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建立了哀悼的仪式，让家人和朋友表达共有的悲伤，并非对死亡表示畏惧或厌恶，而是对死者的尊敬，及安慰那结思念往生者的还活着的人。
　　我和妻子自1947年便在一起，超过了我们四分之三的人生。我对她逝世的悲伤非言词所能表达。但今天，回想起我们共度的日子，我要选择歌颂她的人生。
　　我们在1947年12月于史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秘密结婚。
　　我们的大儿子李显龙在1952年2月出生。她休了一年的产假并在家为我改进草拟案件的声明，让它们更简单和清楚。
　　现在，我常使用简短的句子和主动的语气，便是这些年来，她影响了我的书写方式。
　　玮玲在1955年出生，显扬则在1957年出生。在她的教导下，他们行为端正、有礼和能够体谅他人，从不因为父亲是总理而仗势欺人。身为律师，她有足够的收入，让我不用为孩子们的将来操心。
　　感于我在年轻时没有掌握华语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决定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华文幼稚园和学校。她确保他们在家里学好英文和马来文。她的培养，为他们在一个多语文的区域生活做好准备。
　　我们从不因为孩子的养育或钱财上的问题争吵。我们的收入和资产平均拥有。我们是彼此的知己。
　　她的生活欢乐而简单。我们在黄昏时在总统府的花园漫步，我也打高尔夫球来松懈心情。有了孙子、孙后，她会带他们到总统府内的池塘喂鱼和天鹅。然后，我们便游泳。她把绽放香味的花朵放在游泳池四周，边游泳边闻花香，让她开心不已。她知道每一种花的一般名称和学名。她对词汇有巨大的吸收能力。
　　她协助我草拟人民行动党的党章。在1954年11月4日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的首次会议，她召集了创党成员的妻子，为要上台的人缝制徽章。我第一次在丹戎巴葛竞选时，我们在欧思礼路的住宅，成为由支持者提供的车辆载送选民到投票站的总部。她警告我不可以相信我的新伙伴，也就是由林清祥领导的左派工会人士。对林清祥从未派他们的中学生助手到丹戎巴葛为我助选，却要求使用我的支持者提供来载送丹戎巴葛选民的车辆，她感到愤怒。她有辨识一个人的性格的特殊能力。有时候，她会警告我提防某些人，结果证明她通常是对的。
　　第一次中风后，她失去了左边的视野。这影响了她的阅读速度。她学习适应，以一把尺来帮助她阅读。她每天傍晚都游泳，并保持健康。她继续陪我出国，中风后仍维持活跃。她同家人和老朋友保持联系。她听她所收藏的音乐光碟，主要是古典音乐，加上一些经典金曲。她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风前”和“中风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
　　她对同她有交往的人都很友好和关切。她同她的女性保安人员谈笑，并以友善和开朗的方式纠正她们的英文文法和发音。她在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时，这些前保安人员前去探望她。我在这里感谢她们。
　　2008年5月12日的第二次中风对她的健康影响更大。在一组杰出的医生、治疗师和护士的帮助下，我鼓励她并为她打气。
　　她咳嗽时会用小枕头掩着嘴巴，她担心护士、保安人员和女佣会受到感染。
　　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我吻她的面颊时，她叫我不要太靠近她，以免感染到她的肺炎。
　　在医院里收到一些桃子后，她吩咐女佣带一个回家让我在午餐时吃。我是她生活的中心。
　　2008年6月24日的电脑断层扫描显示，她的右脑再次出血。药物和手术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只能尽量让她感到舒适。
　　我在2008年7月3日把她带回家。
　　她保持清醒。这段时间让我和孩子逐渐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最后的几个月，她的功能衰退，她不能说话但仍然清醒。
　　她告诉我她的最后愿望，是吩咐孩子把我们的骨灰放在一起，就像我们生前不分开一样。
　　每晚，她都会等我坐在她身边，告诉她我今天做了些什么，等我念她最喜欢的诗。然后，她才会安睡。
　　对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意义深远的一生。
　　我應该从她有意义的89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是充满悲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