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我在所有的采访中，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哪个？这很难有答案，人物各有其有趣之处。
　　如果问在所有采访者中，对我启发很大的人当中，有哪几个人排名前三？那我会说，其中一定有曹又方。
　　遇见曹又方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记得那是个夏天，我穿着白衬衫、绿色短裙，到她的新书发布会上去和她见面。那天她戴着一副漂亮的耳环，左右不对称，颜色鲜艳，甚是好看。
　　遇见她时，她已经得过一次癌症，刚刚恢复健康，于是精神抖擞地把康复期间所吃的菜谱写成书，与读者分享。
　　采访进行得异常顺利，我们聊了好几次，每一次都觉得不尽兴，有说不完的话。
　　她像个任性的孩子：“我想吃什么就去吃了，我想到哪里去就去了，我想要跟什么人谈恋爱就跟他谈恋爱了。我向来自己做主，这一点我很对得起自己。”
　　年轻时她美得惊人，却从不利用美丽，写两篇小说马上出名，却不愿经营既得的名声，反而不停地换笔名来写，换了十几个，还是出名，只能接受。当时的台湾只有琼瑶和武侠小说家才是职业作家，曹又方也通过写作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她有过同时开13个专栏的记录。她努力工作，编辑金融杂志时，日夜无休地工作，常常累得眼冒金星，一度变得极度消瘦。一开始，对于股票证券，她并非在行，于是从头学起，最后成为台湾传媒界薪酬最高的主编。
　　事业如日中天时，她突然爱上了纽约，于是就选择去了那里。“我在那里上了很多的课程，心理学的课程，做寿司的课程，如何和爱人分手的课程。”全凭兴趣，不工作的时候，就出去寻觅精神营养。“有个意大利人跟我说他在学烧中国菜，觉得中国人真是聪明，他们剥大蒜剥得好辛苦，你们中国人啪地一拍就好了。”
　　她继续工作，任报纸的文艺版编辑。她的作者名单里有唐德刚、董鼎山，还有全世界其他华侨文人精英。那是她读书最多的一段日子，常常亲自去兰登书屋造访，向中文读者译介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些上世纪末才开始在中国流传的名字，她上世纪80年代已经写过他们的传记。
　　她再回台湾时，又从零开始做出版，很快销售业绩上亿。她说：“我生命里有个特质，就是一直要和自己闹革命。凡事到了尽头，我就一定想要离开。” 她是作品印到一百版的作家，是台湾圆神出版社的出版人，是每年演讲100场的演讲家。
　　后来，她多了一个身份：癌症晚期患者。当时医生对她说，你还剩一年半时间。抗癌同时，她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饮食写成抗癌食谱，畅销不已。她发请柬给好友，让他们来参加自己的生前告别仪式。“那么多赞美的话，我要活着听到。”她说。她要来一个快乐优美、喜气洋洋的生前告别仪式。她说小时候看庄子，庄子枕骷髅而睡，面对死亡，拿着面盆，鼓盆而歌，那一场景让她印象深刻。
　　2009年，曹又方去世了。她比医生的预判多活了十年，精彩的十年。
　　看到消息时，我身在德国，那一刻无限感慨。这个精彩的女子离开了，和她交往过的任何人都会深深感佩她的至诚至性。谈起她来，人们总是面带微笑，仿佛在说一个好友。
　　她给我的启示是：你可以任性，但是你要能付出代价。任性地选择A，意味着不能拥有B。任性意味着用任性满足自己的念想之后，还能牢牢站在大地上，不需要人搀扶。真正的任性意味着勇气和担当，有勇气去放弃，对走那条无人的小径有担当，不怕黑，也不怕孤单。
　　曹又方有过拮据的时刻，兜里只有100元，她会请朋友去吃50元一份的客饭。“如果我只剩50元，就请他去吃大饼油条。钱嘛，花光就花光。后来去纽约，我就住了10年。这个过程也蛮坎坷。我就是有这种生命力，我就是不怕。”
　　我记得她跟我说她年轻时穷，可她的梦想就是出国。当时皇冠出版社一连给她出了三本小说，她拿到了一笔版税后立马就去了日本旅游，看最美的风景，住最好的酒店。酒店侍应生就问：“台湾和日本一样，作家是收入最高的人吗？”“我说是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一年365天，我做5天富人好了。我不要每天都做穷人，我也要尝尝富人的滋味。”这真是个好玩有趣的人。
　　宠爱自己，就是让自己有任性的自由，也有任性的能力，付得起任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