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欧洲经济严重疲软，美、日经济复苏乏力，物价水平同步低走。欧洲为“通缩”发愁；美国也为“通缩”担忧。全球上下，中国经济却风景独好。4月下旬，日本政界某些人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我国商品遍布包括日本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市场后，便开始指责我国向日本等国输出“通缩”。5-9月间，美国政界某些人也在不同的场合正式指责人民币“低估”，影响了美国出口运行。我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通缩”，更谈不上向日本输出“通缩”、影响美国出口。
　　“通缩”争论由来已久，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种主流观点：一是货币主义观点；二是实体经济论观点。这两种观点均从一个侧面解释了“通缩”的成因，但又不十分完全，因为“通缩”既是一种货币供给不足的表象，又是一种实体经济失调的结果。我认为，只有经济低位增长或负增长时，既低于特定降幅、又超过一定时间的物价水平持续下滑才形成“通缩”。
　　近年来，我国经济立足于“内需”，实际GDP在高位运行。2003年，我国经济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消费物价指数在1%上下浮动。根据“货币主义”的观点，中国物价水平长期低走，似乎早已处于“通缩”之中。然而，这种观点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物价运行的表象，并未触及物价运行的实质。实事求是地说，1%上下的物价增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商品运行中价值总量，既没有向上过度偏离，形成通货膨胀，也没有过度向下偏离，形成“通缩”。否则，难以解释2003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过热端倪，更难以解释人民银行为预防通货膨胀而出台的相关货币调控。
　　日本“通缩”缘于经济结构失调。近年来，日本经济立足于外需，实际GDP低位运行。2003年，日本经济虽有好转，但依然低于潜力增长，且物价水平又继续低走。因此，日本“通缩”是个不争的事实。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如果中国不存在“通缩”，更谈不上向日本输出“通缩”，那么日本的“通缩”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日本“通缩”产生于“内需”不足。占日本GDP60%以上的是“内需”，主要包括个人消费、企业设备投资和公共投资三个部分，其中占GDP超过10%的企业设备投资更是日本的一项经济指标。
　　日本长期经历经济萧条。金融体系中的巨额不良资产使日本在坏账的泥潭中挣扎了10年，伤痕累累的银行业将日本经济拖累至近乎停滞。日本企业出于经营状况不良和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悲观展望，普遍压缩设备投资计划。由于获利艰难，还往往伴随着大幅裁员，或者降低工资水平。这就让国民的收入水平下降，更加抑制了个人消费，而个人消费的萎缩，反过来又使企业库存积压，生产能力过剩，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境，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2002年，日本破产企业案件共2.52万件，企业负债总额161400亿日元，破产企业之多、负债总额之巨，均为战后日本历史次高。同期,银行不良债权猛增48.5%，为87000亿日元。新增不良债权超过被处理的不良债权，大银行不良债权余额累计到了268000亿日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同样，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非因中国输出“通缩”引起。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同样是产生于经济结构的失调。根据经济学的原理，无论经济高位运行，还是低位运行，居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变化通常都不是太大。鉴于日用消费品的附加值一般都不是很高，美国国内日用品消费通常都是通过进口满足。由于此类商品的需求较低，且美国国内生产不足，即使价格离谱，也要从国外进口。
　　美国出口商品通常是高附加值的非日用品、尤其是高技术产品，而这些出口商品具有很高的需求弹性，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其他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时，对美国高技术商品需求强劲；反之，经济不景气时，对美国高技术商品需求疲软。2001年至今，全球经济普遍低走，投资信心严重受挫，对美国高技术出口商品需求不旺，而美国国内包括石油在内的日用品消费却不能大幅减少。因此，即使美元已大幅贬，美国进口势头依然强劲，而出口又相对疲软。
　　中国经济并未处于均衡运行之中。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商品过剩、资金过剩和劳动力过剩三个方面。但是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既不同于日本经济的问题，更不同美国经济的问题。我国商品过剩表现为市场上几乎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商品过剩主要缘于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
　　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库存积压商品已高达40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商品库存的严重积压，则主要缘于过量的重复投资。企业面对库存积压时，通常要减少雇工的数量，并调整生产结构，从而导致下岗分流员工的不断增多。这就是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失业率高走的症结。
　　我认为，要解决“三过剩”的问题，首先就要实施消费启动，要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强实际货币购买力，变潜在需求为有效需求。其次，要从调整生产结构入手，逐步扩大市场容量。再次，要以不断扩大的市场容量支撑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