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犹太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1992年我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回到了以色列，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销，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我苦攻希伯莱语，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小摊卖春卷。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和雅戈洛，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元，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我的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当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运作——与中国的“教育从娃娃抓起”一样，犹太人始终觉得“赚钱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邻居太太说，在犹太家庭里，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接受这种犹太法则。于是，我决定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
　　就这样，我们家确立了有偿生活机制，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再无偿使用，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给我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費用的同时，我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我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自由支配。
　　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在我意料以内之外，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没有料到，以前只会黏着我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小犹太商人。他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老师授课的内容很对他们胃口，因为没有奉献精神之类的说教。
　　后来我回国任职，孩子们也跟随我一起回到了中国，在回国之前，每个孩子都购买了很多以色列的物品。回国之后，老师来找我了，她说我的孩子在校园推销以色列的商品，她建议我好好管教一下孩子。我告诉她，我无权干涉他们，这是他们赚取学费的方式——因为，我已经不再负责他们的所有学习费用。老师的眼睛顿时瞪得大大的，她理解不了像我这样月薪5000美元的母亲竟然会不给孩子学费。我请她品尝一下女儿做的在家售价2块钱一个的小点心，微笑着告诉她：“这是我的孩子在以色列生活几年以来，学会犹太法则的产物，我相信他们将来都会成为优秀的人才……”
　　回国以后，我发觉很多中国父母都活在一种左右摇摆的矛盾心态中，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大富翁，却又似乎害怕孩子过早地沉迷于金钱。这是一种典型的叶公好龙——犹太人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接孩子的出世，赚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至于教育、学习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的过程——而中国的父母，哪怕心中憧憬无比，却从来不肯挑明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