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更加客观地反映中国各方面实践的开放、包容和进步性
　　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美之间能否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两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有理由相信，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可能性很低，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首先是中国领导层的清醒意识。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且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两国陷入这一陷阱。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这一概念并非照单全收，但也意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并且表示乐意做这样的努力。不管怎样，中美和平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其次，中国尽管也在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但中国正在竭力避免和展开与美国军事方面的竞争。中国从来没有成为类似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军事国家，但中国必须具备足够的国防能力来平衡美国。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现在都是核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类似昔日美国和苏联之间那样的互相威慑。
　　其三，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商贸国家，中国的和平文化是其商贸精神的反映。从文化上说，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文化表现在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在西方国际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忽视或者不相信罢了。
　　这些条件的存在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实现持续和平了。只要主导世界的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这种竞争必然影响中国的安全。中国要确保不主动挑起冲突和战争，同时必须避免被动地卷入冲突和战争。
　　如果上述因素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战争或者熱战，中国仍然必须考虑如何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美苏冷战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之争。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必然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尽管西方围堵苏联是全方位的，但最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被西方视为最大的威胁。同样，中美之间的冷战也有可能首先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
　　中国崛起到今天，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放弃了以往那种把中国转型成为类西方国家那样的努力，而转向现实主义。中国本来就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的作为必然会做出民族主义的反应。双方的互动一旦超出控制，互相之间的妖魔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冷战就会开始。
　　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会逐渐发展到经济贸易领域。商贸领域受到影响之后，美国会转向军事战略领域和中国竞争。今天中美两国尽管有频繁的商贸互动，但军事领域的互动仍然不够深入，一旦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冷战，目前存在的交流很快就会付之东流，美国会重拾往日对付苏联的军事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会单独行动，而是动员西方整体的力量。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代表西方，和西方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旦发生意识形态冷战，西方社会很自然会站到政府一边。美国的这一意识形态“统一战线”也容易延伸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周边国家。西方话语基本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主流话语，其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的。
　　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可以本着“自己不主动惹是生非，但如果他人惹是生非，也不会怕”的原则，但必须承认还有改善空间。从一个层面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来说，其奉行的是实力原则，只有中国真正强大了，才会改变其对华政策，因此，发展仍然是中国避免战争的硬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继续需要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再者，中国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国家，并没有要去和美国（或者其他大国）争霸。中国担心的是被西方妖魔化，成为其意识形态冷战的牺牲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必须加紧意识形态建设。在实践层面，中国既不会像自由派所相信的，变成西方那样的国家，也不会像民族主义者那样，对西方的东西什么都加以排斥。
　　只要中国具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实践，足以建设一种自己和西方都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体系。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客观地反映中国各方面实践的开放、包容和进步性。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仅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可能分化，更容易和西方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从而影响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摘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