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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一世纪。在中国史研究中，十四、十八和十九世纪可谓是“学术明星”。十四世纪之成为研究热点，与伊懋可有关。一九七三年，伊氏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十四世纪的转折论”，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十九世纪则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柯文“中国中心论”的宏大叙事模式，到施坚雅“经济区系理论”、黄宗智对华北、长江三角洲研究的中观理论模式，大多以十九世纪(有时往下延伸到二十世纪前半期)作为时空背景。相形之下，对于十八世纪的研究开展得较晚。尤其在国内史学界，虽经戴逸先生多次撰文提倡，但迟至二十世纪尾声(戴逸主编《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九九九年出版)，十八世纪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英语世界稍早，一九八七年，韩书瑞和罗友枝出版了英文版《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以下简称《十八世纪》)，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十八世纪中国的洗练而优美的全景画卷。
《十八世纪》采用布罗代尔“长时段”研究方法，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将十八世纪定义为一六八○至一八二○年这一长达一百四十年的时段。“长时段”从较长时期的发展趋势中把握时代脉动，有助于考察十八世纪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八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和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戴逸语)，对于中国而言，同样有着特殊意蕴。十八世纪号称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三千年来前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峰；相对于十九世纪以降与西方纠结缠绕的发展历程而言，十八世纪提供了一个没有西方这一他者条件下的发展经验。曾经炙手可热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下虽已成昨日黄花，但重温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社会，对揭示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形成轨迹, 理解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不得不重新检视十八世纪及其遗产，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十八世纪对后来最有深远影响的遗产，莫过于在此期间人口增至三倍这一事实。《十八世纪》将人口增长主要归因于死亡率降低与平均寿命的延长。死亡率在2.5%—3.5%，尤其婴儿死亡率很高，康熙皇帝五十五个孩子中有二十二个不到四岁就死了。约有35%的人死于十五岁以下，7%的人活到六十岁以上。伴随着死亡率的降低，平均寿命也在延长，男性平均寿命至少在三十岁以上。作为一种反应，一七五七年，政府官员退休的正式年龄由五十五岁改为六十五岁。
自从马尔萨斯以来，人口压力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论题，并逐渐成为一个研究范式。伊懋可通过对中国棉织业的考察，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论”：传统中国在十四世纪之前科技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在十四世纪出现了转折点，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发生改变，科技水平开始陷于停滞；其原因在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消耗了大部分农业剩余，用于发展科技的农业剩余变得相当小；尽管中国传统农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已无力在手工业科技上形成进一步的突破，由此形成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使中国无法像西欧一样完成工业革命。黄宗智在对华北小农经济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研究中，提炼出了“内卷化”(过密化)的理论概念，深刻影响了国内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研究取向。在人口压力问题上，《十八世纪》偏向于相对较为乐观的立场，既强调人口压力对十八世纪及其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潜在压力，也强调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机构设施很好地适应了不断增长的生育率，有所改善并促进了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立场是可取的。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正如博斯普鲁斯夫人在其颇有影响的《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的农业变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人口密度的增长对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和经济发展有非常有利的影响，人口增长是决定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八世纪》将中国的人口增长和西欧做了一个对比。中国人口增长率在一八○○年前后达到高峰，每年大约是0.8%，到十九世纪前期逐渐降到0.6%、0.4%，与同时的西欧社会相比，这样的增长率绝非特别高，与众多前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增长率相仿。中国与西欧之间明显的区别，似乎并不在于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在于人口急剧增长之后有没有出现经济转型。在西欧，人口增长之后不久出现了与工业化有关的经济转型，而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却没有出现相应的经济转型，延滞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出现，但此时巨大人口压力的负面影响业已显现。
与人口增长相伴的，是十八世纪经济的明显增长。经济增长得益于清政府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某种平衡取向，这构成了十八世纪的一个重要遗产。
就十八世纪经济明显发展而言，国家所起的作用不够充分但却必不可少。乾隆皇帝对市场调节供求关系的作用有某种程度的信任，称“所涉设市买卖之事，应以百姓自买自卖为宜，若由政府办理，抑或初衷为施惠于民，阻隔重重”，这说明国家对经济传统观念已有很大变化。当然，仍存在重要的国家专卖，有些涉及对外贸易，有些是诸如盐和贵金属这样大宗重要商品的买卖，还有贵重商品，如人参和宝石，这些奢侈品长期由皇族控制。最典型的是盐的专卖。一七五三年，国家将近12%的国库收入来自于盐，全国分为十一个管理区，(除云南外)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都由专卖商人管理，他们再把盐税交给国家。扬州的盐商只能运输销售，不能生产贩私，他们在十八世纪一年差不多要运销六亿市斤(四十万吨)盐，供应全国约四分之一人口，总计获利约五百万两白银。但就长时段的总体趋势而言，国家垄断的范围越来越小，不断拓展商品私人生产和分配的范围。
十八世纪国家一度尝试将官僚机构向乡村渗透。与明代不一样，国家并不愿意向村庄的原有首领授权，让他们完成征税这类任务；对水利管理也不再让地方精英负责，而是依靠地方官员，后者在水利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甚至允许政府在县这一级向下做一些延伸，任命县丞、主簿和典史，尤其典史的设立就是要在村庄之间建立一种准官方关系。尽管清朝很想将正式的官僚系统再伸展到县级以下，但对镇和乡村的治理仍然控制在很想管事的地方领域手中。为了提供一个更大官僚机构的财政所需，清代国家必须加重税收以增加收入，既对迅速发展的商业部门收税，也对大量未登记的农田收税，清代统治者对是否要将其权力侵入地方精英控制的纠缠不清的领域难以定夺，最后什么也没敢去做。
市场力量在十八世纪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清代经常要靠书面契约来买卖和抵押土地，买卖商品和人口，雇用领工钱的劳力。私人契约(白契) 很快在数量上超过官方红契(交费后在衙门登记，盖印)。在日常生活中签订书面契约成为通常做法，中间保人可能变得更为重要。市场的发展使乡村的农民与村子外的世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不过，商品化也意味着自给自足能力的丧失。市场发展还出现了商业私人化现象，政府越来越缺乏掌控能力，甚至不能管理实行专卖的货物。在采矿和制造业、茶叶和盐的生产、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等方面，垄断进一步让位于市场。
十八世纪经济明显增长，也受益于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对于后来发展而言，十八世纪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一遗产也相当重要。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就是建立在双金属通货制的基础之上，日常购物用铜钱，较大商业交易用白银。早在十六世纪，白银成为通用货币，大部分税收都是以银来计算交付，一直延续到清代。白银主要来自国外，所以对外贸易的波动对国内的货币供应也有直接影响，十七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出现“康熙萧条”。当时大米和其他商品价格下跌，原因是康熙皇帝禁止对外贸易，此外还受到为建立政府储备不让白银流通的影响。一六八五年重开贸易使得能从欧洲和美洲直接进口白银：在一六四四至一八三○年间白银的货币储备增至三倍，在清初每年大约有一千万西班牙银元流入福建沿海的港口，到十八世纪，西班牙银元已成为一种常用结算单位，先在广州 然后又在东南沿海港口和长江下游使用。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四川的商品价格经常用银元而不是国内的结算单位银两来计算。但随之而来的是铜钱价值的通货膨胀。因为铜的供应已不能与需求以及白银的进口保持同步。在十八世纪初的前三十年及七十年代，与白银相比铜价高，而实际兑换率低于一千枚铜钱换一两银子的官方牌价。铜与银低兑换率对众多土地占有者有利，因为小额粮食买卖一般都以铜钱结算，而赋税又以白银来计算。政府不得不对提供铜的日本妥协，还促使国家加快在西南地区开矿。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十八世纪末，一直都能提供足够的铜以满足本国需要。由于白银充足，税收改革继续向用白银支付的方向发展，除了漕粮之外，清朝的财政事务都已逐渐货币化。货币化使经济易受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影响。十八世纪正好处于十七世纪的萧条和道光年之间的一个略有通货膨胀的时期。在十八世纪商品价格涨了一倍。清代中叶粮价也在慢慢上升，在一七八○年、一八一六至一八一七年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达到高峰。同一时期，铜价上升，银价下跌，对农民来说，这降低和税收的花费，提高了粮食的销售价，并创造了一个鼓励投资的环境。
十八世纪国家财政的轨迹可以概括为由盛到衰这样一个过程。以一七一三年税收体系变革为界，此后由于受到固定丁额的削弱，征收的赋税不到全国生产总额的5%，财政基础不能满足一个庞大的近代政府或是工业化变革所需。清代财政在乾隆年间最为充实，一七三六年有二千四百万两盈余，而到一七八六年数额增到三倍，由盈转为亏欠是在十八世纪最后一些年份出现的，比如，出征新疆花费了二千三百万两；讨伐四川金川叛乱的花费三倍于此数目；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白莲教叛乱时自征战以来第一次出现费用不足的情况，这场征战花费了一亿两白银，比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还多约30%。其后财政不足一直困扰着政府。十八世纪末，对外贸易平衡开始变得对中国不利，白银开始大量外流，数量不断增加。据估计，在一八二七至一八四九的二十多年中，白银的出口可能占到以前一百二十五年中流入中国的西班牙银元总量的一半。与货币供应大增的十八世纪正好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出现了货币供应不足，突然发生通货紧缩。这最明显的反映在铜钱与白银的兑换率上，一八三五至一八五○年期间，在北京附近的地区兑换率从一千四百二十枚铜钱换一两白银上升到二千二百三十枚铜钱换一两白银。与十八世纪不同，十九世纪的经济发展受制于白银的不足，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但是白银的地位还相当稳固，北洋政府实行的是银本位，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国民政府虽感白银作为本币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乃实行折中的“废两改元”，随后由于发生银元危机，才最终废止银本位。
十八世纪常被人忽视的另一遗产，是地区差异在这一时期得到强化，并逐渐发展出各自的特色，逐步成型。《十八世纪》非常注重地区差异问题，在设制的大区基础上，将中国划分为华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东南沿海、岭南、西北、长江上游、西南、满洲和台湾十个大区域。从总体上看，这一划分与当下的经济社会区域格局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性，部分来自于作者的洞见，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下的区域格局在十八世纪时已初步成型。
华北的中心都市是北京，十八世纪，北京已成为一个能与长江下游媲美的文化中心，至少有一百万人，其中有一万官员(不包括吏员)。前半期，华北本地人在官员中占有优势，但很快长江下游的文人就占据了上风。长江下游是经济最发达地区，以栽种水稻为主，棉织和丝织业发达，税收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苏州是中心都市，杭州和南京紧随其后。上海在十八世纪已是纺织中心，成为其在十九世纪中叶勃兴、并在二十世纪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先声。长江中游依汉江、沅江、湘江和赣江四条支流分为四个截然分明的分区，十八世纪有大批移民迁入，成为活跃的全国重要粮食市场之一，尤其湖南稻米经济大发展，湘潭和衡阳的米市崛起；九江有朝廷管理的税关，是全国征收国内通过税最多的地方。政府在长江中游控制较宽松，汉口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只是属于汉阳官员管辖的镇级官员治地；湖南直到一七二三年才设立巡抚并举行乡试，但后来居上，随后的十九世纪迎来了学术、政治和军事上令人侧目的辉煌。岭南和东南沿海两个区域比较相似。东南沿海包括浙江温州、福建和广东潮州，渔业和商业发达，稻米供应不足，常平仓储存额全国最高，被认为是难以控制的地区，有围墙的村庄和客家人的土楼说明了社会关系日趋紧张。岭南有与东南沿海类似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家族势力强大，桀骜不驯，都有大量的人口外流，都更多关注大海，而不是北京。广州在一七五七年被指定为和欧洲人进行贸易的唯一港口，获利丰厚，在十八世纪一直享受着繁荣之福，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后陷入经济萧条。十七世纪，身份低下的客家人离开东南沿海山区，移居于广东东部和“珠三角”，受当地人敌视，族性意识增强，最终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演成了太平天国运动。西北由山西西部、陕西、甘肃和河西走廊中的绿洲组成，西安是中心都市，山陕商人在北京是重要角色，在十八世纪形成了晋商，到十九世纪山西钱庄已建立了全国性网络；西北的战事是政府关心的大事，一六八五年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兵力驻扎在山陕和甘肃一带。新疆是另一个军事重地，驻军在一万到二点三万人之间。长江上游包括四川东部，核心地带是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主要出产农产品，云南出产的铜用船向北运到长江，泸州因此成为一个大转运中心。泸州还出产盐，数量和质量都足以卖到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由山陕商人出资经营，雇用成百上千的人力和畜力，重庆因此开始兴旺发达。西南包括云贵，其重要地位主要来自于铜矿。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西南受到关注就是因为要铸铜币以跟上不断增加的白银进口，以使货币保持平衡。铜的开采量急剧上升，从每年不到一百万斤增加到十八世纪大部分年份每年平均一千万斤。在一七○○至一八五○年间，铜的产量大约是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一。满洲和台湾是两个新开辟的“边疆”。满洲是满人的老家，限制汉人移民进入，并作为清朝正在实行的隔离满人以保持其文化和尚武精神政策的组成部分。后来，在华北遇到灾荒的年份朝廷允许直隶、山东和山西人移入，结果从十七世纪中叶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短短七十余年时间内，满洲的人口和土地激增近百倍。台湾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东部边疆，在一六八三年归入清朝，一七○○年开始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来自福建泉州和漳州的移民大量涌入，到一七八三年人口增加了十倍。台湾社会军事化和宗教化倾向明显，岛上大起义前仆后继，庙宇成为社区活动中心，主要信奉观音、妈祖和关帝等五个主要神灵。台南是最大城市，台北到十八世纪后期才修筑城墙。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台湾经济迅速货币化，奠定了日后的发展基础。
十八世纪既是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而世纪末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也标志着清朝漫长崩溃过程的开始。不过，十八世纪衰落的是大区域的边缘，而不是核心区域。一七九五至一八四○年期间十五次大规模的国内骚乱中有八次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四次发生在边疆地区。直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核心区域权力的崩溃和下移才成为严重的问题。二十世纪前半期，与军阀割据相关的就是地区差异，一些大军阀的势力范围与大区域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韩书瑞、罗友枝著，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25.00元；Susan Naquin, Evelyn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十八世纪》采用布罗代尔“长时段”研究方法，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将十八世纪定义为一六八○至一八二○年这一长达一百四十年的时段。“长时段”从较长时期的发展趋势中把握时代脉动，有助于考察十八世纪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八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和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戴逸语)，对于中国而言，同样有着特殊意蕴。十八世纪号称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三千年来前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峰；相对于十九世纪以降与西方纠结缠绕的发展历程而言，十八世纪提供了一个没有西方这一他者条件下的发展经验。曾经炙手可热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下虽已成昨日黄花，但重温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社会，对揭示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形成轨迹, 理解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不得不重新检视十八世纪及其遗产，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十八世纪对后来最有深远影响的遗产，莫过于在此期间人口增至三倍这一事实。《十八世纪》将人口增长主要归因于死亡率降低与平均寿命的延长。死亡率在2.5%—3.5%，尤其婴儿死亡率很高，康熙皇帝五十五个孩子中有二十二个不到四岁就死了。约有35%的人死于十五岁以下，7%的人活到六十岁以上。伴随着死亡率的降低，平均寿命也在延长，男性平均寿命至少在三十岁以上。作为一种反应，一七五七年，政府官员退休的正式年龄由五十五岁改为六十五岁。
自从马尔萨斯以来，人口压力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论题，并逐渐成为一个研究范式。伊懋可通过对中国棉织业的考察，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论”：传统中国在十四世纪之前科技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在十四世纪出现了转折点，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发生改变，科技水平开始陷于停滞；其原因在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消耗了大部分农业剩余，用于发展科技的农业剩余变得相当小；尽管中国传统农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已无力在手工业科技上形成进一步的突破，由此形成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使中国无法像西欧一样完成工业革命。黄宗智在对华北小农经济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研究中，提炼出了“内卷化”(过密化)的理论概念，深刻影响了国内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研究取向。在人口压力问题上，《十八世纪》偏向于相对较为乐观的立场，既强调人口压力对十八世纪及其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潜在压力，也强调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机构设施很好地适应了不断增长的生育率，有所改善并促进了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立场是可取的。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正如博斯普鲁斯夫人在其颇有影响的《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的农业变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人口密度的增长对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和经济发展有非常有利的影响，人口增长是决定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八世纪》将中国的人口增长和西欧做了一个对比。中国人口增长率在一八○○年前后达到高峰，每年大约是0.8%，到十九世纪前期逐渐降到0.6%、0.4%，与同时的西欧社会相比，这样的增长率绝非特别高，与众多前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增长率相仿。中国与西欧之间明显的区别，似乎并不在于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在于人口急剧增长之后有没有出现经济转型。在西欧，人口增长之后不久出现了与工业化有关的经济转型，而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却没有出现相应的经济转型，延滞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出现，但此时巨大人口压力的负面影响业已显现。
与人口增长相伴的，是十八世纪经济的明显增长。经济增长得益于清政府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某种平衡取向，这构成了十八世纪的一个重要遗产。
就十八世纪经济明显发展而言，国家所起的作用不够充分但却必不可少。乾隆皇帝对市场调节供求关系的作用有某种程度的信任，称“所涉设市买卖之事，应以百姓自买自卖为宜，若由政府办理，抑或初衷为施惠于民，阻隔重重”，这说明国家对经济传统观念已有很大变化。当然，仍存在重要的国家专卖，有些涉及对外贸易，有些是诸如盐和贵金属这样大宗重要商品的买卖，还有贵重商品，如人参和宝石，这些奢侈品长期由皇族控制。最典型的是盐的专卖。一七五三年，国家将近12%的国库收入来自于盐，全国分为十一个管理区，(除云南外)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都由专卖商人管理，他们再把盐税交给国家。扬州的盐商只能运输销售，不能生产贩私，他们在十八世纪一年差不多要运销六亿市斤(四十万吨)盐，供应全国约四分之一人口，总计获利约五百万两白银。但就长时段的总体趋势而言，国家垄断的范围越来越小，不断拓展商品私人生产和分配的范围。
十八世纪国家一度尝试将官僚机构向乡村渗透。与明代不一样，国家并不愿意向村庄的原有首领授权，让他们完成征税这类任务；对水利管理也不再让地方精英负责，而是依靠地方官员，后者在水利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甚至允许政府在县这一级向下做一些延伸，任命县丞、主簿和典史，尤其典史的设立就是要在村庄之间建立一种准官方关系。尽管清朝很想将正式的官僚系统再伸展到县级以下，但对镇和乡村的治理仍然控制在很想管事的地方领域手中。为了提供一个更大官僚机构的财政所需，清代国家必须加重税收以增加收入，既对迅速发展的商业部门收税，也对大量未登记的农田收税，清代统治者对是否要将其权力侵入地方精英控制的纠缠不清的领域难以定夺，最后什么也没敢去做。
市场力量在十八世纪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清代经常要靠书面契约来买卖和抵押土地，买卖商品和人口，雇用领工钱的劳力。私人契约(白契) 很快在数量上超过官方红契(交费后在衙门登记，盖印)。在日常生活中签订书面契约成为通常做法，中间保人可能变得更为重要。市场的发展使乡村的农民与村子外的世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不过，商品化也意味着自给自足能力的丧失。市场发展还出现了商业私人化现象，政府越来越缺乏掌控能力，甚至不能管理实行专卖的货物。在采矿和制造业、茶叶和盐的生产、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等方面，垄断进一步让位于市场。
十八世纪经济明显增长，也受益于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对于后来发展而言，十八世纪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一遗产也相当重要。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就是建立在双金属通货制的基础之上，日常购物用铜钱，较大商业交易用白银。早在十六世纪，白银成为通用货币，大部分税收都是以银来计算交付，一直延续到清代。白银主要来自国外，所以对外贸易的波动对国内的货币供应也有直接影响，十七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出现“康熙萧条”。当时大米和其他商品价格下跌，原因是康熙皇帝禁止对外贸易，此外还受到为建立政府储备不让白银流通的影响。一六八五年重开贸易使得能从欧洲和美洲直接进口白银：在一六四四至一八三○年间白银的货币储备增至三倍，在清初每年大约有一千万西班牙银元流入福建沿海的港口，到十八世纪，西班牙银元已成为一种常用结算单位，先在广州 然后又在东南沿海港口和长江下游使用。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四川的商品价格经常用银元而不是国内的结算单位银两来计算。但随之而来的是铜钱价值的通货膨胀。因为铜的供应已不能与需求以及白银的进口保持同步。在十八世纪初的前三十年及七十年代，与白银相比铜价高，而实际兑换率低于一千枚铜钱换一两银子的官方牌价。铜与银低兑换率对众多土地占有者有利，因为小额粮食买卖一般都以铜钱结算，而赋税又以白银来计算。政府不得不对提供铜的日本妥协，还促使国家加快在西南地区开矿。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十八世纪末，一直都能提供足够的铜以满足本国需要。由于白银充足，税收改革继续向用白银支付的方向发展，除了漕粮之外，清朝的财政事务都已逐渐货币化。货币化使经济易受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影响。十八世纪正好处于十七世纪的萧条和道光年之间的一个略有通货膨胀的时期。在十八世纪商品价格涨了一倍。清代中叶粮价也在慢慢上升，在一七八○年、一八一六至一八一七年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达到高峰。同一时期，铜价上升，银价下跌，对农民来说，这降低和税收的花费，提高了粮食的销售价，并创造了一个鼓励投资的环境。
十八世纪国家财政的轨迹可以概括为由盛到衰这样一个过程。以一七一三年税收体系变革为界，此后由于受到固定丁额的削弱，征收的赋税不到全国生产总额的5%，财政基础不能满足一个庞大的近代政府或是工业化变革所需。清代财政在乾隆年间最为充实，一七三六年有二千四百万两盈余，而到一七八六年数额增到三倍，由盈转为亏欠是在十八世纪最后一些年份出现的，比如，出征新疆花费了二千三百万两；讨伐四川金川叛乱的花费三倍于此数目；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白莲教叛乱时自征战以来第一次出现费用不足的情况，这场征战花费了一亿两白银，比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还多约30%。其后财政不足一直困扰着政府。十八世纪末，对外贸易平衡开始变得对中国不利，白银开始大量外流，数量不断增加。据估计，在一八二七至一八四九的二十多年中，白银的出口可能占到以前一百二十五年中流入中国的西班牙银元总量的一半。与货币供应大增的十八世纪正好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出现了货币供应不足，突然发生通货紧缩。这最明显的反映在铜钱与白银的兑换率上，一八三五至一八五○年期间，在北京附近的地区兑换率从一千四百二十枚铜钱换一两白银上升到二千二百三十枚铜钱换一两白银。与十八世纪不同，十九世纪的经济发展受制于白银的不足，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但是白银的地位还相当稳固，北洋政府实行的是银本位，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国民政府虽感白银作为本币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乃实行折中的“废两改元”，随后由于发生银元危机，才最终废止银本位。
十八世纪常被人忽视的另一遗产，是地区差异在这一时期得到强化，并逐渐发展出各自的特色，逐步成型。《十八世纪》非常注重地区差异问题，在设制的大区基础上，将中国划分为华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东南沿海、岭南、西北、长江上游、西南、满洲和台湾十个大区域。从总体上看，这一划分与当下的经济社会区域格局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性，部分来自于作者的洞见，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下的区域格局在十八世纪时已初步成型。
华北的中心都市是北京，十八世纪，北京已成为一个能与长江下游媲美的文化中心，至少有一百万人，其中有一万官员(不包括吏员)。前半期，华北本地人在官员中占有优势，但很快长江下游的文人就占据了上风。长江下游是经济最发达地区，以栽种水稻为主，棉织和丝织业发达，税收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苏州是中心都市，杭州和南京紧随其后。上海在十八世纪已是纺织中心，成为其在十九世纪中叶勃兴、并在二十世纪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先声。长江中游依汉江、沅江、湘江和赣江四条支流分为四个截然分明的分区，十八世纪有大批移民迁入，成为活跃的全国重要粮食市场之一，尤其湖南稻米经济大发展，湘潭和衡阳的米市崛起；九江有朝廷管理的税关，是全国征收国内通过税最多的地方。政府在长江中游控制较宽松，汉口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只是属于汉阳官员管辖的镇级官员治地；湖南直到一七二三年才设立巡抚并举行乡试，但后来居上，随后的十九世纪迎来了学术、政治和军事上令人侧目的辉煌。岭南和东南沿海两个区域比较相似。东南沿海包括浙江温州、福建和广东潮州，渔业和商业发达，稻米供应不足，常平仓储存额全国最高，被认为是难以控制的地区，有围墙的村庄和客家人的土楼说明了社会关系日趋紧张。岭南有与东南沿海类似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家族势力强大，桀骜不驯，都有大量的人口外流，都更多关注大海，而不是北京。广州在一七五七年被指定为和欧洲人进行贸易的唯一港口，获利丰厚，在十八世纪一直享受着繁荣之福，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后陷入经济萧条。十七世纪，身份低下的客家人离开东南沿海山区，移居于广东东部和“珠三角”，受当地人敌视，族性意识增强，最终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演成了太平天国运动。西北由山西西部、陕西、甘肃和河西走廊中的绿洲组成，西安是中心都市，山陕商人在北京是重要角色，在十八世纪形成了晋商，到十九世纪山西钱庄已建立了全国性网络；西北的战事是政府关心的大事，一六八五年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兵力驻扎在山陕和甘肃一带。新疆是另一个军事重地，驻军在一万到二点三万人之间。长江上游包括四川东部，核心地带是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主要出产农产品，云南出产的铜用船向北运到长江，泸州因此成为一个大转运中心。泸州还出产盐，数量和质量都足以卖到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由山陕商人出资经营，雇用成百上千的人力和畜力，重庆因此开始兴旺发达。西南包括云贵，其重要地位主要来自于铜矿。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西南受到关注就是因为要铸铜币以跟上不断增加的白银进口，以使货币保持平衡。铜的开采量急剧上升，从每年不到一百万斤增加到十八世纪大部分年份每年平均一千万斤。在一七○○至一八五○年间，铜的产量大约是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一。满洲和台湾是两个新开辟的“边疆”。满洲是满人的老家，限制汉人移民进入，并作为清朝正在实行的隔离满人以保持其文化和尚武精神政策的组成部分。后来，在华北遇到灾荒的年份朝廷允许直隶、山东和山西人移入，结果从十七世纪中叶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短短七十余年时间内，满洲的人口和土地激增近百倍。台湾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东部边疆，在一六八三年归入清朝，一七○○年开始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来自福建泉州和漳州的移民大量涌入，到一七八三年人口增加了十倍。台湾社会军事化和宗教化倾向明显，岛上大起义前仆后继，庙宇成为社区活动中心，主要信奉观音、妈祖和关帝等五个主要神灵。台南是最大城市，台北到十八世纪后期才修筑城墙。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台湾经济迅速货币化，奠定了日后的发展基础。
十八世纪既是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而世纪末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也标志着清朝漫长崩溃过程的开始。不过，十八世纪衰落的是大区域的边缘，而不是核心区域。一七九五至一八四○年期间十五次大规模的国内骚乱中有八次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四次发生在边疆地区。直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核心区域权力的崩溃和下移才成为严重的问题。二十世纪前半期，与军阀割据相关的就是地区差异，一些大军阀的势力范围与大区域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韩书瑞、罗友枝著，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25.00元；Susan Naquin, Evelyn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