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11月上《谁来改变乡村教育?》)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即便解决了乡村教育的硬件问题，师资力量等软件建设，也不可能顺水推舟，迎刃而解。政府想通过“免费师范生”这种制度性激励来改变乡村教育的师资难题，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教育改造》的论述中，有一段值得回味的话：“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在今天看来，陶先生数年前的尖锐话语，对于今天的乡村教育依然具有十足的批判和现实意义。
如果陶先生是从乡村教育本身以及教育理念方面，来批判和反省中国乡村教育，探寻出路的话，那么笔者则更愿意跳出乡村教育本身，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个宏观的背景下，来解读中国乡村教育的困境。乡村教育的困境，其实只不过是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所言的“断裂的社会”的一个副产品。如果城市与乡村的断裂不能弥补，如果城乡二元结构的既有格局不能得到改变，那么乡村教育就只能在这种失衡中徘徊。单纯就教育谈教育，乡村教育也许永远都不会找到回“家”的路。
石子砚
普及全球风险地图
(2007年11月上《域外生存风险高企》)
如果不是韩国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称，索马里海盗已释放24名遭扣留近6个月的船员，其中包括4名韩国人和10名中国人，普通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今年5月有这么多同胞在海盗猖獗的索马里沿海被扣。事实上，全球还有许多这样的高风险区域，在等着风险意识不强的国人被套。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欲将风险却之门外，光靠外交部那几十字一条的出国特别提醒是不够的。那些日均一条的提醒充其量是对当前世界各地突发性危难新闻的一种“新瓶装旧酒”式的再利用，其广度、深度和针对性都难堪其用。特别是对投资者而言，为了不让巨额的投资因早有苗头的祸乱而打了水漂，他们也愿意以商业方式购买相关国家的风险评估报告。
因应这种商业需求，国内已诞生由“中国信保”公司开发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这样的产品套餐，而大的企业集团内部关于特定地域海外风险的自主研究和共享工作也早已进入实操层面。问题是，应该掌握最详实信息资源的外交和商务等国家部门还没有想到集成这些资源并进行深度开发的模式，他们还疲于应付日常性的技术事务，而且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跨国跨领域的研究工作应当是由从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公司来承担的。而不设想在有多个主体的竞争环境中报告质量的提升才是可期的；另外，他们也忘了作为国家部门还有一个将已经解密的相关研究成果做通俗化解读并在可能涉外的公众中普及的责任。
目前网络上流传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05)》只是一个没有血肉的骨架，其显示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瑞士等国风险最低，中国的最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荷兰的国家风险居于2级，韩国为4级，印度为5级，越南、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均为6级，俄罗斯、老挝为7级，缅甸为8级，刚果(金)和津巴布韦为最高的9级。即便对评级原因没有详加说明，也仅仅覆盖60个与中国经贸交往较为密切的国家，这份旧版本的全球风险地图仍然以其量化风险的独特思路给国人以好的启迪。可想而知一旦政府出来做这项解读工作，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夏俊山
最具活力企业群体初露锋芒
(2007年11月上《培育强企业群体》)
中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过程，必然是一批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崛起的过程。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势头。
在“嫦娥一号”上，用于太阳能帆板的太阳能电池硅片材料，就是由一家最初生产铁锹锄头，后来转型做万向节的制造企业(万向集团)生产的。如今的万向，不仅已经通过并购美国AI公司而成为跨国公司，还在汽车零部件的制造领域异军突起。万向30余年的发展，无疑是中国制造发展史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万向可以看作最具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的代表。
对于国企，其创新力与竞争力最近几年甚至超过了民企。研究国企的专家甚至提出了“新国企”的概念，其理由是，很多国企通过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而充满竞争活力，在与其它经济成分的竞争中，丝毫不显弱势，在许多领域，甚至更具竞争力。
以中海油为例，其最近几年的发展及活力就让人惊叹。今年，中海油还以巨资收购非洲头号产油国尼日利亚OML130石油区块45％的股权。其掌门人傅成玉也提出，“今天看国企是否有竞争力，要把它放到国际的同行业里去比较，竞争是在管理上、成本上、效率上。”实际上，中移动、国航等大国企，最近几年的表现均可圈可点。
不难理解，中国企业正在试图告别利用劳动力、资源、土地价格低廉等的所谓优势，以及通过与外资合作、贴牌加工等的形式发展自己的阶段。而且，一批企业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在未来更加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还会有更多的优秀企业脱颖而出，这些企业，将是中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坚实脊梁。
张刚
新的宗教战争
在整个20世纪里，西方的大部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甚至包括神职人员都认为，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无足轻重，而信仰也和外交政策无关。但到了21世纪，宗教开始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从尼日利亚到斯里兰卡，从车臣到巴格达，人们匍匐在神的脚下，并对宗教事业倾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宗教狂热甚至开始影响外交政策，9·11事件和后来的美国侵占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明证。在1960年代，肯尼迪要求民众忽略他的天主教信仰，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重生基督徒”坐在白宫里发号施令，而可能取代他的民主党人则不断强调自己“每天都会祈祷”。而在中东，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孩子进入宗教学校，在那里，他们分别被告知这片土地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而且只赐给他们。
美国和世界
在2008年美国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关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辩论将会空前激烈，因为今天的美国处于空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那些未来的领导人必须首先对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和挑战——从对伊拉克的失败占领到伊朗问题再到中国的崛起一提供令人信服的对策和回答。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撇开这些具体事务的缠绕，扩大议题，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这次大选不仅仅是谁当总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议题的设置和相关的辩论，塑造美国和世界的新关系。而在过去的十几 年里，这个关系的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交政策屡遭挫折，布什政府还是会影响到大选中的外交议题。
债务囚徒
2002年，拉斯范格萨申请破产，法院免除了他拖欠的9523美元的信用卡债务。但这家信用卡公司在向信用机构汇报时，并未取消这笔债务。2003年9月，拉斯范格萨准备贷款购房时才被告知，他的信用不足。尽管多次与信用卡公司交涉，但对方仍拒绝更新信用档案。为了贷款，拉斯范格萨只好还上了本已免除的债务。信用公司之所以不遵照判决取消债务，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债务在二级市场上依然有流通价值，且最终能迫使债务人还债。从1990年代起，一些专门交易债务的商业老手就从中看到了商机，把手伸向了那些濒临破产的人的债务上。这些债务实际上一文不值，投资者要想将其变得值钱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尽快转手卖给其他投资者，要么迫使债务人像拉斯范格萨一样还债。
关键一击
在全球专利市场的大本营美国，台湾的专利申请数量连续3年名列全球第4名，仅次于美国、日本与德国。但若将技术分为21大类别，台湾企业仅在8项领域排名前4名，这8大类全部集中在科技产业。台湾在重要领域还欠缺一锤定音的关键专利。如半导体产业是德州仪器(TI)最先发展，拥有最多核心的相关专利，不论台积电、联电如何开发相关的制程专利，很多都是依据德仪的核心专利再发明的，都需要付权利金给德仪。又如LCD产业，最关键的基础技术，早就被美、日、韩3国布局取得，这使得企业的发展很吃亏。据统计，台湾企业去年付出权利金达23亿多，收入权利金不过2亿多，只有付出的1/10。国际商战趋势明显，台湾企业如没有智能财产权，就只能当国际企业的外佣了。
赌博的诱惑
在澳门，一群人每星期都会聚集在一起，听谭神父唱圣歌、讲道并分享彼此之间的感受。这些人包括工程师、政府官员、医务人员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赌博上瘾者。一个衣冠楚楚的工程师甚至说，他想通过绑架小孩索取赎金的方式来还所欠下的50万赌债。谭神父平静地听着，并告诫这些人不要看赌博广告，少带钱，最好远离赌场。
曲终人散之时，这些人在回家的路上还是要面临赌博的诱惑。自从澳门2002年开发赌权以来，赌场的数目现在已经增加到27家，住宅的旁边可能就有赌博机，马路对面可能就是赌场。这些措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打破了“澳门人不赌博”的神话，产生了一批赌博上瘾者。但对因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人们普遍认识不足，大多数人相信只要经济好就没问题。
而在香港，赌博虽然是非法的，但政府允许赌马、卖乐透。香港赛马会的数据显示，香港人每年花在赌马上的钱是130亿美元，人均2000美元，这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而在亚洲的其他地方，赌场也在不断地拔地而起。
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对赌博的免疫力很低，这已经被人们的日常经验和统计资料所证实。昆士兰大学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人沉溺于赌博的概率比白种人高几乎50％。在美国，3.5％的人是病态的赌徒，而香港大学的研究表明，香港人中有5.3％的人有类似的症状。
尽管中国共产党对赌博深恶痛绝，但在民间，人们的态度则宽容得多，佛教和道教对赌博的态度都不是很严厉，赌博甚至被一些人看成是合法的致富手段。在中国的婚礼和葬礼上，通常都会有一桌一桌打麻将的人。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即便解决了乡村教育的硬件问题，师资力量等软件建设，也不可能顺水推舟，迎刃而解。政府想通过“免费师范生”这种制度性激励来改变乡村教育的师资难题，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教育改造》的论述中，有一段值得回味的话：“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在今天看来，陶先生数年前的尖锐话语，对于今天的乡村教育依然具有十足的批判和现实意义。
如果陶先生是从乡村教育本身以及教育理念方面，来批判和反省中国乡村教育，探寻出路的话，那么笔者则更愿意跳出乡村教育本身，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个宏观的背景下，来解读中国乡村教育的困境。乡村教育的困境，其实只不过是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所言的“断裂的社会”的一个副产品。如果城市与乡村的断裂不能弥补，如果城乡二元结构的既有格局不能得到改变，那么乡村教育就只能在这种失衡中徘徊。单纯就教育谈教育，乡村教育也许永远都不会找到回“家”的路。
石子砚
普及全球风险地图
(2007年11月上《域外生存风险高企》)
如果不是韩国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称，索马里海盗已释放24名遭扣留近6个月的船员，其中包括4名韩国人和10名中国人，普通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今年5月有这么多同胞在海盗猖獗的索马里沿海被扣。事实上，全球还有许多这样的高风险区域，在等着风险意识不强的国人被套。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欲将风险却之门外，光靠外交部那几十字一条的出国特别提醒是不够的。那些日均一条的提醒充其量是对当前世界各地突发性危难新闻的一种“新瓶装旧酒”式的再利用，其广度、深度和针对性都难堪其用。特别是对投资者而言，为了不让巨额的投资因早有苗头的祸乱而打了水漂，他们也愿意以商业方式购买相关国家的风险评估报告。
因应这种商业需求，国内已诞生由“中国信保”公司开发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这样的产品套餐，而大的企业集团内部关于特定地域海外风险的自主研究和共享工作也早已进入实操层面。问题是，应该掌握最详实信息资源的外交和商务等国家部门还没有想到集成这些资源并进行深度开发的模式，他们还疲于应付日常性的技术事务，而且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跨国跨领域的研究工作应当是由从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公司来承担的。而不设想在有多个主体的竞争环境中报告质量的提升才是可期的；另外，他们也忘了作为国家部门还有一个将已经解密的相关研究成果做通俗化解读并在可能涉外的公众中普及的责任。
目前网络上流传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05)》只是一个没有血肉的骨架，其显示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瑞士等国风险最低，中国的最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荷兰的国家风险居于2级，韩国为4级，印度为5级，越南、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均为6级，俄罗斯、老挝为7级，缅甸为8级，刚果(金)和津巴布韦为最高的9级。即便对评级原因没有详加说明，也仅仅覆盖60个与中国经贸交往较为密切的国家，这份旧版本的全球风险地图仍然以其量化风险的独特思路给国人以好的启迪。可想而知一旦政府出来做这项解读工作，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夏俊山
最具活力企业群体初露锋芒
(2007年11月上《培育强企业群体》)
中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过程，必然是一批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崛起的过程。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势头。
在“嫦娥一号”上，用于太阳能帆板的太阳能电池硅片材料，就是由一家最初生产铁锹锄头，后来转型做万向节的制造企业(万向集团)生产的。如今的万向，不仅已经通过并购美国AI公司而成为跨国公司，还在汽车零部件的制造领域异军突起。万向30余年的发展，无疑是中国制造发展史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万向可以看作最具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的代表。
对于国企，其创新力与竞争力最近几年甚至超过了民企。研究国企的专家甚至提出了“新国企”的概念，其理由是，很多国企通过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而充满竞争活力，在与其它经济成分的竞争中，丝毫不显弱势，在许多领域，甚至更具竞争力。
以中海油为例，其最近几年的发展及活力就让人惊叹。今年，中海油还以巨资收购非洲头号产油国尼日利亚OML130石油区块45％的股权。其掌门人傅成玉也提出，“今天看国企是否有竞争力，要把它放到国际的同行业里去比较，竞争是在管理上、成本上、效率上。”实际上，中移动、国航等大国企，最近几年的表现均可圈可点。
不难理解，中国企业正在试图告别利用劳动力、资源、土地价格低廉等的所谓优势，以及通过与外资合作、贴牌加工等的形式发展自己的阶段。而且，一批企业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在未来更加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还会有更多的优秀企业脱颖而出，这些企业，将是中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坚实脊梁。
张刚
新的宗教战争
在整个20世纪里，西方的大部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甚至包括神职人员都认为，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无足轻重，而信仰也和外交政策无关。但到了21世纪，宗教开始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从尼日利亚到斯里兰卡，从车臣到巴格达，人们匍匐在神的脚下，并对宗教事业倾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宗教狂热甚至开始影响外交政策，9·11事件和后来的美国侵占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明证。在1960年代，肯尼迪要求民众忽略他的天主教信仰，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重生基督徒”坐在白宫里发号施令，而可能取代他的民主党人则不断强调自己“每天都会祈祷”。而在中东，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孩子进入宗教学校，在那里，他们分别被告知这片土地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而且只赐给他们。
美国和世界
在2008年美国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关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辩论将会空前激烈，因为今天的美国处于空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那些未来的领导人必须首先对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和挑战——从对伊拉克的失败占领到伊朗问题再到中国的崛起一提供令人信服的对策和回答。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撇开这些具体事务的缠绕，扩大议题，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这次大选不仅仅是谁当总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议题的设置和相关的辩论，塑造美国和世界的新关系。而在过去的十几 年里，这个关系的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交政策屡遭挫折，布什政府还是会影响到大选中的外交议题。
债务囚徒
2002年，拉斯范格萨申请破产，法院免除了他拖欠的9523美元的信用卡债务。但这家信用卡公司在向信用机构汇报时，并未取消这笔债务。2003年9月，拉斯范格萨准备贷款购房时才被告知，他的信用不足。尽管多次与信用卡公司交涉，但对方仍拒绝更新信用档案。为了贷款，拉斯范格萨只好还上了本已免除的债务。信用公司之所以不遵照判决取消债务，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债务在二级市场上依然有流通价值，且最终能迫使债务人还债。从1990年代起，一些专门交易债务的商业老手就从中看到了商机，把手伸向了那些濒临破产的人的债务上。这些债务实际上一文不值，投资者要想将其变得值钱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尽快转手卖给其他投资者，要么迫使债务人像拉斯范格萨一样还债。
关键一击
在全球专利市场的大本营美国，台湾的专利申请数量连续3年名列全球第4名，仅次于美国、日本与德国。但若将技术分为21大类别，台湾企业仅在8项领域排名前4名，这8大类全部集中在科技产业。台湾在重要领域还欠缺一锤定音的关键专利。如半导体产业是德州仪器(TI)最先发展，拥有最多核心的相关专利，不论台积电、联电如何开发相关的制程专利，很多都是依据德仪的核心专利再发明的，都需要付权利金给德仪。又如LCD产业，最关键的基础技术，早就被美、日、韩3国布局取得，这使得企业的发展很吃亏。据统计，台湾企业去年付出权利金达23亿多，收入权利金不过2亿多，只有付出的1/10。国际商战趋势明显，台湾企业如没有智能财产权，就只能当国际企业的外佣了。
赌博的诱惑
在澳门，一群人每星期都会聚集在一起，听谭神父唱圣歌、讲道并分享彼此之间的感受。这些人包括工程师、政府官员、医务人员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赌博上瘾者。一个衣冠楚楚的工程师甚至说，他想通过绑架小孩索取赎金的方式来还所欠下的50万赌债。谭神父平静地听着，并告诫这些人不要看赌博广告，少带钱，最好远离赌场。
曲终人散之时，这些人在回家的路上还是要面临赌博的诱惑。自从澳门2002年开发赌权以来，赌场的数目现在已经增加到27家，住宅的旁边可能就有赌博机，马路对面可能就是赌场。这些措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打破了“澳门人不赌博”的神话，产生了一批赌博上瘾者。但对因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人们普遍认识不足，大多数人相信只要经济好就没问题。
而在香港，赌博虽然是非法的，但政府允许赌马、卖乐透。香港赛马会的数据显示，香港人每年花在赌马上的钱是130亿美元，人均2000美元，这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而在亚洲的其他地方，赌场也在不断地拔地而起。
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对赌博的免疫力很低，这已经被人们的日常经验和统计资料所证实。昆士兰大学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人沉溺于赌博的概率比白种人高几乎50％。在美国，3.5％的人是病态的赌徒，而香港大学的研究表明，香港人中有5.3％的人有类似的症状。
尽管中国共产党对赌博深恶痛绝，但在民间，人们的态度则宽容得多，佛教和道教对赌博的态度都不是很严厉，赌博甚至被一些人看成是合法的致富手段。在中国的婚礼和葬礼上，通常都会有一桌一桌打麻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