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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叔”语义学
如果你还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就会发现有些官员出镜的时候，腕表表盘被调整到了手腕内侧，这样你看到的就只是一根皮带，几乎无法从中推测手表的品牌。这种做法也许会在爱表的官员中变成惯例——如果他们还有勇气戴表的话。说到这个话题，实在是让人尴尬。因为戴表——戴不戴，戴什么牌子，戴多贵的表，都是基本人权。因为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官员们无法证明自己的收入是合法的，无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清白的，他们的节操受到了普通群众不分青红皂白的怀疑，他们戴表的自由受到了不该有的限制和干预。这几乎是中国法治的一个倒退。
当然，官员因为喜爱奢侈品而被调查，也的确是一件常见的事，古今中外都不绝于书。但像前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这样的遭遇，虽然不是头一遭，也堪称离奇。2012年他被冠以“表叔”之名。这个词语中包含的意义如此微妙复杂，不但外国人很难理解，恐怕连不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不能知悉。
曾几何时，“表叔”——这个革命文艺史上著名的爱称，支撑其语义的是“叔”而不是“表”，这本来是为了证明阶级感情可以超越血缘，并且把革命者与普通群众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现在，“表叔”的语义重心已经从“叔”转换到了“表”——此表非彼表，此叔也非彼叔，这个词见证了官员与公众的离心离德。在政治领域，中国人都是语言游戏的大师。由于不能直话直说，他们就把智慧花在了发明各种曲折的隐喻和反讽用词上。
表叔的故事也的确太老套了——甚至有人认为太老土了，因为杨达才的种种特色：贪婪、违法、趣味低下，当官却没有起码的政治伦理，乃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杨达才的公众形象不佳：油乎乎的头发梳向脑后，有一个和人事级别相匹配的肚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满嘴谎言，越说越离题，越说越可疑。更要命的是，他佩戴的昂贵手表与衬衫质地和款式非常不匹配。
就是這样一个人，不断地升迁，仕途一帆风顺。如果说这个人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只是证明了信息流动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净化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互联网没有演进到如今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微博和转发功能，如果没有这些，“表叔”——不，杨局长，也许还在任上呢。
转发开始了
要说“表叔”，就不得不温习一下互联网简史。
互联网还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时，出现了微软这样伟大的公司和Windows这样了不起的产品。那时候，互联网差不多是空空荡荡的，一开始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电脑，网络上也没有什么内容。只有少数人上传信息，并且分享别人的信息，从中得到先知般的乐趣。等到互联网发展到第二阶段时，电脑用户疯长，海量的信息被传送到网络上，先知的快乐很快被大众的狂欢所取代。在很短的时间里，互联网上的信息已经很多了——实际上是太多了，已经超出了个人电脑用户能够处理的极限。要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找到想要的东西，必须找一种有力的工具，对那些只对特定个人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定位。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工具就是搜索引擎。正是凭借开发搜索引擎，谷歌迅速取代微软，变成了互联网公司中最拉风的一家。
据说Facebook代表了互联网发展的第三阶段，换句话说，和上传和检索相比，分享变得更重要。信息太多了，定位也很方便，何不让我们找些有趣的事，娱乐一下自己？人性就是这样，先知被大众淹没之后，普通人的快乐变得比什么都重要。没有Facebook的国家也能享受这样的快乐，甚至更快乐，因为他们可以用很低的智力成本，发展出符合国情的特色产品，比如微博。
互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凸显了三种不同的价值：第一阶段，信息是最重要的，所以凸显了上传的价值；第二阶段，定位最重要，所以凸显了检索的价值；第三阶段，分享最重要，凸显了转发的价值。当然，价值也有细分市场，比如，上传和检索对全世界网民都很重要，但转发对关心时事的中国网民来说特别重要。一旦转发开始了，杨局长就变成了“表叔”。
鉴表日常化
历史当然是群众创造的，尤其是在一个转发的时代，看上去更加如此。但有些群众创造了更多历史，也是不争的事实。“表叔”的横空出世，开始于一个微博ID：“花总鉴表”。
鉴表故事始于检索。在谷歌或百度图片输入关键词“书记”、“市长”、“局长”，花总寻找官员的大尺寸图片，下载那些戴着表的图片，研究手表的款式、品牌和型号，查证价格。2011年7月发生动车相撞事故后，出现在事故现场的官员成了最早被检索的对象。在动车相撞事故一年后，另一场交通事故发生在陕西，杨达才面带笑容，神态轻松地出现在事故现场。检索的热潮开始了。他为自己做了不太有说服力的辩白。但语言似乎很难刷清他那昂贵的爱好带来的怀疑，反而激发更多人参加了检索与鉴定——“表叔”这个词开始流行。
曾经有一段时间，花总高频度地公布戴表官员的照片，结果是他再也不能在微博上发言。在放弃这个危险的爱好之后，他回到了微博，继续推广他和奢侈品知识有关的商业计划。花总淡出的结果是他的个人爱好传染给了很多人，并且迅速地方化。如今只要有官员卷入公众舆论，他们是否佩戴腕表，什么品牌，何种型号，价值多少，不可避免地成为微博传播的标准内容。这一切都证明了，技术会演化，最后和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最后谁也离不开谁，就像表叔离不开奶奶和铁梅——虽然不是每个鉴表故事的结尾都有纪委出现。
如果你还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就会发现有些官员出镜的时候，腕表表盘被调整到了手腕内侧，这样你看到的就只是一根皮带，几乎无法从中推测手表的品牌。这种做法也许会在爱表的官员中变成惯例——如果他们还有勇气戴表的话。说到这个话题，实在是让人尴尬。因为戴表——戴不戴，戴什么牌子，戴多贵的表，都是基本人权。因为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官员们无法证明自己的收入是合法的，无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清白的，他们的节操受到了普通群众不分青红皂白的怀疑，他们戴表的自由受到了不该有的限制和干预。这几乎是中国法治的一个倒退。
当然，官员因为喜爱奢侈品而被调查，也的确是一件常见的事，古今中外都不绝于书。但像前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这样的遭遇，虽然不是头一遭，也堪称离奇。2012年他被冠以“表叔”之名。这个词语中包含的意义如此微妙复杂，不但外国人很难理解，恐怕连不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不能知悉。
曾几何时，“表叔”——这个革命文艺史上著名的爱称，支撑其语义的是“叔”而不是“表”，这本来是为了证明阶级感情可以超越血缘，并且把革命者与普通群众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现在，“表叔”的语义重心已经从“叔”转换到了“表”——此表非彼表，此叔也非彼叔，这个词见证了官员与公众的离心离德。在政治领域，中国人都是语言游戏的大师。由于不能直话直说，他们就把智慧花在了发明各种曲折的隐喻和反讽用词上。
表叔的故事也的确太老套了——甚至有人认为太老土了，因为杨达才的种种特色：贪婪、违法、趣味低下，当官却没有起码的政治伦理，乃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杨达才的公众形象不佳：油乎乎的头发梳向脑后，有一个和人事级别相匹配的肚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满嘴谎言，越说越离题，越说越可疑。更要命的是，他佩戴的昂贵手表与衬衫质地和款式非常不匹配。
就是這样一个人，不断地升迁，仕途一帆风顺。如果说这个人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只是证明了信息流动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净化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互联网没有演进到如今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微博和转发功能，如果没有这些，“表叔”——不，杨局长，也许还在任上呢。
转发开始了
要说“表叔”，就不得不温习一下互联网简史。
互联网还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时，出现了微软这样伟大的公司和Windows这样了不起的产品。那时候，互联网差不多是空空荡荡的，一开始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电脑，网络上也没有什么内容。只有少数人上传信息，并且分享别人的信息，从中得到先知般的乐趣。等到互联网发展到第二阶段时，电脑用户疯长，海量的信息被传送到网络上，先知的快乐很快被大众的狂欢所取代。在很短的时间里，互联网上的信息已经很多了——实际上是太多了，已经超出了个人电脑用户能够处理的极限。要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找到想要的东西，必须找一种有力的工具，对那些只对特定个人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定位。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工具就是搜索引擎。正是凭借开发搜索引擎，谷歌迅速取代微软，变成了互联网公司中最拉风的一家。
据说Facebook代表了互联网发展的第三阶段，换句话说，和上传和检索相比，分享变得更重要。信息太多了，定位也很方便，何不让我们找些有趣的事，娱乐一下自己？人性就是这样，先知被大众淹没之后，普通人的快乐变得比什么都重要。没有Facebook的国家也能享受这样的快乐，甚至更快乐，因为他们可以用很低的智力成本，发展出符合国情的特色产品，比如微博。
互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凸显了三种不同的价值：第一阶段，信息是最重要的，所以凸显了上传的价值；第二阶段，定位最重要，所以凸显了检索的价值；第三阶段，分享最重要，凸显了转发的价值。当然，价值也有细分市场，比如，上传和检索对全世界网民都很重要，但转发对关心时事的中国网民来说特别重要。一旦转发开始了，杨局长就变成了“表叔”。
鉴表日常化
历史当然是群众创造的，尤其是在一个转发的时代，看上去更加如此。但有些群众创造了更多历史，也是不争的事实。“表叔”的横空出世，开始于一个微博ID：“花总鉴表”。
鉴表故事始于检索。在谷歌或百度图片输入关键词“书记”、“市长”、“局长”，花总寻找官员的大尺寸图片，下载那些戴着表的图片，研究手表的款式、品牌和型号，查证价格。2011年7月发生动车相撞事故后，出现在事故现场的官员成了最早被检索的对象。在动车相撞事故一年后，另一场交通事故发生在陕西，杨达才面带笑容，神态轻松地出现在事故现场。检索的热潮开始了。他为自己做了不太有说服力的辩白。但语言似乎很难刷清他那昂贵的爱好带来的怀疑，反而激发更多人参加了检索与鉴定——“表叔”这个词开始流行。
曾经有一段时间，花总高频度地公布戴表官员的照片，结果是他再也不能在微博上发言。在放弃这个危险的爱好之后，他回到了微博，继续推广他和奢侈品知识有关的商业计划。花总淡出的结果是他的个人爱好传染给了很多人，并且迅速地方化。如今只要有官员卷入公众舆论，他们是否佩戴腕表，什么品牌，何种型号，价值多少，不可避免地成为微博传播的标准内容。这一切都证明了，技术会演化，最后和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最后谁也离不开谁，就像表叔离不开奶奶和铁梅——虽然不是每个鉴表故事的结尾都有纪委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