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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1955—2005），[美]薛龙著，路克利译，新星出版社，2012
一
1907年5月24日，美国南达科他州东部的休伦城，当亚瑟·博伊斯·费尔班克和罗莱娜·费尔班克的独子约翰·金·费尔班克降生之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个孩子将来不但会享誉全美，还会以另一种语言的名字，被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度牢牢记住。费正清，这是约翰在20多岁的时候从中国友人梁思成那里得到的中国名字。
1925年，费正清进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求学，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1929年，费正清远赴英伦，作为罗德学者前往牛津大学研究英帝国经济史。1932年，费正清为了收集相关研究资料，来到了中国。这次中国之行彻底改变了费正清的一生，更使他开创了一个学科——中国学。
在北平，费正清学会了汉语，师从蒋廷黻，结识了胡适、陶孟和、丁文江、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周培源等学者，更得到了清华大学讲师的教职。而且，在中国，费正清有了自己的家庭：妻子费慰梅，及两个养女霍莉和劳拉。
1935年，费正清离开中国。1936年，他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赴母校哈佛大学任教。1939年，费正清开始与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1年，费正清被征召至华盛顿特区，为联邦政府工作。由于这份工作，他在1942年至1943年和1945年至1946年两度被派往中国，与当年的中国朋友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也在麦卡锡时期的1952年受到牵连、遭到怀疑、接受质询，由于这种不愉快的回忆，他离开政界，埋首学界。
经过费正清的长期努力，1957年，在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项目的基础上，由费正清和艾克斯坦建议，哈佛大学东亚中心成立了，中心主任就是费正清。1961年，东亚中心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纪念当年退休的费正清对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作为一名学者，费正清的一生成果颇丰。其中有成名作《美国与中国》，有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有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合作编写的皇皇巨著《剑桥中国史》系列，有“遗腹子”《中国：一个新的历史》（China：A New History，台湾译名：《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等。
二
东亚中心的成立是冷战的产物。二战后，美国惊讶地发现自己从建国不足两百年的新国弱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需要担当领导一些国家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另一些国家的重任。年轻的美国尚缺乏胜任如此重任的重要资本，“作为一个有力的国际领导者所必需的语言技巧、文化知识和历史理解力”。这需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认知与理解，而这些知识仍然游离于学术课程体系之外。这就推动了区域研究与区域研究中心的兴起。
在哈佛东亚中心之前，已经有了几个区域研究中心。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成立于1945年；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成立于1947年，东亚研究所成立于1949年；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于1948年，中东中心成立于1954年。这些区域研究中心（所）都为哈佛大学东亚中心提供了参考。
在50年的岁月里，哈佛又先后成立了研究日本的赖世和日本研究所、研究朝鲜半岛的韩国研究所，以及研究南亚、东南亚和泛亚洲问题的亚洲中心，而费正清中心至此则专注于中国研究。也是在这50年里，美国中国学完成了从“冲击—反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然而这一重大变化，薛龙却只字未提，只罗列了其首倡者柯文（费正清学生、中心执委会委员）的两本著作。
时至今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已是机构林立，人才济济，而在东亚中心创立之始，这几乎就是一片蛮荒之地。“费正清几乎单枪匹马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他是中国学的创始人。中国学关注的重点是现代中国，致力于解读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其目的在于理解当代中国，是一门社会科学；这不同于传统的欧洲汉学，后者是人文学科，通过研读中国古籍，探索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语言、音韵、哲学、宗教等。费正清中心的中国研究主要是中国学的脉络，然而它并不囿于门户之见，而是海纳百川，例如中心的第九任主任伊维德就是一位汉学家。
如今除费正清中心外，美国的中国研究重镇还有哈佛—燕京学社，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学研究中心，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项目，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耶鲁大学雅礼协会，芝加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
三
东亚中心最初位于敦斯特街16号，与俄罗斯中心和中东研究中心位于同一幢楼之内。这里是东亚中心50年征程的起点，直到1963年迁入剑桥街1737号柯立芝楼，最后则迁至现在的剑桥街1730号。费正清请来林德贝克担任副主任，而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还包括史华慈、杨联陞、亚历山大·艾克斯坦、费维恺、赖世和、海陶玮和裴泽。这些都是当时东亚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
东亚中心是美国最早的中国学研究机构，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第一人。然而，这也表示当时人才荒芜。为此，中心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有一套自己的培养学生的方法。在硕士项目中他发现既有兴趣又有潜质的学生，劝他们攻读中国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并且帮助这些学生出版他们的优秀论文，形成“哈佛中国研究论文系列”。此外，在费正清的建议下，哈佛大学出版社持续出版“哈佛东亚丛书”“哈佛东亚专著丛书”和“哈佛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丛书”。
在费正清的学生中，创立东亚中心之前的有列文森、詹森、芮玛丽、莫菲、刘广京、克雷格，创立东亚中心之后的有柯文、戈德曼、张馨保、小詹姆斯·汤姆森、芮效卫、贾祖麟、曼考尔、易劳逸、杨玛丽、易社强、杨格、兰金、康无为、墨子刻、石约翰、罗友枝、傅礼门、韦斯特、吴汉泉、欧达伟……附录中所列出的费正清学生有整整113名，占了5页的篇幅，而听过费正清课的本科生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孔飞力后来成了中心主任，而中心的另一名主任裴宜理则是费正清的一位硕士生的女儿。这些学生后来进入全美一流大学，成为一群优秀的中国学学者，“战后第一代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大多数都是费正清的学生”。 随后，在傅高义第一任期内，创立了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并在图书管理员兼研究助理南希的努力下，成为重要的中国研究文献库。1973年成立的日本研究所，拉开了哈佛大学亚洲研究走向今天格局的序幕。
霍夫亨兹任期的第二年，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一直沿用至今。
孔飞力任期内，韩国研究所成立，并在12年后的华琛任期内脱离费正清中心而独立。孔飞力恢复并重组博士后项目，从而使优秀的年轻学者能够在严酷的就业市场中找到立足之地。1985年哈佛当代中国书系第一卷出版，到2002年，该书系已出版了13卷。
马若德第一任期内中心有两大成就，一是圆满完成中心基金的筹集，二是华琛、江忆恩、魏昂德、戴慕珍、史泰丽等人的加盟，使得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师资大大加强。
华琛任期内颇有争议的一件事是重组中心执行委员会，将过去17至20人的执委会缩减为六人小组。但是后来在傅高义第二任期时，执委会规模再度扩大。
傅高义第二任期内发生的大事还有如下几件：中心成立四十周年庆典，恢复支持出版项目，以及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成立。亚洲中心的成立代表着当今哈佛大学亚洲研究的格局正式形成。
裴宜理将费正清中心和亚洲中心的行政人员分开，并且拓展博士后项目。由于柯立芝楼的拆除计划，中心迁往马萨诸塞大道625号临时办公地点。
伊维德任期内，活跃于中心的学者各种学科背景的都有。或许这是由于伊维德本身是一位汉学家。兼容并蓄的执委会任命了一位汉学家主任，而这位汉学家主任使中心更具包容性。
四
尽管人才济济，成果不断，然而这些光环并不能使中心免于早期的种种困顿。中心用了40年，才终于摆脱财政上的窘境。
在东亚中心草创时期的费正清任期内，中心的资金尚算宽裕，学术会议的会期往往长达一周之久。到费正清中心第二任主任傅高义的第一任期之时，中心面临着财政困难，而不得不想尽办法开源节流，节流措施包括更改学术会议的举办方式，停止出版“哈佛中国研究论文”书系。财政困境经过霍夫亨兹任期，直到孔飞力任期才得以克服。
1972年，东亚研究理事会成立，目的在于筹集中心自己的基金，并通过运用该基金进行投资活动，从而得以用收益承担中心运行的成本。理事会四处宣传东亚研究中心，终于截至1975年，获得了总共24.4948万美元。这些钱不仅是为东亚研究中心自己，也是其他区域研究项目而筹集的，结果最后东亚研究中心只得到了其中的5.5万美元。到1986年，中心已筹集到200万美元。
1976年，中心主任霍夫亨兹为筹资而创办了企业会员项目，通过邀请名流、举行会议，以期得到来自有头有脸的政客和商人的资助。企业会员项目于1989年取消。
1987年，马若德主任创立费正清中心委员会，目的仍然是筹资。这是一个云集了商界、政界、外交界精英的组织。不足一年的时间，委员会已经为中心筹得超过百万美元的巨资。后来裴宜理主任将中心委员会改组为费正清中心之友。1992年，马若德尝试举办高端会议，集资仍是其目的。
经过妥善经营，加上把握住世纪之交的金融泡沫，到2005年，费正清中心的基金市值接近1700万美元。相比50年前的启动资金，翻了20多倍。
五
从费正清中心筹款的过程可以得知，中心的知识生产有一个客户群。证明自己能够满足这个由政商名流组成的客户群的兴趣，才能得到使中心维持下去的钱。由此可见，中心的学术研究，其实是和现实政治捆绑在一起的。
在理想状况下，区域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聚集起来讨论具体的问题，可以超出单个学者的学科训练视野，可能会产生更为宽广的学术成果，这对政府的政策决策者、商界管理层和掌握信息的公共舆论引导者都颇有裨益。创建区域中心的想法源自二战期间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的观念。作为战后最早出炉的若干举措之一，它旨在培养能够引导美国成为国际舞台领导者的新一代领导人。人们期待区域中心能够培养出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毕业生，而他们将会成为政界、新闻界、商界的领导者。但是，费正清想超越战争年代的研究方法，在文化和历史方面深入挖掘。他希望新一代将会是具有全球眼光、掌握世界形势、能够理解外国文化和人民并能在此基础上提供有效政策的人才。
为知识而知识，不过是远古的美丽传说。
另外，政局也对中心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影响。正是由于在麦卡锡恐怖中受到牵连，费正清才从政界抽身，而将他余生的绝大多数精力投入科研与教学。
更直接的事例则是越战时期的骚乱。薛龙用了整整10页篇幅来讲述哈佛师生如何在动荡的时局中挣扎。学生暴动，放火，抢劫商店，哈佛—燕京学社的玻璃遭到误砸，国际事务中心图书馆炸弹爆炸，这些都发生在哈佛校园里，俄亥俄州更有四名学生死于国民卫队的枪火。袭击，警报，疏散，危机四伏，人心惶惶。“我写信给您表达我对我们国家前途命运的急切忧虑。我从未经历过这么严重的危机。我无法告诉您，学生们现在的情绪离彻底暴动推翻华府还有多远。”傅高义如是说。同样是在越战的混乱中，东亚研究中心积极筹备着越南研究项目。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中，才更需要研究越南，理解越南，为美国和越南找到未来的路。
然而可惜的是，薛龙只向读者展示了客户群如何向费正清中心下订单，却没有告诉我们，中心如何达成客户群的需求，如何影响联邦政府的政治决策，如何影响商业、新闻业。尽管费正清中心也有像裴宜理这样希望远离现实政治的主任，然而，学术与政治从来就是纠缠不清的，这对悠久的双生子的互动在薛龙笔下却被隐去了一半，令中心50年中可能最为惊心动魄的部分黯然失色，徒留人名、书名、会议名、机构名的大杂烩。比起汉学家主任，或许这样的中心史才更加让信奉经世致用的费正清“灵魂感到不安”。
（责任编辑杨振中）
一
1907年5月24日，美国南达科他州东部的休伦城，当亚瑟·博伊斯·费尔班克和罗莱娜·费尔班克的独子约翰·金·费尔班克降生之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个孩子将来不但会享誉全美，还会以另一种语言的名字，被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度牢牢记住。费正清，这是约翰在20多岁的时候从中国友人梁思成那里得到的中国名字。
1925年，费正清进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求学，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1929年，费正清远赴英伦，作为罗德学者前往牛津大学研究英帝国经济史。1932年，费正清为了收集相关研究资料，来到了中国。这次中国之行彻底改变了费正清的一生，更使他开创了一个学科——中国学。
在北平，费正清学会了汉语，师从蒋廷黻，结识了胡适、陶孟和、丁文江、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周培源等学者，更得到了清华大学讲师的教职。而且，在中国，费正清有了自己的家庭：妻子费慰梅，及两个养女霍莉和劳拉。
1935年，费正清离开中国。1936年，他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赴母校哈佛大学任教。1939年，费正清开始与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1年，费正清被征召至华盛顿特区，为联邦政府工作。由于这份工作，他在1942年至1943年和1945年至1946年两度被派往中国，与当年的中国朋友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也在麦卡锡时期的1952年受到牵连、遭到怀疑、接受质询，由于这种不愉快的回忆，他离开政界，埋首学界。
经过费正清的长期努力，1957年，在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项目的基础上，由费正清和艾克斯坦建议，哈佛大学东亚中心成立了，中心主任就是费正清。1961年，东亚中心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纪念当年退休的费正清对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作为一名学者，费正清的一生成果颇丰。其中有成名作《美国与中国》，有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有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合作编写的皇皇巨著《剑桥中国史》系列，有“遗腹子”《中国：一个新的历史》（China：A New History，台湾译名：《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等。
二
东亚中心的成立是冷战的产物。二战后，美国惊讶地发现自己从建国不足两百年的新国弱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需要担当领导一些国家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另一些国家的重任。年轻的美国尚缺乏胜任如此重任的重要资本，“作为一个有力的国际领导者所必需的语言技巧、文化知识和历史理解力”。这需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认知与理解，而这些知识仍然游离于学术课程体系之外。这就推动了区域研究与区域研究中心的兴起。
在哈佛东亚中心之前，已经有了几个区域研究中心。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成立于1945年；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成立于1947年，东亚研究所成立于1949年；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于1948年，中东中心成立于1954年。这些区域研究中心（所）都为哈佛大学东亚中心提供了参考。
在50年的岁月里，哈佛又先后成立了研究日本的赖世和日本研究所、研究朝鲜半岛的韩国研究所，以及研究南亚、东南亚和泛亚洲问题的亚洲中心，而费正清中心至此则专注于中国研究。也是在这50年里，美国中国学完成了从“冲击—反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然而这一重大变化，薛龙却只字未提，只罗列了其首倡者柯文（费正清学生、中心执委会委员）的两本著作。
时至今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已是机构林立，人才济济，而在东亚中心创立之始，这几乎就是一片蛮荒之地。“费正清几乎单枪匹马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他是中国学的创始人。中国学关注的重点是现代中国，致力于解读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其目的在于理解当代中国，是一门社会科学；这不同于传统的欧洲汉学，后者是人文学科，通过研读中国古籍，探索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语言、音韵、哲学、宗教等。费正清中心的中国研究主要是中国学的脉络，然而它并不囿于门户之见，而是海纳百川，例如中心的第九任主任伊维德就是一位汉学家。
如今除费正清中心外，美国的中国研究重镇还有哈佛—燕京学社，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学研究中心，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项目，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耶鲁大学雅礼协会，芝加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
三
东亚中心最初位于敦斯特街16号，与俄罗斯中心和中东研究中心位于同一幢楼之内。这里是东亚中心50年征程的起点，直到1963年迁入剑桥街1737号柯立芝楼，最后则迁至现在的剑桥街1730号。费正清请来林德贝克担任副主任，而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还包括史华慈、杨联陞、亚历山大·艾克斯坦、费维恺、赖世和、海陶玮和裴泽。这些都是当时东亚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
东亚中心是美国最早的中国学研究机构，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第一人。然而，这也表示当时人才荒芜。为此，中心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有一套自己的培养学生的方法。在硕士项目中他发现既有兴趣又有潜质的学生，劝他们攻读中国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并且帮助这些学生出版他们的优秀论文，形成“哈佛中国研究论文系列”。此外，在费正清的建议下，哈佛大学出版社持续出版“哈佛东亚丛书”“哈佛东亚专著丛书”和“哈佛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丛书”。
在费正清的学生中，创立东亚中心之前的有列文森、詹森、芮玛丽、莫菲、刘广京、克雷格，创立东亚中心之后的有柯文、戈德曼、张馨保、小詹姆斯·汤姆森、芮效卫、贾祖麟、曼考尔、易劳逸、杨玛丽、易社强、杨格、兰金、康无为、墨子刻、石约翰、罗友枝、傅礼门、韦斯特、吴汉泉、欧达伟……附录中所列出的费正清学生有整整113名，占了5页的篇幅，而听过费正清课的本科生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孔飞力后来成了中心主任，而中心的另一名主任裴宜理则是费正清的一位硕士生的女儿。这些学生后来进入全美一流大学，成为一群优秀的中国学学者，“战后第一代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大多数都是费正清的学生”。 随后，在傅高义第一任期内，创立了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并在图书管理员兼研究助理南希的努力下，成为重要的中国研究文献库。1973年成立的日本研究所，拉开了哈佛大学亚洲研究走向今天格局的序幕。
霍夫亨兹任期的第二年，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一直沿用至今。
孔飞力任期内，韩国研究所成立，并在12年后的华琛任期内脱离费正清中心而独立。孔飞力恢复并重组博士后项目，从而使优秀的年轻学者能够在严酷的就业市场中找到立足之地。1985年哈佛当代中国书系第一卷出版，到2002年，该书系已出版了13卷。
马若德第一任期内中心有两大成就，一是圆满完成中心基金的筹集，二是华琛、江忆恩、魏昂德、戴慕珍、史泰丽等人的加盟，使得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师资大大加强。
华琛任期内颇有争议的一件事是重组中心执行委员会，将过去17至20人的执委会缩减为六人小组。但是后来在傅高义第二任期时，执委会规模再度扩大。
傅高义第二任期内发生的大事还有如下几件：中心成立四十周年庆典，恢复支持出版项目，以及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成立。亚洲中心的成立代表着当今哈佛大学亚洲研究的格局正式形成。
裴宜理将费正清中心和亚洲中心的行政人员分开，并且拓展博士后项目。由于柯立芝楼的拆除计划，中心迁往马萨诸塞大道625号临时办公地点。
伊维德任期内，活跃于中心的学者各种学科背景的都有。或许这是由于伊维德本身是一位汉学家。兼容并蓄的执委会任命了一位汉学家主任，而这位汉学家主任使中心更具包容性。
四
尽管人才济济，成果不断，然而这些光环并不能使中心免于早期的种种困顿。中心用了40年，才终于摆脱财政上的窘境。
在东亚中心草创时期的费正清任期内，中心的资金尚算宽裕，学术会议的会期往往长达一周之久。到费正清中心第二任主任傅高义的第一任期之时，中心面临着财政困难，而不得不想尽办法开源节流，节流措施包括更改学术会议的举办方式，停止出版“哈佛中国研究论文”书系。财政困境经过霍夫亨兹任期，直到孔飞力任期才得以克服。
1972年，东亚研究理事会成立，目的在于筹集中心自己的基金，并通过运用该基金进行投资活动，从而得以用收益承担中心运行的成本。理事会四处宣传东亚研究中心，终于截至1975年，获得了总共24.4948万美元。这些钱不仅是为东亚研究中心自己，也是其他区域研究项目而筹集的，结果最后东亚研究中心只得到了其中的5.5万美元。到1986年，中心已筹集到200万美元。
1976年，中心主任霍夫亨兹为筹资而创办了企业会员项目，通过邀请名流、举行会议，以期得到来自有头有脸的政客和商人的资助。企业会员项目于1989年取消。
1987年，马若德主任创立费正清中心委员会，目的仍然是筹资。这是一个云集了商界、政界、外交界精英的组织。不足一年的时间，委员会已经为中心筹得超过百万美元的巨资。后来裴宜理主任将中心委员会改组为费正清中心之友。1992年，马若德尝试举办高端会议，集资仍是其目的。
经过妥善经营，加上把握住世纪之交的金融泡沫，到2005年，费正清中心的基金市值接近1700万美元。相比50年前的启动资金，翻了20多倍。
五
从费正清中心筹款的过程可以得知，中心的知识生产有一个客户群。证明自己能够满足这个由政商名流组成的客户群的兴趣，才能得到使中心维持下去的钱。由此可见，中心的学术研究，其实是和现实政治捆绑在一起的。
在理想状况下，区域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聚集起来讨论具体的问题，可以超出单个学者的学科训练视野，可能会产生更为宽广的学术成果，这对政府的政策决策者、商界管理层和掌握信息的公共舆论引导者都颇有裨益。创建区域中心的想法源自二战期间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的观念。作为战后最早出炉的若干举措之一，它旨在培养能够引导美国成为国际舞台领导者的新一代领导人。人们期待区域中心能够培养出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毕业生，而他们将会成为政界、新闻界、商界的领导者。但是，费正清想超越战争年代的研究方法，在文化和历史方面深入挖掘。他希望新一代将会是具有全球眼光、掌握世界形势、能够理解外国文化和人民并能在此基础上提供有效政策的人才。
为知识而知识，不过是远古的美丽传说。
另外，政局也对中心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影响。正是由于在麦卡锡恐怖中受到牵连，费正清才从政界抽身，而将他余生的绝大多数精力投入科研与教学。
更直接的事例则是越战时期的骚乱。薛龙用了整整10页篇幅来讲述哈佛师生如何在动荡的时局中挣扎。学生暴动，放火，抢劫商店，哈佛—燕京学社的玻璃遭到误砸，国际事务中心图书馆炸弹爆炸，这些都发生在哈佛校园里，俄亥俄州更有四名学生死于国民卫队的枪火。袭击，警报，疏散，危机四伏，人心惶惶。“我写信给您表达我对我们国家前途命运的急切忧虑。我从未经历过这么严重的危机。我无法告诉您，学生们现在的情绪离彻底暴动推翻华府还有多远。”傅高义如是说。同样是在越战的混乱中，东亚研究中心积极筹备着越南研究项目。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中，才更需要研究越南，理解越南，为美国和越南找到未来的路。
然而可惜的是，薛龙只向读者展示了客户群如何向费正清中心下订单，却没有告诉我们，中心如何达成客户群的需求，如何影响联邦政府的政治决策，如何影响商业、新闻业。尽管费正清中心也有像裴宜理这样希望远离现实政治的主任，然而，学术与政治从来就是纠缠不清的，这对悠久的双生子的互动在薛龙笔下却被隐去了一半，令中心50年中可能最为惊心动魄的部分黯然失色，徒留人名、书名、会议名、机构名的大杂烩。比起汉学家主任，或许这样的中心史才更加让信奉经世致用的费正清“灵魂感到不安”。
（责任编辑杨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