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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采访录，包括对基辛格、阮文绍、武元甲、西哈努克、甘地夫人、果尔达·梅厄、约旦的侯赛因、南尼等的采访，这些人都是20世纪60至80年代世界政坛风云人物。具有见证历史的价值，是新闻采访界的经典之作。
我编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希望它成为当代27位政治名流的历史的直接见证，成为一部新闻报道的集子或历史文献。但我不希望它沦为一本仅供那些研究权力之争的学者们阅读的采访集。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把自己当做一架只是机械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机器。我进行每一次采访都费了心血，像对待那些与我利害攸关、我必须态度明朗的事情那样去关注我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我对每件事情都根据我所持的道德标准明确表态）。我不是带着像解剖学家或记者所持的超然态度去会见这27位大人物的，我去见他们时往往情绪激动并带去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我在访问他们之前总是先向自己提出。我进行这些采访的目的是希望弄明白他们在掌权时和不掌权时是怎样左右我们的命运的。我要弄明白诸如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究竟是多数人创造的，还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还是取决于个别几个人？
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人解答过，也永远没有人能解答的老问题，也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十分危险的陷阱，因为每一个答案的本身都包含着矛盾。难怪很多人妥协了，他们说：历史是由所有的人和个别人创造的，个别人成了领袖，因为他们生得逢时，并且知道如何利用时机。也许是这样。但是那些不愿为生活中荒唐的悲剧所欺骗的人宁可相信帕斯卡的话：“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成为另一个样子。”
当然，这是一个可怕的假设，这种观点触犯人的尊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成了什么？是一群在时而高贵时而卑贱的牧人手中的绵羊？还是一批充当配角的货色或是一片飘零的落叶？
这个问题要追溯到过去，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啊，如果有人带着摄影机采访过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好了！我对耳闻传下来的记事，对发表得过晚又没有证据的报道投不信任票。昨天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断的小说。
今天的历史就不同了，因为它是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写下的。人们可以在采访时对控制着世界和改变其进程的少数人照相、拍电影、录音；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马上加以报道，加以说明，并进行热烈的讨论。为此我热爱新闻工作，从事新闻工作。有哪一种别的什么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展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体会到这一点后，很自然地会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每当遇到一个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是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我说我每进行一次采访都花了心血，这并不言过其实。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自己：去吧，没有必要成为希罗多德，你至少能带回一块对拼组镶嵌图案有用的小石头和对人们思考问题有用的情况。要是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本书就这样在七年中编成。七年中，我为《欧洲人》周刊作了28次采访。我本着这种精神去访问我所要会见的人物，即：除了获取新闻以外，每次访问都力求弄清这些人物与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约见他们经常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他们几乎总是以使人心寒的不予理睬或拒绝来回答我的请求（实际上本书中的27个人并不是我希望会见的全部人物），即使最后同意接见我，也要让我等上几个月以后才给我一小时或半小时的时间。当我终于见到他们时，我就得千方百计延长会见的时间。一旦见到了他们，便真相大白。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种天生应该领导我们和决定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掌权者，而是一些曾经为获得这个权力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斗争，并继续在斗争着的人。至于那些在某个方面使我喜欢并对我有吸引力的人，坦白地说，我思想上对他们是有保留的，内心深处对他们是不满意的。说穿了，我对他们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我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去信任他们，因而我不能说他们是无辜的，更不能把他们当做同路人。
也许因为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它能使某些男男女女意识到自己有权利，或感到他人授予这种权利去指挥别人或惩罚不服从者。无论是暴君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无论是刽子手将军还是受人热爱的领袖，我认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和可憎的。也许我错了，但是人间乐园并不是在上帝告知亚当、夏娃将劳累终生和备受分娩之苦的那一天消失的。人间乐园是在亚当和夏娃发现了存在一位不允许他们吃苹果的主人，并在他们为了一个苹果而被驱逐出家园之后，不得不在星期五禁止吃肉的部落里当首领的时候消失的。是的，在有人群的地方需要有管辖人群的人，不然就会出现混乱。但是在我看来，人类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需要有管辖他们的人，需要一个头目。没有人知道这个头目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唯一确切知道的是你不能控制他，而他却要扼杀你的自由。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以为它真的存在而去寻求它，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感到有责任告诉读者，我坚信苹果生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采摘，星期五也是可以吃肉的。我更有责任要使读者知道，在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的同时，我却理解那些反对、谴责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我把反对暴君看做是对人的诞生这个奇迹的最好利用；而对那些在暴政面前俯首贴耳、默不作声，甚至拍手叫好的人，我认为他们作为人早已名存实亡。我认为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是我与我的同志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见到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夏季，帕帕多普洛斯还在台上，帕纳古里斯带我去见一些抵抗运动者。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字母ΟΧΙ，希腊文的意思是“不”。这三个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在树上写下的。30年来，这个“不”字一直保存在那里，虽然日晒雨淋却不褪色。军政府的上校们曾经用石灰浆涂抹掉它，但是，像变魔术一样，雨水和阳光很快溶化了石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字母又顽强地、无视一切地和不可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
是的，这本书没有过高的要求，它只指望成为一段由30来位大人物提供的当代历史的直接见证。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象征性的意义。虽然新版本要比原来的版本丰富，但再版时我并没有重新加工。我只是在每一篇的前言中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有的地方只是改变了动词的时态，也就是把原来的现在式改为过去式。根据同样的原则我在新版中增加了于原书出版后进行的另外十次最重要的采访的记录。这十次采访的对象是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乔治·阿门多拉、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中央情报局的头子威廉·科尔比和他的对手奥蒂斯·派克、圣地亚哥·卡里略、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亚马尼。显然，时间会使我对某次采访的印象及对某个人的看法有所加深和发展。但是，如果我采用后来的观点来评论事情，就会使它们失去作品作为记录当时当地情况的文献的价值，使它们失去真实性，就像一张经过修改的照片一样。只是在象征性地结束此书前，在介绍关于对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的访问时，我认为有必要加一段有关他的事。这不是出于个人感情，不是因为阿莱科斯曾经是我生活中的伴侣，而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他是被本书所揭露、谴责和憎恨的权力所杀害的。因此，在他被害后，我更希望读者阅读这本书，想到那个在伯罗奔尼撒岛的树上顽强地、无视一切地和永不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的“不”字。
法拉奇生平和作品简介
奥里亚娜·法拉奇（1930～2006），1930年6月29日生于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她的幼年时代是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执政时期度过的。1943年，德国纳粹又占领了她的家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决心当一名作家。
她的记者生涯始于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中部晨报》（ILMATTINODELL’ITALIACENTRALE），后来，她因拒绝撰写一篇抨击当时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的文章而被解雇。不久，她移居米兰，在《时代》（EPOCA）杂志工作。
1954年，她只身前往罗马，到《欧洲人》（EUROPEO）周刊工作，她一直供职于《欧洲人》周刊，直至1995年该杂志停刊。1956年，被派往纽约，仍然从事老本行，撰写美国娱乐界和上流社会的新闻报道。她的第一部作品《好莱坞的七宗罪》（ISETTEPECCATIDIHOLLYWOOD）就是根据当时的经历写成的，讲述了好莱坞上流社会的内幕。
进入20世纪60年代，法拉奇先后有《无益的性》和《佩涅洛佩奔赴战场》两本书问世。前一本书描述了亚洲东方妇女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情况。后一本书是她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位追求独立自主的姑娘与两名同性恋男青年之间的三角恋爱，强调了妇女应该为摆脱家庭和传统的桎梏而战，在社会中担当起应有的角色。
1963年，她的另一本书《讨厌的人》问世，它汇集了1958年至1963年这一时期所写的访谈录。
在美国宇航员登月的前夕，她前往美国，采访宇航局的宇航员和技术人员。通过这段经历，她写下了《倘若太阳泯灭》一书。
1967年，受《欧洲人》周刊的派遣，法拉奇作为特派记者，前往越南南方进行采访。她在七年的时间中，为报道那里的战况，曾先后十几次前往越南及其邻国。她在那段时间所写的日记被汇编在一本名为《一无所有及其他等等》的书（1975年由里佐利出版社出版）中。在此期间，她还曾应邀去越南的河内，在那里采访了武元甲将军等重要人物，并与美国战俘交谈。在她所写的文章中，既抨击白宫的外交政策，也表达了对越共政权的批评。当战事转移到柬埔寨时，她又去了金边，对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亲王的情况作新闻报道。她在河内和金边时所写的文章被汇编在一本名叫《西贡及其他等等》一书（2010年由里佐利出版社出版）中。可以说，该书是《一无所有及其他等等》一书的续集。
1969年，法拉奇再次前往美国，见证了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发射升空。法拉奇将这段时间的经历写成一书，名为《在月球上的那一天》。
1975年，她的又一部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问世。是她本人怀孕，而最终选择放弃生下胎儿的悲惨经历导致她写下了这部作品。
1990年，她的另一部文学代表作品《印沙安拉》问世。这部小说是以她获准担任意大利部队随军记者，也是她最后一次作为战地记者去采访时的经历创作而成。
自此书问世后，她就移居纽约。《一顶点缀着樱桃的帽子》在她去世之后的2008年才由里佐利出版社出版，成为她的遗作。
我编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希望它成为当代27位政治名流的历史的直接见证，成为一部新闻报道的集子或历史文献。但我不希望它沦为一本仅供那些研究权力之争的学者们阅读的采访集。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把自己当做一架只是机械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机器。我进行每一次采访都费了心血，像对待那些与我利害攸关、我必须态度明朗的事情那样去关注我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我对每件事情都根据我所持的道德标准明确表态）。我不是带着像解剖学家或记者所持的超然态度去会见这27位大人物的，我去见他们时往往情绪激动并带去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我在访问他们之前总是先向自己提出。我进行这些采访的目的是希望弄明白他们在掌权时和不掌权时是怎样左右我们的命运的。我要弄明白诸如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究竟是多数人创造的，还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还是取决于个别几个人？
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人解答过，也永远没有人能解答的老问题，也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十分危险的陷阱，因为每一个答案的本身都包含着矛盾。难怪很多人妥协了，他们说：历史是由所有的人和个别人创造的，个别人成了领袖，因为他们生得逢时，并且知道如何利用时机。也许是这样。但是那些不愿为生活中荒唐的悲剧所欺骗的人宁可相信帕斯卡的话：“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成为另一个样子。”
当然，这是一个可怕的假设，这种观点触犯人的尊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成了什么？是一群在时而高贵时而卑贱的牧人手中的绵羊？还是一批充当配角的货色或是一片飘零的落叶？
这个问题要追溯到过去，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啊，如果有人带着摄影机采访过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好了！我对耳闻传下来的记事，对发表得过晚又没有证据的报道投不信任票。昨天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断的小说。
今天的历史就不同了，因为它是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写下的。人们可以在采访时对控制着世界和改变其进程的少数人照相、拍电影、录音；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马上加以报道，加以说明，并进行热烈的讨论。为此我热爱新闻工作，从事新闻工作。有哪一种别的什么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展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体会到这一点后，很自然地会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每当遇到一个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是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我说我每进行一次采访都花了心血，这并不言过其实。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自己：去吧，没有必要成为希罗多德，你至少能带回一块对拼组镶嵌图案有用的小石头和对人们思考问题有用的情况。要是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本书就这样在七年中编成。七年中，我为《欧洲人》周刊作了28次采访。我本着这种精神去访问我所要会见的人物，即：除了获取新闻以外，每次访问都力求弄清这些人物与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约见他们经常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他们几乎总是以使人心寒的不予理睬或拒绝来回答我的请求（实际上本书中的27个人并不是我希望会见的全部人物），即使最后同意接见我，也要让我等上几个月以后才给我一小时或半小时的时间。当我终于见到他们时，我就得千方百计延长会见的时间。一旦见到了他们，便真相大白。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种天生应该领导我们和决定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掌权者，而是一些曾经为获得这个权力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斗争，并继续在斗争着的人。至于那些在某个方面使我喜欢并对我有吸引力的人，坦白地说，我思想上对他们是有保留的，内心深处对他们是不满意的。说穿了，我对他们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我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去信任他们，因而我不能说他们是无辜的，更不能把他们当做同路人。
也许因为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它能使某些男男女女意识到自己有权利，或感到他人授予这种权利去指挥别人或惩罚不服从者。无论是暴君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无论是刽子手将军还是受人热爱的领袖，我认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和可憎的。也许我错了，但是人间乐园并不是在上帝告知亚当、夏娃将劳累终生和备受分娩之苦的那一天消失的。人间乐园是在亚当和夏娃发现了存在一位不允许他们吃苹果的主人，并在他们为了一个苹果而被驱逐出家园之后，不得不在星期五禁止吃肉的部落里当首领的时候消失的。是的，在有人群的地方需要有管辖人群的人，不然就会出现混乱。但是在我看来，人类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需要有管辖他们的人，需要一个头目。没有人知道这个头目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唯一确切知道的是你不能控制他，而他却要扼杀你的自由。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以为它真的存在而去寻求它，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感到有责任告诉读者，我坚信苹果生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采摘，星期五也是可以吃肉的。我更有责任要使读者知道，在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的同时，我却理解那些反对、谴责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我把反对暴君看做是对人的诞生这个奇迹的最好利用；而对那些在暴政面前俯首贴耳、默不作声，甚至拍手叫好的人，我认为他们作为人早已名存实亡。我认为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是我与我的同志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见到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夏季，帕帕多普洛斯还在台上，帕纳古里斯带我去见一些抵抗运动者。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字母ΟΧΙ，希腊文的意思是“不”。这三个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在树上写下的。30年来，这个“不”字一直保存在那里，虽然日晒雨淋却不褪色。军政府的上校们曾经用石灰浆涂抹掉它，但是，像变魔术一样，雨水和阳光很快溶化了石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字母又顽强地、无视一切地和不可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
是的，这本书没有过高的要求，它只指望成为一段由30来位大人物提供的当代历史的直接见证。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象征性的意义。虽然新版本要比原来的版本丰富，但再版时我并没有重新加工。我只是在每一篇的前言中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有的地方只是改变了动词的时态，也就是把原来的现在式改为过去式。根据同样的原则我在新版中增加了于原书出版后进行的另外十次最重要的采访的记录。这十次采访的对象是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乔治·阿门多拉、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中央情报局的头子威廉·科尔比和他的对手奥蒂斯·派克、圣地亚哥·卡里略、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亚马尼。显然，时间会使我对某次采访的印象及对某个人的看法有所加深和发展。但是，如果我采用后来的观点来评论事情，就会使它们失去作品作为记录当时当地情况的文献的价值，使它们失去真实性，就像一张经过修改的照片一样。只是在象征性地结束此书前，在介绍关于对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的访问时，我认为有必要加一段有关他的事。这不是出于个人感情，不是因为阿莱科斯曾经是我生活中的伴侣，而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他是被本书所揭露、谴责和憎恨的权力所杀害的。因此，在他被害后，我更希望读者阅读这本书，想到那个在伯罗奔尼撒岛的树上顽强地、无视一切地和永不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的“不”字。
法拉奇生平和作品简介
奥里亚娜·法拉奇（1930～2006），1930年6月29日生于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她的幼年时代是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执政时期度过的。1943年，德国纳粹又占领了她的家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决心当一名作家。
她的记者生涯始于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中部晨报》（ILMATTINODELL’ITALIACENTRALE），后来，她因拒绝撰写一篇抨击当时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的文章而被解雇。不久，她移居米兰，在《时代》（EPOCA）杂志工作。
1954年，她只身前往罗马，到《欧洲人》（EUROPEO）周刊工作，她一直供职于《欧洲人》周刊，直至1995年该杂志停刊。1956年，被派往纽约，仍然从事老本行，撰写美国娱乐界和上流社会的新闻报道。她的第一部作品《好莱坞的七宗罪》（ISETTEPECCATIDIHOLLYWOOD）就是根据当时的经历写成的，讲述了好莱坞上流社会的内幕。
进入20世纪60年代，法拉奇先后有《无益的性》和《佩涅洛佩奔赴战场》两本书问世。前一本书描述了亚洲东方妇女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情况。后一本书是她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位追求独立自主的姑娘与两名同性恋男青年之间的三角恋爱，强调了妇女应该为摆脱家庭和传统的桎梏而战，在社会中担当起应有的角色。
1963年，她的另一本书《讨厌的人》问世，它汇集了1958年至1963年这一时期所写的访谈录。
在美国宇航员登月的前夕，她前往美国，采访宇航局的宇航员和技术人员。通过这段经历，她写下了《倘若太阳泯灭》一书。
1967年，受《欧洲人》周刊的派遣，法拉奇作为特派记者，前往越南南方进行采访。她在七年的时间中，为报道那里的战况，曾先后十几次前往越南及其邻国。她在那段时间所写的日记被汇编在一本名为《一无所有及其他等等》的书（1975年由里佐利出版社出版）中。在此期间，她还曾应邀去越南的河内，在那里采访了武元甲将军等重要人物，并与美国战俘交谈。在她所写的文章中，既抨击白宫的外交政策，也表达了对越共政权的批评。当战事转移到柬埔寨时，她又去了金边，对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亲王的情况作新闻报道。她在河内和金边时所写的文章被汇编在一本名叫《西贡及其他等等》一书（2010年由里佐利出版社出版）中。可以说，该书是《一无所有及其他等等》一书的续集。
1969年，法拉奇再次前往美国，见证了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发射升空。法拉奇将这段时间的经历写成一书，名为《在月球上的那一天》。
1975年，她的又一部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问世。是她本人怀孕，而最终选择放弃生下胎儿的悲惨经历导致她写下了这部作品。
1990年，她的另一部文学代表作品《印沙安拉》问世。这部小说是以她获准担任意大利部队随军记者，也是她最后一次作为战地记者去采访时的经历创作而成。
自此书问世后，她就移居纽约。《一顶点缀着樱桃的帽子》在她去世之后的2008年才由里佐利出版社出版，成为她的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