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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山文化发现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其中陶器的数量和种类十分丰富。红山文化时期的陶器表面往往施有各种精美和复杂多变的纹饰，通过对纹饰工艺的研究，可以了解红山文化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状况，以及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信仰问题以及红山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承发展和相互影响，这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红山文化;陶器;施纹工艺
一、引言
新石器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陶器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陶器的纹饰就是随着陶器的出现发展而来的。最初，纹饰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陶器表面的摩擦力，在使用陶器时防止滑落。这一时期的纹饰较为粗糙，基本无规律可循。随着制陶技术和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纹饰的装饰性超过了其实用性，各种精美和独特的纹饰被创作出来，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涵，表达着人们的信仰、审美和期望，具有一定的寓意。我国有着众多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文化，不同的文化都创造了自己独特和优美的纹饰，常见的纹饰主要可分为动物纹、漩涡纹、植物纹、人物纹和几何纹五大类，不同的纹饰体现着不同的文化面貌和地区差异。虽然不同区域的文化都有各自代表的陶器器型和纹饰，但在某些地方又有相似之处，表明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这些陶器和纹饰为我们进行陶器及其纹饰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是陶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文化之一，红山文化的陶器和纹饰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红山文化的遗存最早在1921年被发现，因其首次发现于赤峰市红山后，1955年被尹达先生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已经进入定居生活，但是采集、狩猎和农耕这三种经济生产方式是并存的，石器有磨制和打制两种。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向东到达辽宁西部，向南到达河北北部，主要的活动和分布范围在辽西地区，年代大约距今6500-5000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对于研究我国史前文明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国祥先生依据红山文化陶器形制、纹饰的演变序列以及陶器组合等文化特征，将红山文化分为为早、中、晚三期，每一期又可分为早、晚两段，{1}对应着红山文化形成、发展、繁榮三个不同的阶段。早期距今6500-6000年左右，发现的遗存较少，主要有小东山、兴隆洼等遗址;中期距今6000-5500年，红山文化的人口数量得到迅速增长，并且已经有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存的数量也显著增多，主要有蜘蛛山、红山后、魏家窝铺、白音长汗等遗址;晚期距今5500-5000年，红山文化发展进入全盛时期，有了更大规模的聚落，人口数量、生产技术等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主要遗址有牛河梁、那斯台、半拉山、东山嘴、草帽山、兴隆沟等。根据文化内涵及分布区域的不同，红山文化可划分为魏家窝铺、牛河梁——兴隆沟、那斯台三种类型，各类型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点。另外，红山文化还有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标志性建筑遗迹，发达的制陶业，以玉为礼、唯玉为葬的观念等文化特征，凸显了红山文化丰富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都成为红山文化代表性的因素，并对其他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红山文化陶器及其纹饰
红山文化陶器的类型及纹饰受到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影响，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展，相较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的陶器及其纹饰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更加丰富。陶器从使用性质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生活用陶器与祭祀用陶器。陶系可分为夹砂和泥质，类型有泥质红陶、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等，泥质和夹砂的区别主要反映在陶器所用材料和配料的不同，均为手制，方法是泥圈套接法和手捏成器法，而手捏成器法只用来做小型器物，这类小型器物表面常常施有纹饰。
红山文化陶器种类丰富多样，主要有罐、钵、碗、斜口器、瓮、壶、杯、盆、盘、盅、器盖、器座、有彩无底筒形器、塔形器等。其中陶罐的数量最多，种类及形制也最为丰富，有筒形罐（图一，1）、大口深腹罐、敞口斜腹罐等。陶罐一般形体较高大，为敞口小平底，或者器身相对较矮，底径较大，这类器物大多为夹砂陶质，烧制火候低、质地疏松。钵（图一，2）、碗（图一，3）、盆和瓮主要以泥质为主，表面磨光且质地坚硬，烧制火候也较高，作为饮食器和储藏器来使用。钵的形制可分为斜腹、折肩、敛口浅腹、敛口广肩、直口深腹几类;碗有直腹、折腹、斜腹之分;盆的数量不多，形制为敞口浅腹或直口折肩、深腹几类;瓮的体型较大，是当时主要的储藏器物，形制为敛口广肩或圆肩、弧壁、平底，多数附加双耳。无底筒形器主要发现于墓葬和祭祀遗址，因其独特的形制和出土地点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其身作筒形、首尾相通，大口、直筒、鼓腹、无底，有无彩和绘彩之分，主要立于祭祀遗址的石墙边或者与墓葬内精美的玉器组合作为随葬品，无论是用于祭祀或者陪葬都是有规律的成排放置。有关它的具体用途，学术界观点不一：张星德教授根据筒形器出土的位置、形制等，推断认为红山文化的筒形器主要用于宗教祭祀;{2}陈星灿先生同样依据筒形器的形制、出土位置等不同因素，结合民族志和文献资料，推断筒形器是红山文化先民使用的一种乐器——陶鼓。{3}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但无底筒形器只见于墓葬和祭祀遗址，不属于生活用具的观点是一致的。红山文化还有一种特别的器型——斜口器（图一，4），也称斜口缸，形制总体为箕状，腹壁斜直，小平底，口呈椭圆形，一侧高一侧渐低，有的斜口呈“心”形，有的斜口呈“门”形。有关斜口器的用途，因其在遗址中被发现的位置一般都在火堆旁或者是房屋的角落，所以被认为是取火、载火、传火的器具。
有关陶器表面纹饰的作用，总的来说有三种观点：第一，在施纹的过程中，加入一些人们的审美观念，增加器物的观赏性;第二，通过施加各种纹饰，如压印纹、附加堆纹等，可以加固器壁，增加摩擦力，在使用时不易摔碎;第三，用于宗教祭祀，将陶器纹饰装饰在器物的特殊部位上，专用于祭祀活动。红山文化陶器纹饰主要分为六种，分别是彩陶、戳印、压划、镂空、附加堆纹和压印。压划纹常施于筒形罐和斜口器的表面，其纹饰种类主要有15种，分别为凹弦纹、平行竖线纹、席纹、大斜三角折线纹、交错成组压划线纹、交叉成组压划线纹、成组压划线折线纹、散乱压划线纹、横压竖排线段纹、网格鱼纹、鳞纹、鱼龙纹、平行短斜线纹、横排人字纹以及竖排人字纹。戳印纹多为指甲状，也有圆形窝点纹、斜长窝纹以及戳压窝点纹，常施于器物的口沿器壁近口处，偶有施于器物的全身，有时又与条带状的附加堆纹组成固定的纹样。附加堆纹一般施于口沿，样式有条带、泥钉和波折状等。镂空较少见，多呈长方形、三角形、方形等，主要施加在无底瓶形器的底部或者覆豆式器盖上。彩陶数量较多，主要施于罐、钵、瓮、盆等泥质陶器上，彩陶属于红山文化时期新出现的工艺，在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均未发现，体现了红山文化制陶工艺以及施纹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原地区文化的交流。 在众多红山文化陶器纹饰中，常见一种压印之字纹，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纹饰，有的是横压竖排之字纹、有的是竖压横排之字纹，还有篦点之字纹、麻点纹等，这些纹饰中又以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之字纹为主。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可以了解到，这种压印之字纹最早出现在兴隆洼文化中期的遗存，说明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是继承自兴隆洼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些自己的特点。在已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很多遗址出土了饰有之字纹的陶器，赤峰蜘蛛山遗址出土的一件泥质灰陶罐和一件夹砂褐陶罐，之字纹施于肩部或腹部，分别为竖压横排式和横压竖排式;{4}敖汉旗三道湾子遗址出土的部分罐、碗和带流器带有之字纹，主要施于器物表面和底部;{5}赤峰西水泉遗址饰有之字纹的有深腹罐和器盖，其中有一件大口深腹罐有两种之字纹，腹部饰横压篦点之字纹，近底部饰竖压篦点之字纹;{6}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出土的陶器中饰有之字纹的主要有筒形罐、双耳罐和束颈罐;{7}凌源城子山遗址出土的饰有之字纹的器型有斜领罐和小壶;{8}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中陶器饰有之字纹的器型种类较多，有折肩盆、小口壶、筒形罐和鼓腹罐，{9}其他出土之字纹的遗址有上机房营子遗址、{10}白音长汗遗址{11}和半拉山遗址{12}等。这些发现为红山文化之字纹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实物资料，有关之字纹的研究有：王惠德先生认为红山文化的陶器纹饰以点和线为基本要素，经过变换组合形成一系列新的图案，这些图案又以之字纹为主旋律;{13}陈国庆教授对之字纹命名的历史变化进行了分析，同时总结了之字纹的施纹工具、方法及类型，并对比了不同时期和地域之字纹的差异。{14}纵观红山文化各类遗址出土的陶器及其纹饰，我们可以发现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纹饰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具有独特性和传承性。
三、陶器纹饰复原实验
根据对红山文化陶器及其纹饰的观察，同时对已有资料的查阅，了解到红山文化陶器及其纹饰具有以下显著特征：陶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是泥圈套接法和手捏成器法，纹饰以之字纹为主。结合前人的研究，我们对陶器的制作与纹饰的施加进行了实验模拟。此次实验制作陶器的方法将使用泥圈套接法和手捏成器法共同完成，纹饰则选择之字纹，有横压竖排之字纹、竖压横排之字纹和篦点之字纹三种，最终通过复原实验的结果来探究该纹饰的施加方法。由于条件有限，加上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复原陶器的施纹工艺，并非复原陶器，因而对陶器的制作与选用的材料都没有作严格的限定。实验前设计了三种有关压印之字纹制作的方法，一是使用压印的方法;二是使用刻划的方法;三是使用点压的方法。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研究，一般情况下之字纹的施加只要是片状或尖状特征就可以，材质可以是骨、蚌、石、木头等，长度大概为6-8厘米，這些工具最早在富河沟门遗址发现。{15}此次实验将选用其中的木质工具，因为木头容易取材且可塑性强，可以将其制成片状和尖状使用;陶泥选取的是可塑性较强的材质，方便陶器模型的制作;此外还需要木质垫板、木棍等辅助工具;纹饰的施加选择在陶器未干时进行。
（一）实验一：压印
实验流程：第一步是制作陶器，取一些陶泥用木棍将其压成一个圆形泥饼，作为陶器的器底，然后搓泥条进行泥圈的制作，之后将泥圈套接于器底，顺次再把其他的泥圈套接，套接好后用木质陶拍均匀拍打直至器物成形，达到加固器物使其表面光滑平整的目的;第二步施加纹饰，用木片在未干的陶器上连续横向压印，具体方法是横持工具以左右两端互为支点，从器口向下移动，制成横压竖排之字纹（图二）;最后将陶器放在阴凉的地方自然晾干。我们将实验所施之字纹与遗址出土之字纹对比观察发现，无论是从纹饰整体在陶器上的效果，还是纹饰的深浅及其样式，实验所用陶器上留下的纹饰与遗址中的陶器纹饰非常接近，由此可以推断使用片状工具压印是红山文化之字纹的施加方法之一。
（二）实验二：刻划
实验流程与实验一基本相同，但施纹的方式有所区别，此次用片状工具连续刻划。具体方法是纵持工具，以工具的上下两端为支点竖向压印，制成竖压横排之字纹（图三）。观察对比发现，本实验方法施加的纹饰与红山文化陶器上的竖压横排之字纹有一定的差别，纹饰的整体效果与红山文化陶器的竖压横排之字纹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纹饰的密集程度和长短上，红山文化陶器的竖压横排之字纹短小且密集，此次实验所得的纹饰则较长且稀疏，推断可能是施纹方式或工具的使用上有所区别，这个问题有待之后进一步研究。
（三）实验三：点压
实验流程仍然与前两次基本相同，施纹方式用尖状工具连续点压，得到篦点之字纹（图四）。对比之后得到的结论是，第三次实验所施纹饰的效果和样式与红山文化陶器中的篦点之字纹相似，最后我们可以推断点压也是施加之字纹的常用方式之一。
从三种不同施加纹饰的实验结果来看，用压印和点压两种方法所施加的之字纹与红山文化遗址中大多数陶器的之字纹形式相近，而用刻划方法施加的效果则差别很大，因此推测红山文化陶器之字纹的施纹工艺以压印和点压的方式为主，刻划的方式需进一步实验印证和探究。通过此次对不同样式之字纹的还原实验，初步了解了红山文化之字纹的一些特征，加强了对红山文化之字纹施纹工艺的理解和认识，为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其他纹饰的施纹工艺和之字纹普遍的规律奠定基础，可以更好地揭示红山文化蕴藏的内涵。另外，对比其他地区已发掘的有关之字纹的资料，我们发现之字纹的制作方法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在工具的使用和纹饰的排列方式上有一些不同，导致之字纹的样式有所不同。当然在本实验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实验中所使用的陶器，由于条件有限，只能在不规则的陶胎上施纹;使用的施纹工具，只能根据之字纹陶片上遗留的痕迹或民族志材料而设计制作，自己的施纹经验也无法与古代熟练的制陶工人相提并论，实验所施的之字纹也是最简单的直线，没有制作指甲形弧线这类复杂的样式;另外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之字纹制作的方法，同时也缺乏一些必要的考古材料。因此，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红山文化之字纹的施加方法与所用工具等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实验和研究，例如使用不同的工具施加纹饰，用显微镜更加细致地观察纹饰的纹路，进行完整的陶器及其纹饰的复原实验等。 四、结语
古代陶器及其纹饰蕴含着重要的考古信息，是考古学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文化内涵离不开对陶器及其纹饰的研究。纹饰是美术的鼻祖，是新石器时代一项重要的美术创造。研究施纹工艺可以反映红山文化先民们的审美意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古代先民的生活，真正地了解考古学;再者，施纹工艺作为陶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考察红山文化手工业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此次纹饰工艺模拟实验，我们对红山文化之字纹的主要制作方法和当时的工艺水平有了初步了解，同时也加深了对红山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手工业技术水平的认识。陶器及其纹饰也是研究文化源流的重要途径，是探索文化渊源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线索，通过对纹饰的研究，可以发现红山文化的渊源及其与其他文化的联系，为红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及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总之，这些丰富多彩的纹饰正是红山诸文化人群在生活实践中追求美、创造美的反映，是古代先民留给我们的艺术杰作，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陶器纹饰研究，对于红山文化以及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对于陶器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陶器特征或制作工艺，来确定其区系文化类型及相对的年代序列，通过揭示陶器产生、演变的过程，对比各个考古学文化陶器的特征，进而判定各个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关红山文化陶器的研究仍然以传统的方向和方法为主，对陶器施纹工艺的研究较少，为此我们需要加强红山文化陶器纹饰及相关内容的研究。
注 释：
{1}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
{2}张星德.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陈星灿.红山文化彩陶筒形器是陶鼓推考[J].北方文物，1990（01）：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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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徐光冀.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64（01）：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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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席永杰，徐子峰，韩英，雪莲.红山文化与辽河文明[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責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红山文化;陶器;施纹工艺
一、引言
新石器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陶器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陶器的纹饰就是随着陶器的出现发展而来的。最初，纹饰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陶器表面的摩擦力，在使用陶器时防止滑落。这一时期的纹饰较为粗糙，基本无规律可循。随着制陶技术和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纹饰的装饰性超过了其实用性，各种精美和独特的纹饰被创作出来，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涵，表达着人们的信仰、审美和期望，具有一定的寓意。我国有着众多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文化，不同的文化都创造了自己独特和优美的纹饰，常见的纹饰主要可分为动物纹、漩涡纹、植物纹、人物纹和几何纹五大类，不同的纹饰体现着不同的文化面貌和地区差异。虽然不同区域的文化都有各自代表的陶器器型和纹饰，但在某些地方又有相似之处，表明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这些陶器和纹饰为我们进行陶器及其纹饰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是陶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文化之一，红山文化的陶器和纹饰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红山文化的遗存最早在1921年被发现，因其首次发现于赤峰市红山后，1955年被尹达先生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已经进入定居生活，但是采集、狩猎和农耕这三种经济生产方式是并存的，石器有磨制和打制两种。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向东到达辽宁西部，向南到达河北北部，主要的活动和分布范围在辽西地区，年代大约距今6500-5000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对于研究我国史前文明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国祥先生依据红山文化陶器形制、纹饰的演变序列以及陶器组合等文化特征，将红山文化分为为早、中、晚三期，每一期又可分为早、晚两段，{1}对应着红山文化形成、发展、繁榮三个不同的阶段。早期距今6500-6000年左右，发现的遗存较少，主要有小东山、兴隆洼等遗址;中期距今6000-5500年，红山文化的人口数量得到迅速增长，并且已经有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存的数量也显著增多，主要有蜘蛛山、红山后、魏家窝铺、白音长汗等遗址;晚期距今5500-5000年，红山文化发展进入全盛时期，有了更大规模的聚落，人口数量、生产技术等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主要遗址有牛河梁、那斯台、半拉山、东山嘴、草帽山、兴隆沟等。根据文化内涵及分布区域的不同，红山文化可划分为魏家窝铺、牛河梁——兴隆沟、那斯台三种类型，各类型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点。另外，红山文化还有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标志性建筑遗迹，发达的制陶业，以玉为礼、唯玉为葬的观念等文化特征，凸显了红山文化丰富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都成为红山文化代表性的因素，并对其他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红山文化陶器及其纹饰
红山文化陶器的类型及纹饰受到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影响，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展，相较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的陶器及其纹饰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更加丰富。陶器从使用性质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生活用陶器与祭祀用陶器。陶系可分为夹砂和泥质，类型有泥质红陶、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等，泥质和夹砂的区别主要反映在陶器所用材料和配料的不同，均为手制，方法是泥圈套接法和手捏成器法，而手捏成器法只用来做小型器物，这类小型器物表面常常施有纹饰。
红山文化陶器种类丰富多样，主要有罐、钵、碗、斜口器、瓮、壶、杯、盆、盘、盅、器盖、器座、有彩无底筒形器、塔形器等。其中陶罐的数量最多，种类及形制也最为丰富，有筒形罐（图一，1）、大口深腹罐、敞口斜腹罐等。陶罐一般形体较高大，为敞口小平底，或者器身相对较矮，底径较大，这类器物大多为夹砂陶质，烧制火候低、质地疏松。钵（图一，2）、碗（图一，3）、盆和瓮主要以泥质为主，表面磨光且质地坚硬，烧制火候也较高，作为饮食器和储藏器来使用。钵的形制可分为斜腹、折肩、敛口浅腹、敛口广肩、直口深腹几类;碗有直腹、折腹、斜腹之分;盆的数量不多，形制为敞口浅腹或直口折肩、深腹几类;瓮的体型较大，是当时主要的储藏器物，形制为敛口广肩或圆肩、弧壁、平底，多数附加双耳。无底筒形器主要发现于墓葬和祭祀遗址，因其独特的形制和出土地点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其身作筒形、首尾相通，大口、直筒、鼓腹、无底，有无彩和绘彩之分，主要立于祭祀遗址的石墙边或者与墓葬内精美的玉器组合作为随葬品，无论是用于祭祀或者陪葬都是有规律的成排放置。有关它的具体用途，学术界观点不一：张星德教授根据筒形器出土的位置、形制等，推断认为红山文化的筒形器主要用于宗教祭祀;{2}陈星灿先生同样依据筒形器的形制、出土位置等不同因素，结合民族志和文献资料，推断筒形器是红山文化先民使用的一种乐器——陶鼓。{3}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但无底筒形器只见于墓葬和祭祀遗址，不属于生活用具的观点是一致的。红山文化还有一种特别的器型——斜口器（图一，4），也称斜口缸，形制总体为箕状，腹壁斜直，小平底，口呈椭圆形，一侧高一侧渐低，有的斜口呈“心”形，有的斜口呈“门”形。有关斜口器的用途，因其在遗址中被发现的位置一般都在火堆旁或者是房屋的角落，所以被认为是取火、载火、传火的器具。
有关陶器表面纹饰的作用，总的来说有三种观点：第一，在施纹的过程中，加入一些人们的审美观念，增加器物的观赏性;第二，通过施加各种纹饰，如压印纹、附加堆纹等，可以加固器壁，增加摩擦力，在使用时不易摔碎;第三，用于宗教祭祀，将陶器纹饰装饰在器物的特殊部位上，专用于祭祀活动。红山文化陶器纹饰主要分为六种，分别是彩陶、戳印、压划、镂空、附加堆纹和压印。压划纹常施于筒形罐和斜口器的表面，其纹饰种类主要有15种，分别为凹弦纹、平行竖线纹、席纹、大斜三角折线纹、交错成组压划线纹、交叉成组压划线纹、成组压划线折线纹、散乱压划线纹、横压竖排线段纹、网格鱼纹、鳞纹、鱼龙纹、平行短斜线纹、横排人字纹以及竖排人字纹。戳印纹多为指甲状，也有圆形窝点纹、斜长窝纹以及戳压窝点纹，常施于器物的口沿器壁近口处，偶有施于器物的全身，有时又与条带状的附加堆纹组成固定的纹样。附加堆纹一般施于口沿，样式有条带、泥钉和波折状等。镂空较少见，多呈长方形、三角形、方形等，主要施加在无底瓶形器的底部或者覆豆式器盖上。彩陶数量较多，主要施于罐、钵、瓮、盆等泥质陶器上，彩陶属于红山文化时期新出现的工艺，在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均未发现，体现了红山文化制陶工艺以及施纹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原地区文化的交流。 在众多红山文化陶器纹饰中，常见一种压印之字纹，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纹饰，有的是横压竖排之字纹、有的是竖压横排之字纹，还有篦点之字纹、麻点纹等，这些纹饰中又以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之字纹为主。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可以了解到，这种压印之字纹最早出现在兴隆洼文化中期的遗存，说明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是继承自兴隆洼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些自己的特点。在已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很多遗址出土了饰有之字纹的陶器，赤峰蜘蛛山遗址出土的一件泥质灰陶罐和一件夹砂褐陶罐，之字纹施于肩部或腹部，分别为竖压横排式和横压竖排式;{4}敖汉旗三道湾子遗址出土的部分罐、碗和带流器带有之字纹，主要施于器物表面和底部;{5}赤峰西水泉遗址饰有之字纹的有深腹罐和器盖，其中有一件大口深腹罐有两种之字纹，腹部饰横压篦点之字纹，近底部饰竖压篦点之字纹;{6}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出土的陶器中饰有之字纹的主要有筒形罐、双耳罐和束颈罐;{7}凌源城子山遗址出土的饰有之字纹的器型有斜领罐和小壶;{8}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中陶器饰有之字纹的器型种类较多，有折肩盆、小口壶、筒形罐和鼓腹罐，{9}其他出土之字纹的遗址有上机房营子遗址、{10}白音长汗遗址{11}和半拉山遗址{12}等。这些发现为红山文化之字纹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实物资料，有关之字纹的研究有：王惠德先生认为红山文化的陶器纹饰以点和线为基本要素，经过变换组合形成一系列新的图案，这些图案又以之字纹为主旋律;{13}陈国庆教授对之字纹命名的历史变化进行了分析，同时总结了之字纹的施纹工具、方法及类型，并对比了不同时期和地域之字纹的差异。{14}纵观红山文化各类遗址出土的陶器及其纹饰，我们可以发现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纹饰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具有独特性和传承性。
三、陶器纹饰复原实验
根据对红山文化陶器及其纹饰的观察，同时对已有资料的查阅，了解到红山文化陶器及其纹饰具有以下显著特征：陶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是泥圈套接法和手捏成器法，纹饰以之字纹为主。结合前人的研究，我们对陶器的制作与纹饰的施加进行了实验模拟。此次实验制作陶器的方法将使用泥圈套接法和手捏成器法共同完成，纹饰则选择之字纹，有横压竖排之字纹、竖压横排之字纹和篦点之字纹三种，最终通过复原实验的结果来探究该纹饰的施加方法。由于条件有限，加上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复原陶器的施纹工艺，并非复原陶器，因而对陶器的制作与选用的材料都没有作严格的限定。实验前设计了三种有关压印之字纹制作的方法，一是使用压印的方法;二是使用刻划的方法;三是使用点压的方法。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研究，一般情况下之字纹的施加只要是片状或尖状特征就可以，材质可以是骨、蚌、石、木头等，长度大概为6-8厘米，這些工具最早在富河沟门遗址发现。{15}此次实验将选用其中的木质工具，因为木头容易取材且可塑性强，可以将其制成片状和尖状使用;陶泥选取的是可塑性较强的材质，方便陶器模型的制作;此外还需要木质垫板、木棍等辅助工具;纹饰的施加选择在陶器未干时进行。
（一）实验一：压印
实验流程：第一步是制作陶器，取一些陶泥用木棍将其压成一个圆形泥饼，作为陶器的器底，然后搓泥条进行泥圈的制作，之后将泥圈套接于器底，顺次再把其他的泥圈套接，套接好后用木质陶拍均匀拍打直至器物成形，达到加固器物使其表面光滑平整的目的;第二步施加纹饰，用木片在未干的陶器上连续横向压印，具体方法是横持工具以左右两端互为支点，从器口向下移动，制成横压竖排之字纹（图二）;最后将陶器放在阴凉的地方自然晾干。我们将实验所施之字纹与遗址出土之字纹对比观察发现，无论是从纹饰整体在陶器上的效果，还是纹饰的深浅及其样式，实验所用陶器上留下的纹饰与遗址中的陶器纹饰非常接近，由此可以推断使用片状工具压印是红山文化之字纹的施加方法之一。
（二）实验二：刻划
实验流程与实验一基本相同，但施纹的方式有所区别，此次用片状工具连续刻划。具体方法是纵持工具，以工具的上下两端为支点竖向压印，制成竖压横排之字纹（图三）。观察对比发现，本实验方法施加的纹饰与红山文化陶器上的竖压横排之字纹有一定的差别，纹饰的整体效果与红山文化陶器的竖压横排之字纹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纹饰的密集程度和长短上，红山文化陶器的竖压横排之字纹短小且密集，此次实验所得的纹饰则较长且稀疏，推断可能是施纹方式或工具的使用上有所区别，这个问题有待之后进一步研究。
（三）实验三：点压
实验流程仍然与前两次基本相同，施纹方式用尖状工具连续点压，得到篦点之字纹（图四）。对比之后得到的结论是，第三次实验所施纹饰的效果和样式与红山文化陶器中的篦点之字纹相似，最后我们可以推断点压也是施加之字纹的常用方式之一。
从三种不同施加纹饰的实验结果来看，用压印和点压两种方法所施加的之字纹与红山文化遗址中大多数陶器的之字纹形式相近，而用刻划方法施加的效果则差别很大，因此推测红山文化陶器之字纹的施纹工艺以压印和点压的方式为主，刻划的方式需进一步实验印证和探究。通过此次对不同样式之字纹的还原实验，初步了解了红山文化之字纹的一些特征，加强了对红山文化之字纹施纹工艺的理解和认识，为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其他纹饰的施纹工艺和之字纹普遍的规律奠定基础，可以更好地揭示红山文化蕴藏的内涵。另外，对比其他地区已发掘的有关之字纹的资料，我们发现之字纹的制作方法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在工具的使用和纹饰的排列方式上有一些不同，导致之字纹的样式有所不同。当然在本实验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实验中所使用的陶器，由于条件有限，只能在不规则的陶胎上施纹;使用的施纹工具，只能根据之字纹陶片上遗留的痕迹或民族志材料而设计制作，自己的施纹经验也无法与古代熟练的制陶工人相提并论，实验所施的之字纹也是最简单的直线，没有制作指甲形弧线这类复杂的样式;另外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之字纹制作的方法，同时也缺乏一些必要的考古材料。因此，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红山文化之字纹的施加方法与所用工具等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实验和研究，例如使用不同的工具施加纹饰，用显微镜更加细致地观察纹饰的纹路，进行完整的陶器及其纹饰的复原实验等。 四、结语
古代陶器及其纹饰蕴含着重要的考古信息，是考古学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文化内涵离不开对陶器及其纹饰的研究。纹饰是美术的鼻祖，是新石器时代一项重要的美术创造。研究施纹工艺可以反映红山文化先民们的审美意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古代先民的生活，真正地了解考古学;再者，施纹工艺作为陶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考察红山文化手工业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此次纹饰工艺模拟实验，我们对红山文化之字纹的主要制作方法和当时的工艺水平有了初步了解，同时也加深了对红山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手工业技术水平的认识。陶器及其纹饰也是研究文化源流的重要途径，是探索文化渊源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线索，通过对纹饰的研究，可以发现红山文化的渊源及其与其他文化的联系，为红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及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总之，这些丰富多彩的纹饰正是红山诸文化人群在生活实践中追求美、创造美的反映，是古代先民留给我们的艺术杰作，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陶器纹饰研究，对于红山文化以及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对于陶器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陶器特征或制作工艺，来确定其区系文化类型及相对的年代序列，通过揭示陶器产生、演变的过程，对比各个考古学文化陶器的特征，进而判定各个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关红山文化陶器的研究仍然以传统的方向和方法为主，对陶器施纹工艺的研究较少，为此我们需要加强红山文化陶器纹饰及相关内容的研究。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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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