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某生于1959年，在家里排行老大，有一弟两妹。幼年生长发育没有异常之处，中专文化，一直在家务农，已婚多年，育有一子一女。2000年起，冯某曾到多个城市打工，做过建筑工、装修工等，工作能力一般。他平素性格内向，敏感多疑，与周围人的相处一般。2004年3月，冯某行附睾切除手术，并发现前列腺肥大，至案发前仍在治疗中。
　　接受讯问时，冯某对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说：“那天晚上，我和妻子梅某睡觉，她带着1岁的小孙子睡在靠墙的床上，我独自一人睡在靠门那一侧。临睡前，我将卷闸门关好，并用衣架上的钩子将门栓钩好。一觉醒来，大约是凌晨1点多，我下床看了一下门，发现卷闸门上的衣架钩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不踏实，迷迷糊糊到凌晨3点多，我又起床开灯，检查卷闸门上的衣架钩，发现确实有出入，当时我就觉得妻子肯定背着我半夜出去过。于是我叫她起来，问她，‘今天晚上肯定有事，我知道现在我生病满足不了你的生理需要，现在开放了，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要告诉我。’妻子反复解释，发誓说根本没出去过。但我根本听不进去。我不想活了，回头找了一把水果刀出来，准备往自己身上捅。妻子伸手抢我的刀，争抢中，我没有办法自杀，心想，反正自己也不想活了，干脆一起死得了。于是握刀的手顺势一送，将刀刺向她的胸口。早上8点，天亮了，我叫人报警，警察很快就来了，把我带到派出所。”
　　警方问：“为什么要杀死你妻子呢？”
　　冯某回答：“她和别的男人有私情，但我苦于没有抓到直接证据。我老婆身体很强壮，我满足不了她。有时我发现整理好的床被有被动过的痕迹。我问过儿子、女儿，他们都没动过，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个坎，我认为别的男人经常趁我不在的時候到我家来。”
　　被鉴定人的儿媳龚某反映：“我公公头脑有些问题，常为了一些小事和我婆婆吵架，他老是说我们全家人在针对他，还无缘无故发脾气。”
　　被鉴定人的儿子说：“我爸爸好多年前就不放心我妈妈，疑心很重，如果我妈和男邻居说一句话，或一起出去干活，回来就说我妈干了对不起他的事，他们经常为这个事吵架。后来更明显了，为这事我隔两三天就要劝他一次，但他还是不高兴的样子。”
　　冯某在言谈中流露出明显的嫉妒妄想、被害妄想。他说：“好多年了，她对别的男人态度都很好，对我总是一副苦瓜脸。有一次她中午睡觉时起来，走到窗户前看对面的房子看了10分钟以上，我叫她，她回过头来，面红耳赤，后来我知道了对面住着一个男的。正是从这些事情中，我看出来老婆跟外面的人乱搞，有时趁我不在家，有时是晚上趁我睡着后再出去乱搞。”
　　冯某还怀疑妻子在他喝的水中放了安眠药，“要不她总是催我去睡觉。还有那个门锁，我经常检查，每次都跟我锁门时摆的位置不一样。”
　　问其怀疑妻子跟几个男人有关系，他说：“说不清，但她现在变本加厉。她对我很冷淡，对别的男人就很热情。她偷藏私房钱是想另起炉灶，最终目的是要我的命，好跟别的男人走。”
　　冯某对案发当晚的经过记忆深刻，并存在病理性思维和判断。他说：“那天晚上，有一个摩托仔在周围不知转了多少圈，特别可疑，也不说话，他冲我老婆使了个眼色，后来我老婆去冲凉了，然后带着孙子去睡觉。他们一定是趁着我睡觉的时候出去鬼混了。”
　　鉴定检查所见与审讯笔录、调查情况一致。被鉴定人冯某有明显的嫉妒妄想、被害妄想；其思维条理清楚，结构严谨，无幻觉、被动体验等精神病性症状；对自身精神病态缺乏自知力。
　　案发当天，被鉴定人冯某正处在其精神病的显症期，且无伪装表现。他杀害妻子的行为缺乏现实动机，受精神病性症状（嫉妒妄想及继发性被害妄想）的支配，丧失了对客观事实的辨认能力。案发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作案行为，无逃跑举动，主动找人报案，这说明他坚信自身的病态判断。
　　一般认为，偏执性精神障碍病因不明，没有明显的遗传和器质性因素，多数存在个性缺陷，表现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容易激动，自尊心强，自命不凡，自我评价高等特点；病前多数有明显的精神刺激因素。所以，本病是在个性缺陷的基础上，遭受精神因素的影响发展而来。病人以系统妄想为主要症状，常见的妄想为被害、嫉妒、钟情等形式，妄想的逻辑清楚、对象牢固、接近现实、情感反应协调、思维连贯。在不涉及妄想的情况下，病人其他心理方面无明显异常。这些表现与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或情感性精神障碍有明显的区别。
　　偏执性精神障碍存在突出的妄想，显著影响病人的辨认能力，而且容易与妄想对象发生冲突，导致各种不同程度的危害行为，其中以凶杀行为较为多见。其凶杀行为常有一些特点：
　　1目标明确，受害人即为妄想对象。
　　2手段较残忍，由于对妄想深信不疑，对“受害人”恨之入骨，一旦实施攻击，常伴有强烈的激情。
　　3这类病人往往思路清晰，无行为紊乱，他们在作案前可能有预谋，并适当地选择作案的时间、地点。
　　综合来看，被鉴定人冯某的临床表现符合偏执性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他杀害妻子的行为受精神病性症状的支配，案发时无刑事责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