，陆灏等在筹划出版“海豚书馆”时，选题中就有徐森玉文章结集，由森老之子徐文堪整理。全书只有11万余字，计论文6篇、序跋5篇、回忆1篇、信札12通、诗词2首。文堪在前言中说：“不少前辈和友人曾建议我编辑他已刊未刊的文章，由于他的不连续的日记、书信、草稿和其他文字，历经抗战、文革之难，大部分已荡然无存。”这是何等无可奈何的心情。
虽然以马叔平当年为徐森玉篆刻“汉石经斋”印为此书题名《汉石经斋文存》。但书中除了《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經》一篇文章外，其他没有谈石经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写作时间，都在20世纪50年代，徐森老已经进入晚年，所以他在文章中说：“由于年岁过高，一些校刊、核对工作都假手于青年同志。”由此可知，徐森老晚年已经无意撰文了。书中的几篇重点文章都是谈碑帖的。陈麦青题为《风范：汉石经斋文存读后》，评论的是有关碑帖著述的文章，并及徐森老无言为大的风范。
1971年，徐森老与世长辞，其婿、诗人王辛笛有绝句二首吟悼，诗中有句：“万事于翁都过了，夕阳无语对秋坟。”森老骨灰葬于苏州七子山麓，此时是“落日衔山，人影在地，四顾苍茫，怆然久之，惟闻远处传来寒山寺钟声而已”。
许多学人都看淡富贵，但轻没世之名，在学人中很少人做到，而徐森老做到了。他一生顺其自然，坚守自尊，时值徐森老140岁诞辰，抄庄子数语为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作者为《文汇报》高级记者，著有《徐森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