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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寅恪，一位学贯中西，文史兼通的名师大家，其著述究历史之真相，察文化之脉络，以严谨独立的人格魅力获得学界的仰重。早期陈寅恪不甘寂寞地攀登学术研究的高峰，而晚年的陈寅恪则彰显着不一样的文化人生。
关键词：陈寅恪；文化人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1-0278-02
作者简介：邵先龙（1988-），男，汉族，安徽阜阳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一、初识陈寅恪
有的人死了，精神随之速朽；有的人死了，精神却历久弥新。史学大师陈寅恪无疑属于后者。晚年陈寅恪的文化人生凝聚着别样的学术风采。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幼而留學。其祖父是晚清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陈寅恪先生自幼学于传统私塾，留学海外，接受到新式教育。为以后的学人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陈寅恪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此后，他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广西大学、岭南大学以及后来的中山大学，由于他家学深厚，学识广博，被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先生丰富的文化经历汇集成浓厚的文化情结，表现出传统文化与新式教育相结合的时代印记。在动荡起伏的文化环境下，却造就了他身世苦难与文化苦难凝聚于一身的人生最后二十年，陈寅恪先生在这最后二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创造出像《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学术著作。这些作品时刻洋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先生的“文化人生，当为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文化价值取向的一个参照系”，引领着学术与文化的研究方向，值得我们去探析与创造。
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文化人生的灵魂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治学修身的根本所在，更是其文化人生的灵魂。此语初见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作的纪念碑文《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无疑来说，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对于学者人生境界的一种观照与反映。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文》中又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1]认为真理高于俗谛，学术研究必须剥除“俗谛之桎梏”，自由才是其最可珍贵的价值。这种精神文化蕴涵也一直存在凝聚于晚年陈寅恪先生的著述与学术研究之中。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是在政治“厚待”与心境压抑的交错中度过的，中央把陈寅恪先生列为爱国知识分子，指示有关方面要予以“厚待”，这种政治上的“厚待”，不乏当时有名望或者有身份的人物前去拜访与慰问，比如广东省委领导陶铸，陈毅，郭沫若，胡乔木等，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与陈寅恪的交谈，俨然是两位文化大师心灵上的交流，即使各自研究领域不同，身份不同，但是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开拓，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两者的相见交谈，也产生了些许共鸣。对于陈毅这个党内颇有诗名的人来说，与陈寅恪先生的交谈甚欢，知己间的感慰，这位党内诗人得到陈寅恪夫妇的一致认同：共产党内也有真正懂得读书人的大官啊。政府对陈寅恪的保护与关怀，反映出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重。政府对陈寅恪的“厚待”的影响，显然也隐藏着另外一种心境上的压抑。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他被无情地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又被官方认定为资产阶级“旧史学”权威，与这次批判同时进行的是对陈寅恪先生的家庭、生活、学术研究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恶劣影响。陈寅恪面对着这种文化人生的低潮，他没有屈服沉沦下去，而是以他的坚强毅力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文化灵魂，默默地眷恋着他对历数载之演进而渐衰的传统文化，极至一种生死不渝的境地。“政治这个范畴已经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底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2]。可见他的学术著作，乃至整个生命，都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文化意绪，充满着博大的传统情怀。
三、“众人皆醉，我独醒”——文化环境的追求
“众人皆醉，我独醒”，不为外物所诱，不为外事所扰，这是一种超然的境界。当一种社会环境因为政治、经济的衍变而发生时代变革时，有的人欢呼雀跃；有的人却依旧保持非凡的平静，因为他知道一种自由的超脱于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环境是何其弥足珍贵。对于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文化环境，陈寅恪先生一直时刻追求与践行着。
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带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邀请恩师北上到科学院任职，遭到陈寅恪的拒绝。其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出答应任职的两点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也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陈寅恪并非反对现政权，“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3]。陈寅恪追求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至理境界，并未因要求尊奉马列思想、政治学习而改变初心。由于这种初心与自己曾经器重的学生汪篯，划清了界限，一句“你不是我的学生”，让两个时代，两种思想彻底没有了交集的可能性，徒留深深的惋惜和悲叹。就是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初心下，陈寅恪坚持着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殷殷期待与努力。陈寅恪先生自始至终追求的是一种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他并不愿意参与体制内的权力争夺，利益分享，始终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精神力量。岭南大学，一个学术氛围浓厚，文化环境自由的地方。晚年的陈寅恪在这里不用参加政治学习，即使在享受种种政府承诺的“特殊照顾”的条件下，也仍然保持着遗世独立，不趋时附势的操守。“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做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坚持原则的孤独者，他能够提出人类文明面临的基本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比政治家更有说服力的辩论。他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长于批评的智力和合乎道德理想的同时，又不忘记履行其社会责任”[4]在世人皆醉，举国欢庆时，先生默默地担负着知识分子传播知识和文化的使命，恢弘着知识分子独立和自由的精神。陈寅恪先生不甘“躲进小楼成一统”，做个纯粹的“知识人”[5]，因为他知道选择做一个纯粹的“知识人”的同时，也往往放弃了对自由、理想的执着追求，一味地去堆砌知识不加以创新形成一门学问，便会丧失起码的理性、良知、历史感、文化感，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四、“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文化情怀的感悲
晚年陈寅恪，经历过时代的浪潮风暴，感伤一生的浮沉悲凄，常常吟咏这样一句诗：“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竹门松菊家何在，且认他乡作故乡”[6]。其中的“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成为陈寅恪一生的写照，也是难以割舍的文化情懷。早在40年代，陈寅恪便已双目失明，其治学之苦与研究之艰可想而知。他是靠助手黄萱来进行学术研究与著书的。“当年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果剩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忆桑田”这首诗写的是陈寅恪先生与妻子唐篔生死不离，相濡以沫的至深感情。唐篔以独特的气质，干练平稳的待人处世风格，为陈寅恪操持着整个家庭，她是陈寅恪先生的生活支撑，也是得力的助手。“在这个裂变时代洒下的那一片洋溢着无比暖意的文化情怀，以及他身体力行的痛苦求索，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文化灵魂”。严峻的社会现实和残酷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湮没文人学者对学术与文化孜孜以求的理想，尽管拥有在学术研究与著述的成就，恰恰这种成功所得可以获得短暂的心灵上的超脱，甚至可以继续成就非凡的文化人生，然而在文化大师的心中，这些成就只是在压抑中奏响的一曲悲歌而已。陈寅恪先生一生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但是与人交友却保持着自己的原则。陈序经与陈寅恪的心灵共鸣，思想契合；姜立夫与陈寅恪的思想感慰，知心知己；吴宓与陈寅恪的生死挚交……；值得一提的是在陈寅恪人生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两位女性，与陈寅恪的友谊也是至深至亲的。黄萱，曾经的富家小姐，周寿恺教授的妻子，更是陈寅恪学术研究与著述阶段的助手，对陈寅恪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冼玉清，一位孤独而孑然一身的才女，与陈寅恪亦师亦友，充斥着思想共鸣与心灵慰藉的深厚感情。“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晚年陈寅恪先生甚喜的一句诗，也是自己晚年心境的真实表白。充满凄美，暖意的文化人生，与学术，他做到了谨严慎独；与友人，他表现出平易亲情；与家庭，他付出了责任包容。种种的境遇汇集成一种感悲的文化情怀，这种情怀隽永深刻。
五、结语
陈寅恪先生晚年的遭际已随时间的消逝而湮没在历史记忆中，了解其一生的治学与学术研究的轨迹，追寻“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不朽蕴涵，究察他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由文化环境的孜孜以求，感悟“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下的文化情怀，陈寅恪先生的文化一生对于我们今人来说，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社会意义的。易中天教授曾说：“劝君免谈陈寅恪”，由衷地表达出对陈寅恪的崇敬之情。“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梦萦历史的长河，采撷历史的枝节去寻觅一代学术大师那高山仰止、壁立千仞的文化力量与精神内涵，去感怀学术大师平凡而又至伟的一生，去坚持那一份对文化传承与探寻的执着、希冀。
[ 参 考 文 献 ]
[1]蔡仲德.陈寅恪论（下）[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2）.
[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M].北京：三联书店，2013.
[3]邬和镒.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J].图书馆论坛，1997（1）.
[4]余杰.铁屋中的呐喊[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5]顾玮.精神自由与文化建构—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J].枣庄师专学报，1999.
[6]陈寅恪.陈寅恪集[J].三联书店，2009.
关键词：陈寅恪；文化人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1-0278-02
作者简介：邵先龙（1988-），男，汉族，安徽阜阳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一、初识陈寅恪
有的人死了，精神随之速朽；有的人死了，精神却历久弥新。史学大师陈寅恪无疑属于后者。晚年陈寅恪的文化人生凝聚着别样的学术风采。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幼而留學。其祖父是晚清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陈寅恪先生自幼学于传统私塾，留学海外，接受到新式教育。为以后的学人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陈寅恪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此后，他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广西大学、岭南大学以及后来的中山大学，由于他家学深厚，学识广博，被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先生丰富的文化经历汇集成浓厚的文化情结，表现出传统文化与新式教育相结合的时代印记。在动荡起伏的文化环境下，却造就了他身世苦难与文化苦难凝聚于一身的人生最后二十年，陈寅恪先生在这最后二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创造出像《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学术著作。这些作品时刻洋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先生的“文化人生，当为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文化价值取向的一个参照系”，引领着学术与文化的研究方向，值得我们去探析与创造。
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文化人生的灵魂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治学修身的根本所在，更是其文化人生的灵魂。此语初见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作的纪念碑文《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无疑来说，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对于学者人生境界的一种观照与反映。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文》中又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1]认为真理高于俗谛，学术研究必须剥除“俗谛之桎梏”，自由才是其最可珍贵的价值。这种精神文化蕴涵也一直存在凝聚于晚年陈寅恪先生的著述与学术研究之中。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是在政治“厚待”与心境压抑的交错中度过的，中央把陈寅恪先生列为爱国知识分子，指示有关方面要予以“厚待”，这种政治上的“厚待”，不乏当时有名望或者有身份的人物前去拜访与慰问，比如广东省委领导陶铸，陈毅，郭沫若，胡乔木等，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与陈寅恪的交谈，俨然是两位文化大师心灵上的交流，即使各自研究领域不同，身份不同，但是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开拓，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两者的相见交谈，也产生了些许共鸣。对于陈毅这个党内颇有诗名的人来说，与陈寅恪先生的交谈甚欢，知己间的感慰，这位党内诗人得到陈寅恪夫妇的一致认同：共产党内也有真正懂得读书人的大官啊。政府对陈寅恪的保护与关怀，反映出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重。政府对陈寅恪的“厚待”的影响，显然也隐藏着另外一种心境上的压抑。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他被无情地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又被官方认定为资产阶级“旧史学”权威，与这次批判同时进行的是对陈寅恪先生的家庭、生活、学术研究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恶劣影响。陈寅恪面对着这种文化人生的低潮，他没有屈服沉沦下去，而是以他的坚强毅力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文化灵魂，默默地眷恋着他对历数载之演进而渐衰的传统文化，极至一种生死不渝的境地。“政治这个范畴已经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底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2]。可见他的学术著作，乃至整个生命，都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文化意绪，充满着博大的传统情怀。
三、“众人皆醉，我独醒”——文化环境的追求
“众人皆醉，我独醒”，不为外物所诱，不为外事所扰，这是一种超然的境界。当一种社会环境因为政治、经济的衍变而发生时代变革时，有的人欢呼雀跃；有的人却依旧保持非凡的平静，因为他知道一种自由的超脱于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环境是何其弥足珍贵。对于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文化环境，陈寅恪先生一直时刻追求与践行着。
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带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邀请恩师北上到科学院任职，遭到陈寅恪的拒绝。其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出答应任职的两点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也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陈寅恪并非反对现政权，“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3]。陈寅恪追求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至理境界，并未因要求尊奉马列思想、政治学习而改变初心。由于这种初心与自己曾经器重的学生汪篯，划清了界限，一句“你不是我的学生”，让两个时代，两种思想彻底没有了交集的可能性，徒留深深的惋惜和悲叹。就是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初心下，陈寅恪坚持着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殷殷期待与努力。陈寅恪先生自始至终追求的是一种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他并不愿意参与体制内的权力争夺，利益分享，始终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精神力量。岭南大学，一个学术氛围浓厚，文化环境自由的地方。晚年的陈寅恪在这里不用参加政治学习，即使在享受种种政府承诺的“特殊照顾”的条件下，也仍然保持着遗世独立，不趋时附势的操守。“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做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坚持原则的孤独者，他能够提出人类文明面临的基本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比政治家更有说服力的辩论。他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长于批评的智力和合乎道德理想的同时，又不忘记履行其社会责任”[4]在世人皆醉，举国欢庆时，先生默默地担负着知识分子传播知识和文化的使命，恢弘着知识分子独立和自由的精神。陈寅恪先生不甘“躲进小楼成一统”，做个纯粹的“知识人”[5]，因为他知道选择做一个纯粹的“知识人”的同时，也往往放弃了对自由、理想的执着追求，一味地去堆砌知识不加以创新形成一门学问，便会丧失起码的理性、良知、历史感、文化感，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四、“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文化情怀的感悲
晚年陈寅恪，经历过时代的浪潮风暴，感伤一生的浮沉悲凄，常常吟咏这样一句诗：“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竹门松菊家何在，且认他乡作故乡”[6]。其中的“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成为陈寅恪一生的写照，也是难以割舍的文化情懷。早在40年代，陈寅恪便已双目失明，其治学之苦与研究之艰可想而知。他是靠助手黄萱来进行学术研究与著书的。“当年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果剩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忆桑田”这首诗写的是陈寅恪先生与妻子唐篔生死不离，相濡以沫的至深感情。唐篔以独特的气质，干练平稳的待人处世风格，为陈寅恪操持着整个家庭，她是陈寅恪先生的生活支撑，也是得力的助手。“在这个裂变时代洒下的那一片洋溢着无比暖意的文化情怀，以及他身体力行的痛苦求索，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文化灵魂”。严峻的社会现实和残酷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湮没文人学者对学术与文化孜孜以求的理想，尽管拥有在学术研究与著述的成就，恰恰这种成功所得可以获得短暂的心灵上的超脱，甚至可以继续成就非凡的文化人生，然而在文化大师的心中，这些成就只是在压抑中奏响的一曲悲歌而已。陈寅恪先生一生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但是与人交友却保持着自己的原则。陈序经与陈寅恪的心灵共鸣，思想契合；姜立夫与陈寅恪的思想感慰，知心知己；吴宓与陈寅恪的生死挚交……；值得一提的是在陈寅恪人生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两位女性，与陈寅恪的友谊也是至深至亲的。黄萱，曾经的富家小姐，周寿恺教授的妻子，更是陈寅恪学术研究与著述阶段的助手，对陈寅恪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冼玉清，一位孤独而孑然一身的才女，与陈寅恪亦师亦友，充斥着思想共鸣与心灵慰藉的深厚感情。“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晚年陈寅恪先生甚喜的一句诗，也是自己晚年心境的真实表白。充满凄美，暖意的文化人生，与学术，他做到了谨严慎独；与友人，他表现出平易亲情；与家庭，他付出了责任包容。种种的境遇汇集成一种感悲的文化情怀，这种情怀隽永深刻。
五、结语
陈寅恪先生晚年的遭际已随时间的消逝而湮没在历史记忆中，了解其一生的治学与学术研究的轨迹，追寻“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不朽蕴涵，究察他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由文化环境的孜孜以求，感悟“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下的文化情怀，陈寅恪先生的文化一生对于我们今人来说，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社会意义的。易中天教授曾说：“劝君免谈陈寅恪”，由衷地表达出对陈寅恪的崇敬之情。“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梦萦历史的长河，采撷历史的枝节去寻觅一代学术大师那高山仰止、壁立千仞的文化力量与精神内涵，去感怀学术大师平凡而又至伟的一生，去坚持那一份对文化传承与探寻的执着、希冀。
[ 参 考 文 献 ]
[1]蔡仲德.陈寅恪论（下）[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2）.
[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M].北京：三联书店，2013.
[3]邬和镒.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J].图书馆论坛，1997（1）.
[4]余杰.铁屋中的呐喊[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5]顾玮.精神自由与文化建构—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J].枣庄师专学报，1999.
[6]陈寅恪.陈寅恪集[J].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