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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是我在2003年出版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的副产品。
在撰写《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时，我将数年来所搜集的材料和采访记录摆上案头，拉开架式，准备将新时期文坛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一一勾勒出来。可是，这样的架式端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这与出版社的要求相差甚远。所谓“文坛拨乱反正”，只能是几条大的线索铺排出来的场景，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单纯地勾勒每一件事情，且不说出版社所要求的篇幅容纳不下，就是能这样写，也需要几年的功夫。所以，只好改弦易辙，乖乖地放下架式，按出版社的要求来写。
不过，即使如此，也需要对那早春文坛所发生的事情钩沉。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大致还是将几件大事的来龙去脉作了梳理。
第一件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第一场战役——套用那时的语言，彻底推翻经毛泽东审定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中所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要推翻这个观点，必须追根溯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开始说起。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尤其是其间所发生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争论，又存在着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因此，在文艺界人士同仇敌忾地声讨“四人帮”在这个问题所制造的混乱的同时，以往的人事关系又冒出来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拨乱反正的工作继续进行，而人事恩怨继续纷纷扬扬。主线和枝蔓相互交错，使这一事件有了更多的戏剧性。
第二件是，文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文坛老前辈都记得，这次大会筹备的过程很艰难，会期一拖再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周扬代表中央所作的主题报告，由于意见分歧，不能按时成稿。之所以会有分歧，是因为当时文艺界、甚至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文艺界形势的看法不一致。有分歧，就有争论。涉及到文代会的主题报告，不但主持起草的班子更换，而且报告八易其稿——我所收藏的有关这一报告起草过程中所留下的档案，就能装一个柜子。
第三件是，关于电影剧本《苦恋》(后拍成电影《太阳和人》)的争论。这一争论，由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到统一思想、一面倒，再到后来余音袅袅，持续将近三年。一部作品引起这样的客观效果，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年，上至中央最高领导，下至一般的作家，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在尘埃落定之后回头看，这部作品也就是个引线，它所引爆的“火药库”，从浅层的意义上来说，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三年政治意识形态看法分歧的淤积，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则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只不过起草文代会报告时没有引线，到现在才有了引线而已。
我当时的想法是，要把这三件大事完完整整地——当然是就我掌握的材料而言——写进《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中。当然，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主要原因还是书的篇幅问题。因为篇幅有限，我也就偷懒了，对这三件大事只是大概地描述了一下。其中，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和《苦恋》各写了有四万字，周扬主题报告起草过程则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就是这样，最后成书时，限于篇幅，《苦恋》这一部分还是拿掉了。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交付出版社后，我即开始对这三件大事做完整的梳理。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稿子是逐步完善的——当然是在我看来。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这一部分，修改完成后交付《鲁迅研究月刊》，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为题，在该刊连载三期。《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一文，原文六万多字，交付《新文学史料》发表时，考虑到篇幅，我做了删节，最终在该刊发出来的有五万字左右。《苦恋》一稿，原文也有六万多字，交付《温故》发表时，冯克力兄要求压缩到五万字以内，分两期来发表，也只能按其要求作删节。
当然，稿子交付给编辑，并不意味着补充、修改的停止。此后，我又陆续地作了些补充，最终形成一本书的规模。
把三件大事的“纪事本末”合成一本书出版，会不会给读者有不连贯的感觉?我的答案是：会，也不会。所谓会，是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本自成体系的书稿，事件与事件之间显得不那么衔接。所谓不会，是从早春文坛的整个态势，进而言之，是从拨乱反正过程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新旧交错的形势而言的。
1976年10月，伴随着“四人帮”命运的终结，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再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咸与维新，拨乱反正，还是萧规曹随?绝大多数在犹如漫漫冬夜的“文革”中度日的人们选择的是前者；但是，历史的惯性使选择后者的也不乏其人。而且，这选择者还是具有法定地位的“接班人”。于是，“两个凡是”的治国方略出台了。那些在粉碎“四人帮”的欢笑声中期待拨云散雾、看到万道霞光的人们，只能把陡然增大的希望变成了焦灼中的苦盼：历史的发展进入后来被党史专家总结为“两年徘徊”的时期。
徘徊时期的中国，写下了真理与谬误之间进行大较量的历史：“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虽然使一些人“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十年前的中国了，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已使更多的有识之士激发了终结“文化大革命”阴霾的勇气。伴随着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的步伐在推进，到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历史终于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阶段。“回春”的气象在全国各个行业出现，一向被称为“政治的晴雨表”的文学艺术界，与中国的政治气候相伴随，并以文艺的感染力，影响并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回春”的气象随后就在全国各个行业出现。
在与“两个凡是”的交锋过程中，拨乱反正的步履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之后，虽然“两个凡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历史的幽灵还一直在少数人中游荡，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论一直不断。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一个重要方面的文艺界，呈现出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复杂的历史形势。
对文艺界形势的不同认识，使文艺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在文艺界以至整个社会的扩散，使对作品的评价更多地带上了争论中的不同认识，也不免使作家有“乍暖还寒”或时紧时松的不同感受。
同时，在思想解放潮流暂时放缓的文艺界强制性的垄断之后，异彩纷呈的文艺见解和作品又蜂拥而出。在有些人看来，这当然是一种好的现象。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则会对既往历史秩序形成某种威胁。于是，争论也不可避免。于是，又要“收紧”。然而，“收紧”可以，但与思想解放的潮流所强调的“放”相左。于是，又接着“放”。“放”、“收”，“收”、“放”，这种又进又退、且进且退、且退且进的矛盾现象，成为早春文坛历史的一大鲜明特征。
这一鲜明特征，在本书所描述的三件大事中，都可以脉络清晰地得以体现。
《新时期“两个口号”论争评价大争论》一文，从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后又冒出个“文艺黑线”论，从是否把“国防文学”口号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摘出来，都充满着争论，这争论，实际上是新与旧的交锋中相互冲突；而所体现的方式，就是我在文中所用的一个标题：带着枷锁的舞蹈。伴随着枷锁的丁当声，读者可以充分体味这场思想交锋中的艰难与曲折。
《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和《<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两文，应该是互相衔接的。有了在起草报告中对“文革”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三年文学发展态势的不同认识，必然会有对某一部作品认识的分歧，而《苦恋》适逢其时的出现，使这种分歧便有了一个爆发的焦点。而从对一个报告的争论，到对一部作品的否定与肯定的僵持，早春文坛“放”、“收”，“收”、“放”的特征，也就有了可解剖的标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这三件看似不相关联的大事放在一本书中，却是很连贯的。用一句话来说，都是解读早春文坛特征的标本。
还需要提到的是，学术功底的培养，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而非一朝一夕。对于我来说，从搞很古的历史(我读研究生和毕业留校所搞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转到很近的党史，再转到更近的当代文学史，大约有十年时间。这种角色的转换，纯粹是出于兴趣，从无有专业的素养，加之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编辑，诸事繁杂，在专家眼里我只是一名“游击队员”而已。既然板凳仍没有捂热，谈什么些微功底自己都觉着脸红。因此，一般说来，对于专家而言，一本专著的后记中写上请读者批评指正云云是客气，而对于我来说，就是实打实的请教了。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徐庆全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撰写《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时，我将数年来所搜集的材料和采访记录摆上案头，拉开架式，准备将新时期文坛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一一勾勒出来。可是，这样的架式端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这与出版社的要求相差甚远。所谓“文坛拨乱反正”，只能是几条大的线索铺排出来的场景，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单纯地勾勒每一件事情，且不说出版社所要求的篇幅容纳不下，就是能这样写，也需要几年的功夫。所以，只好改弦易辙，乖乖地放下架式，按出版社的要求来写。
不过，即使如此，也需要对那早春文坛所发生的事情钩沉。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大致还是将几件大事的来龙去脉作了梳理。
第一件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第一场战役——套用那时的语言，彻底推翻经毛泽东审定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中所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要推翻这个观点，必须追根溯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开始说起。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尤其是其间所发生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争论，又存在着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因此，在文艺界人士同仇敌忾地声讨“四人帮”在这个问题所制造的混乱的同时，以往的人事关系又冒出来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拨乱反正的工作继续进行，而人事恩怨继续纷纷扬扬。主线和枝蔓相互交错，使这一事件有了更多的戏剧性。
第二件是，文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文坛老前辈都记得，这次大会筹备的过程很艰难，会期一拖再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周扬代表中央所作的主题报告，由于意见分歧，不能按时成稿。之所以会有分歧，是因为当时文艺界、甚至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文艺界形势的看法不一致。有分歧，就有争论。涉及到文代会的主题报告，不但主持起草的班子更换，而且报告八易其稿——我所收藏的有关这一报告起草过程中所留下的档案，就能装一个柜子。
第三件是，关于电影剧本《苦恋》(后拍成电影《太阳和人》)的争论。这一争论，由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到统一思想、一面倒，再到后来余音袅袅，持续将近三年。一部作品引起这样的客观效果，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年，上至中央最高领导，下至一般的作家，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在尘埃落定之后回头看，这部作品也就是个引线，它所引爆的“火药库”，从浅层的意义上来说，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三年政治意识形态看法分歧的淤积，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则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只不过起草文代会报告时没有引线，到现在才有了引线而已。
我当时的想法是，要把这三件大事完完整整地——当然是就我掌握的材料而言——写进《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中。当然，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主要原因还是书的篇幅问题。因为篇幅有限，我也就偷懒了，对这三件大事只是大概地描述了一下。其中，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和《苦恋》各写了有四万字，周扬主题报告起草过程则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就是这样，最后成书时，限于篇幅，《苦恋》这一部分还是拿掉了。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交付出版社后，我即开始对这三件大事做完整的梳理。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稿子是逐步完善的——当然是在我看来。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这一部分，修改完成后交付《鲁迅研究月刊》，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为题，在该刊连载三期。《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一文，原文六万多字，交付《新文学史料》发表时，考虑到篇幅，我做了删节，最终在该刊发出来的有五万字左右。《苦恋》一稿，原文也有六万多字，交付《温故》发表时，冯克力兄要求压缩到五万字以内，分两期来发表，也只能按其要求作删节。
当然，稿子交付给编辑，并不意味着补充、修改的停止。此后，我又陆续地作了些补充，最终形成一本书的规模。
把三件大事的“纪事本末”合成一本书出版，会不会给读者有不连贯的感觉?我的答案是：会，也不会。所谓会，是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本自成体系的书稿，事件与事件之间显得不那么衔接。所谓不会，是从早春文坛的整个态势，进而言之，是从拨乱反正过程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新旧交错的形势而言的。
1976年10月，伴随着“四人帮”命运的终结，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再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咸与维新，拨乱反正，还是萧规曹随?绝大多数在犹如漫漫冬夜的“文革”中度日的人们选择的是前者；但是，历史的惯性使选择后者的也不乏其人。而且，这选择者还是具有法定地位的“接班人”。于是，“两个凡是”的治国方略出台了。那些在粉碎“四人帮”的欢笑声中期待拨云散雾、看到万道霞光的人们，只能把陡然增大的希望变成了焦灼中的苦盼：历史的发展进入后来被党史专家总结为“两年徘徊”的时期。
徘徊时期的中国，写下了真理与谬误之间进行大较量的历史：“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虽然使一些人“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十年前的中国了，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已使更多的有识之士激发了终结“文化大革命”阴霾的勇气。伴随着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的步伐在推进，到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历史终于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阶段。“回春”的气象在全国各个行业出现，一向被称为“政治的晴雨表”的文学艺术界，与中国的政治气候相伴随，并以文艺的感染力，影响并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回春”的气象随后就在全国各个行业出现。
在与“两个凡是”的交锋过程中，拨乱反正的步履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之后，虽然“两个凡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历史的幽灵还一直在少数人中游荡，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论一直不断。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一个重要方面的文艺界，呈现出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复杂的历史形势。
对文艺界形势的不同认识，使文艺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在文艺界以至整个社会的扩散，使对作品的评价更多地带上了争论中的不同认识，也不免使作家有“乍暖还寒”或时紧时松的不同感受。
同时，在思想解放潮流暂时放缓的文艺界强制性的垄断之后，异彩纷呈的文艺见解和作品又蜂拥而出。在有些人看来，这当然是一种好的现象。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则会对既往历史秩序形成某种威胁。于是，争论也不可避免。于是，又要“收紧”。然而，“收紧”可以，但与思想解放的潮流所强调的“放”相左。于是，又接着“放”。“放”、“收”，“收”、“放”，这种又进又退、且进且退、且退且进的矛盾现象，成为早春文坛历史的一大鲜明特征。
这一鲜明特征，在本书所描述的三件大事中，都可以脉络清晰地得以体现。
《新时期“两个口号”论争评价大争论》一文，从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后又冒出个“文艺黑线”论，从是否把“国防文学”口号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摘出来，都充满着争论，这争论，实际上是新与旧的交锋中相互冲突；而所体现的方式，就是我在文中所用的一个标题：带着枷锁的舞蹈。伴随着枷锁的丁当声，读者可以充分体味这场思想交锋中的艰难与曲折。
《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和《<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两文，应该是互相衔接的。有了在起草报告中对“文革”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三年文学发展态势的不同认识，必然会有对某一部作品认识的分歧，而《苦恋》适逢其时的出现，使这种分歧便有了一个爆发的焦点。而从对一个报告的争论，到对一部作品的否定与肯定的僵持，早春文坛“放”、“收”，“收”、“放”的特征，也就有了可解剖的标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这三件看似不相关联的大事放在一本书中，却是很连贯的。用一句话来说，都是解读早春文坛特征的标本。
还需要提到的是，学术功底的培养，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而非一朝一夕。对于我来说，从搞很古的历史(我读研究生和毕业留校所搞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转到很近的党史，再转到更近的当代文学史，大约有十年时间。这种角色的转换，纯粹是出于兴趣，从无有专业的素养，加之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编辑，诸事繁杂，在专家眼里我只是一名“游击队员”而已。既然板凳仍没有捂热，谈什么些微功底自己都觉着脸红。因此，一般说来，对于专家而言，一本专著的后记中写上请读者批评指正云云是客气，而对于我来说，就是实打实的请教了。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徐庆全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