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我们需要贷款。只要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贷款，我现在就可以开个养鸭场了，但农村贷款很难啊！”一位新余市农民说。
　　“创业，我们需要政府部门多设身处地地替我们想想。创业过程中，与当地工商等部门打交道也好几年了，我觉得要让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真正树立起服务意识，还需要一段时间。”一位晋城市创业者说。
　　“创业，我们需要社会的理解。女性创业者的社会压力很大，一旦我们失败，周围的人往往幸灾乐祸，觉得女性还是不要太强了。我认为社会应该创造一种氛围，鼓励女性创业。”一位重庆市的女性创业者说。
　　近日，记者就创业话题随机采访了若干对象，他们对创业提出了各自不同的需求和希望。创业者个体的禀赋和能力是成功创业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但是，基于为创业者服务的良好创业环境和创业政策也至为关键。据新华社报道，我国个体户在自1999年至2004年的6年内减少了810万户。810万个体户的“集体失踪”，是对我们的创业环境和政策的一种拷问。
　　
　　创业、就业：“三起三挫”
　　
　　我国的创业政策经历了一个反复的流变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陈乃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起三挫”：所谓“三起”就是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三挫”则是发展遇到挫折的时期。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就业压力很大。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但为了扩大就业，政府还是提出自主就业和政府安排就业相结合，并为此采取很多措施鼓励自主创业，城乡个体专业户蓬勃发展；可是就业形势略为好转后的1984年前后，便开始了以稳定经济秩序的整顿，取缔了大批专业户，导致就业队伍锐减。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较快发展和1988年开始的调整和整顿；第三次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鼓舞下，1994年全国中小企业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峰，而1995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整顿，加之后来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直到2001年才逐步恢复，但数量仍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就这样，就业压力大时创业环境就会宽松，而就业压力小时就紧缩，反反复复大的起落达三次之多。在就业压力与创业环境逆相关的背后，是创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显著效应。以昆山为例，据记者了解，作为全国百强县之首，当地的创业活动极为活跃，2004年以后，平均每天诞生10家私营企业，每天吸纳100个劳动力就业。2005年，昆山的失业率为2.1%，不仅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国际上公认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基本上做到了“个个有工作”。
　　
　　最近几年，我国政府在促进创业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以政府财政资助或小额贷款等方式扶持创业；政府财政拨款资助技术创新；社区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对安排一定比例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实行免税；有的地方还实行政府买岗位安排生活特别困难者就业等等。这些措施都对鼓励创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近年来全国不仅消失掉了大量的个体工商户，而且全国2005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中小企业数也从上年的27．33万户减少到21.96万户，减少了19．65%。个体户、中小企业数量减少，是否就表明我国创业环境近年来不甚理想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我国近几年来从总体环境来看逐渐不利于创业。”陈乃醒教授认为，与国外相比，特别是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参与创业的主体是农民。城市通过现代化建设和加强管理、整顿市场等，导致创业越来越困难，正如有人所说“想不吃低保都不行。”“也许眼前政府财政可以养一些，但时间一长低保队伍无限制地扩大，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将会弱化人们的创业意志，久而久之将会消磨掉自主自强的立国精神。”
　　
　　政府：创业的强力推手
　　
　　鼓励全民创业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响亮的口号，但有网友发表观点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并不适合自主创业，因为，一旦你有点小成绩，“吸血鬼”就会凑上来，所以，一个民主、廉洁的政府才是创业成功的保障。据记者了解，持有以上观点的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创业，呼唤服务型政府。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关村掀起了民营潮，一大批科研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放弃“铁饭碗”，投身创业，才打造了今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硅谷”。而京海、科海、四通、信通等一大批高科技公司的创办，不仅得益于改革的春风，更得益于海淀区委、区政府的前瞻性的“科教兴区”方针政策。
　　前不久到浙江义乌调研的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告诉记者，在义乌，她看到的就是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民营经济一派蒸蒸日上、繁荣兴旺的景象。创业活动的活跃原因何在？甄小英教授认为，一是与义乌人的传统经商意识和义乌人“跑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坚忍不拔的自主创业精神密不可分。但同时，与义乌市历届党政领导机关和干部一以贯之地大力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科学领导义乌人民放手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的实践密不可分。
　　在义乌，有一个故事家喻户晓：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义乌一位因在路边摆摊而不断被驱赶的农妇冲进当时县委书记的办公室，直言问道，“为什么老是赶我们？”“我没工作，但要吃饭，不摆摊我吃什么？”由此，引发了“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的“四允许”政策的出炉。这在当时全国各地还在打击“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的情况下，无疑为敢为天下先的举措。在一无资源，二无工厂的义乌，“四允许”决定，极大地解放了农民发展商品经济、自主创业的内在潜力，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此后当地政府坚持这一战略不动摇，并不断创新，甄小英教授说，“这是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载体的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创业环境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人们的期望还有相当的距离。一位从事皮影文化业务的创业者宋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北京创业已经20余年了，许多条件确实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政府相关部门还是服务意识弱、官本位意识强，税收的任务也很重，平时还要“打点”，创业就是“痛并快乐着”。
　　创业难，难在哪里？陈乃醒教授认为，中国创业难，就在于逐步加大的创业成本，普遍存在的手续繁琐，办事效率低，对创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缺乏应有的帮扶热情。有的地方办事要盖几十个公章的事又来临了。
　　创业浪潮已席卷全球。创业需要政策扶持，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10年，我国将迎来创业活动的高峰期。届时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劳动力供求缺口有1000万个左右。创业，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缩小贫富差距等突出的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指出，“中国如果不鼓励创业，根本不可能走向共同富裕。建设一个创业型国家，是当前最紧迫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