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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蒋介石个人的生活（特别是中年以后）还是相当清廉，也是比较俭朴的。作为党国的最高领袖，为了政权的稳定，对于贪污和腐败的行为，蒋介石是极为憎恶的。这种言论在他的日记和讲话中可以说随处可见，而且他还经常对这类案件予以严厉的惩处。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曾多次颁布惩办贪污的法令，1938年3月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第十六条即明文规定：“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同年6月27日，颁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3年7月1日，又在其基础上经立法院修订，公布《惩治贪污条例》，并列举了21种贪污的行为。与此同时，财政部亦曾多次下令取缔国家行局以资金投机套利，禁止国家行局人员投机牟利以及禁止官员直接经营商业。但是，贪污的风气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愈来愈盛，特别是自抗战中期以后，这种腐败已经日益具有系统化、体制性的特点，这也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战争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物资极度匮乏，而大后方人口却迅速增加，物价上涨。为此政府实施战时统制经济，所有出口物资均以统购统销的方式运营，并全面管理外汇，而对事关国计民生的物资则实施专卖。这些举措在战时是必须的，但它却使得那些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所掌握的权力愈来愈大，导致黑市盛行，通货膨胀，而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乃至于囤积、走私、贪污等各种腐败行径大行其道。同时，战争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虽然抗战初期人心振奋，同仇敌忾，然而到了相持阶段，一是溃败的阴影，二是相对的偏安，人们的心态发生变化，特别是在那些官员和商人中，悲观厌战、得过且过、及时行乐的心态日益严重，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对此就有生动的描述，而这些也都成为腐败加剧的客观原因。
蒋介石对于官场中的这种腐败现象并非毫不知情，他曾指责政府中“做官不贪赃、不纳贿，真是凤毛麟角。什么人不到政界则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缠万贯了”，为此他曾多次下令严惩贪腐行为。然而这种处罚往往是随意性的冲动，远非制度化的举措，而且惩治的对象大都只是那些较低级的官员。
关于政府在反腐肃贪中“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弊病，《华西日报》在1944年5月16日的一篇社论中就曾评论道：“至于县市以上，官愈大势愈厚，而贪污数目愈为警〔惊〕人者，无有。这是不是说大官尽廉、小官才贪呢？不是。政治上从没有大官真廉而小官敢贪污者。真贪污而无人告发检举。吞舟之鱼漏网，而落网者皆鼠窃狗偷之徒。大奸大恶，逍遥法外，为所欲为，所以由此产生的下级贪污，也就诛不胜诛、愈来愈多了。”
这倒也不是说，蒋介石对于高层官员的贪腐行为完全不闻不问，他在日记中就经常痛斥属下包括一些高级官员贪腐的行径。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接到有关孔祥熙涉嫌卷入美金公债舞弊一案的报告后，即多次下令财政部予以认真调查。当财政部将确凿证据提交在他面前时，蒋介石极为愤怒，他在日记中说：“审阅中央银行舞弊案全文，为之痛愤不已。”为此他曾亲自召见刚刚回国的孔祥熙，“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属其好自为之”。然而孔祥熙“总不肯全部承认也，可叹”！甚至蒋介石“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彼总想口辩掩饰此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蒋介石虽然经常在日记中责骂属下，但用“可耻之至”这样的言辞辱骂孔祥熙还是第一次，可见蒋此时的确是对孔痛愤已极。
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孔祥熙予以痛斥，但并没有公开道破，还是让他“设法自全”，算是给他留足了面子。然而在人证物证面前，孔祥熙还想抵赖，这时蒋介石愤怒至极，“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痛愤极矣”。他曾一度决定将此案公开，由监察院和国民参政会进行彻底调查。他的亲信闻讯后立即加以阻止，说此案若要深入调查，势必破坏国家的形象，失去国际的援助。最终蒋介石决定，将此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只是“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这桩震惊中外的贪腐大案，最终就这样不了了之、仓促结案了。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态度从信任有加到暗中调查，从愤怒至极到不予追究，可以看出此时他的矛盾心理。尽管蒋介石可能曾一度有大义灭亲的想法，但是一旦党国利益与家族情谊纠缠在一起，他也完全无能为力了，这就像他在给宋子文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所有举措必须“增加我内亲之情感，免除外人之猜测”。
虽然此案在强权控制之下得以一时遮掩，党国与家族的声誉亦暂时得以保全，但这种后果却极大地助长了贪腐行为的扩张。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接收大员“五子登科”，军政官僚贪赃枉法，豪门资本以权谋私，贪污与腐败已逐渐成为体制性的行为，就像恶性癌细胞一样，迅速蔓延到肌体的每一部分。战后接收不仅为贪官污吏创造了一个大好机会，就连平日奉公守法的官员亦都想尽一切方法参加接收工作，以图谋利。因此，大致上可以这么说，接收工作中的贪腐现象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只是多与少、放肆与克制之间的区别而已。
接收之初蒋介石就屡屡接获密报：“京、沪、平、津各地军政党员，穷奢极侈，狂嫖滥赌，并借党团军政机构名义，占住人民高楼大厦，设立办事处，招摇勒索，无所不为，而以沪、平为尤甚。”他在日记中也多次强调，要“告诫军队及各级党政人员，对收复区民众只可抚慰，切勿骄矜自大。凡收复后在都市买屋占车与赚钱者，一经查明，必加严处；收留伪物资应以清廉简朴为主”。当美国特使魏德迈对他说“中央派往华北大员之如何贪污不法，失却民心”时，一方面蒋介石“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但他又认为，这是魏德迈“不知现在我国社会之复杂，共匪之造谣中伤，惟恐天下不乱与中央不倒之阴谋与暴动何其凶顽也”。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面临灭顶之灾，失败已成定局。3月31日，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对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其中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原因包括：外交失误，军事挫败，派系分裂，组织混乱，财经崩溃，战时行宪，个人的傲慢作风，以及缺乏有效的宣传方法等，但就是没有提及贪污与腐败对于国民党失去政权所造成的影响。
1970年6月1日至7日，蒋介石百病缠身，此时已久卧病榻的他又对自己在大陆的失败原因进行了检讨。直到这时，蒋介石还是特别强调内战期间的外国因素，指责苏联援助中共夺取了东北，批评美国的错误调停工作，他认为这些才是致使中共取得军事上风的重要原因。虽然他也承认，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至于说他为什么未能坚持反腐肃贪，蒋介石自己的解释是因为他要处理的事务实在太多，而这类问题并非当务之急。因此直到蒋介石去世他都没有意识到，对腐败的纵容，使他成为贪腐的领袖，他的政府也成为腐败的政府，最终必然遭到民众的唾弃。
（选自《民国政要的秘密档案》，中华书局。标题为编者所拟）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曾多次颁布惩办贪污的法令，1938年3月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第十六条即明文规定：“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同年6月27日，颁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3年7月1日，又在其基础上经立法院修订，公布《惩治贪污条例》，并列举了21种贪污的行为。与此同时，财政部亦曾多次下令取缔国家行局以资金投机套利，禁止国家行局人员投机牟利以及禁止官员直接经营商业。但是，贪污的风气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愈来愈盛，特别是自抗战中期以后，这种腐败已经日益具有系统化、体制性的特点，这也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战争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物资极度匮乏，而大后方人口却迅速增加，物价上涨。为此政府实施战时统制经济，所有出口物资均以统购统销的方式运营，并全面管理外汇，而对事关国计民生的物资则实施专卖。这些举措在战时是必须的，但它却使得那些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所掌握的权力愈来愈大，导致黑市盛行，通货膨胀，而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乃至于囤积、走私、贪污等各种腐败行径大行其道。同时，战争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虽然抗战初期人心振奋，同仇敌忾，然而到了相持阶段，一是溃败的阴影，二是相对的偏安，人们的心态发生变化，特别是在那些官员和商人中，悲观厌战、得过且过、及时行乐的心态日益严重，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对此就有生动的描述，而这些也都成为腐败加剧的客观原因。
蒋介石对于官场中的这种腐败现象并非毫不知情，他曾指责政府中“做官不贪赃、不纳贿，真是凤毛麟角。什么人不到政界则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缠万贯了”，为此他曾多次下令严惩贪腐行为。然而这种处罚往往是随意性的冲动，远非制度化的举措，而且惩治的对象大都只是那些较低级的官员。
关于政府在反腐肃贪中“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弊病，《华西日报》在1944年5月16日的一篇社论中就曾评论道：“至于县市以上，官愈大势愈厚，而贪污数目愈为警〔惊〕人者，无有。这是不是说大官尽廉、小官才贪呢？不是。政治上从没有大官真廉而小官敢贪污者。真贪污而无人告发检举。吞舟之鱼漏网，而落网者皆鼠窃狗偷之徒。大奸大恶，逍遥法外，为所欲为，所以由此产生的下级贪污，也就诛不胜诛、愈来愈多了。”
这倒也不是说，蒋介石对于高层官员的贪腐行为完全不闻不问，他在日记中就经常痛斥属下包括一些高级官员贪腐的行径。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接到有关孔祥熙涉嫌卷入美金公债舞弊一案的报告后，即多次下令财政部予以认真调查。当财政部将确凿证据提交在他面前时，蒋介石极为愤怒，他在日记中说：“审阅中央银行舞弊案全文，为之痛愤不已。”为此他曾亲自召见刚刚回国的孔祥熙，“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属其好自为之”。然而孔祥熙“总不肯全部承认也，可叹”！甚至蒋介石“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彼总想口辩掩饰此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蒋介石虽然经常在日记中责骂属下，但用“可耻之至”这样的言辞辱骂孔祥熙还是第一次，可见蒋此时的确是对孔痛愤已极。
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孔祥熙予以痛斥，但并没有公开道破，还是让他“设法自全”，算是给他留足了面子。然而在人证物证面前，孔祥熙还想抵赖，这时蒋介石愤怒至极，“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痛愤极矣”。他曾一度决定将此案公开，由监察院和国民参政会进行彻底调查。他的亲信闻讯后立即加以阻止，说此案若要深入调查，势必破坏国家的形象，失去国际的援助。最终蒋介石决定，将此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只是“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这桩震惊中外的贪腐大案，最终就这样不了了之、仓促结案了。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态度从信任有加到暗中调查，从愤怒至极到不予追究，可以看出此时他的矛盾心理。尽管蒋介石可能曾一度有大义灭亲的想法，但是一旦党国利益与家族情谊纠缠在一起，他也完全无能为力了，这就像他在给宋子文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所有举措必须“增加我内亲之情感，免除外人之猜测”。
虽然此案在强权控制之下得以一时遮掩，党国与家族的声誉亦暂时得以保全，但这种后果却极大地助长了贪腐行为的扩张。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接收大员“五子登科”，军政官僚贪赃枉法，豪门资本以权谋私，贪污与腐败已逐渐成为体制性的行为，就像恶性癌细胞一样，迅速蔓延到肌体的每一部分。战后接收不仅为贪官污吏创造了一个大好机会，就连平日奉公守法的官员亦都想尽一切方法参加接收工作，以图谋利。因此，大致上可以这么说，接收工作中的贪腐现象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只是多与少、放肆与克制之间的区别而已。
接收之初蒋介石就屡屡接获密报：“京、沪、平、津各地军政党员，穷奢极侈，狂嫖滥赌，并借党团军政机构名义，占住人民高楼大厦，设立办事处，招摇勒索，无所不为，而以沪、平为尤甚。”他在日记中也多次强调，要“告诫军队及各级党政人员，对收复区民众只可抚慰，切勿骄矜自大。凡收复后在都市买屋占车与赚钱者，一经查明，必加严处；收留伪物资应以清廉简朴为主”。当美国特使魏德迈对他说“中央派往华北大员之如何贪污不法，失却民心”时，一方面蒋介石“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但他又认为，这是魏德迈“不知现在我国社会之复杂，共匪之造谣中伤，惟恐天下不乱与中央不倒之阴谋与暴动何其凶顽也”。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面临灭顶之灾，失败已成定局。3月31日，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对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其中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原因包括：外交失误，军事挫败，派系分裂，组织混乱，财经崩溃，战时行宪，个人的傲慢作风，以及缺乏有效的宣传方法等，但就是没有提及贪污与腐败对于国民党失去政权所造成的影响。
1970年6月1日至7日，蒋介石百病缠身，此时已久卧病榻的他又对自己在大陆的失败原因进行了检讨。直到这时，蒋介石还是特别强调内战期间的外国因素，指责苏联援助中共夺取了东北，批评美国的错误调停工作，他认为这些才是致使中共取得军事上风的重要原因。虽然他也承认，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至于说他为什么未能坚持反腐肃贪，蒋介石自己的解释是因为他要处理的事务实在太多，而这类问题并非当务之急。因此直到蒋介石去世他都没有意识到，对腐败的纵容，使他成为贪腐的领袖，他的政府也成为腐败的政府，最终必然遭到民众的唾弃。
（选自《民国政要的秘密档案》，中华书局。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