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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诵读李白的名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不禁总是想放慢节奏，试想在一般人不会停顿的地方打个歇，尽量让每一个字把被吟诗习惯掐断了的能量释放出来。比如，“故人西辞黄鹤楼”，偏不在辞字后边停顿，反而把西字拉得很长，念得“西”和“辞”两个字像断了线的风筝，分别飘向前后两头，让人听起来有点像是“故人西——辞黄鹤楼”一般。接下来，因为拉得长，第二句“烟花三月下扬州”自然就不会来得那么快，节奏的悠缓仿佛意味着行动的延缓，即诗中那故人不是在黄鹤楼前与友人饮别之后，立马上船挥手扬帆而去，而是比如待到第二年三月才下的扬州。这种读法显然脱离了读诗家们熟悉的历史语境，难逃胡吟的谴责，但对我来说文字本身的诱惑，那些长期积累、隐而不显的丰富含义，似乎比传统的诗的规则更重要，它们在声音的变换中，变得物色生动起来。
记得多年前的一天，去拜见分别了十多年的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见面问候之后，就说起国外翻译的唐宋诗词，我知道先生大半生从事英汉对译，尤其在中诗英译上功力深厚，著述甚丰，而且长于对比研究，曾经续编吕叔湘先生的《中诗英译比录》，出版英文专著《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先生国学基础雄厚，似不在吕先生之下，另外还比吕先生多出一手，凡是评论比较的诗歌，都一一亲手翻译成英文，以求超胜。当时提到柳无忌和罗郁正一九七五年选编的《葵晔集》，这本历代中国诗歌的英译选集，译者荟集了当时美国汉学界大批名家新秀，除二位编者外，比如还有刘若愚，傅汉思，薛爱华（Edward Schafer）,马瑞志（Richard Mather），这些美国汉学界的一代鸿儒，以及当时尚年轻但现在已是名声赫赫的汉学大师，如柯睿(Paul W. Kroll)，宇文所安，倪豪士等，这本选集也获得读者和读书界普遍好评，当时的《纽约时报》就誉之为一部划时代的出版物。在闲聊中先生忽然问集中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译者是不是我的导师柯睿，我说是，接着从书架上取下书，指出第一句的翻译给我看，说是把方向搞错了，读“My old friend, going west, bids farewell at Yellow Crane Terrace”，果然如此，一时忙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来回应。
这首诗许先生在《中诗英韵探胜》中做了较详细的比较讨论，他列举了两位外国译者的译文，来说明他一贯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外国译者和本国译者各占一定优势，不一定操外语的本国译者译不过占有母语优势的外国译者，在他的比较中不说本国译者常常胜出，二者至少可以打个平手。由此许先生提出了翻译竞赛论，希望中外译者在中国文化翻译这块园地上展开友谊竞赛，不仅让历久弥新的中国文化之精神借翻译之力在世界上更加远扬广播，而且也促进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国人民的交流发展。所谓竞赛的问题，后来引起不少争论，我想吕叔湘先生不谈，是因为他几乎不搞汉英翻译，杨宪益先生不讲，是因为有戴乃迪的合作，已经是中西合璧。许先生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全面投入汉英翻译的，当时在国内像先生这样独立单干的还比较少，不像现在从事汉英翻译的象寄之才这么普遍，所以可以说许先生是独领时代风骚，因此也必然带着一股冲劲，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竞赛心理。或许正因为有这股子冲劲，许先生在进入花甲以后竟一鼓气译出近百部书，很多还是大部头，他的译文也很快得到国内外英语专家和读者的认可，获得了中国翻译界的最高荣誉。
《中诗英韵探胜》是先生九十年代初期的研究，遗憾那时没有机会拜读。但是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之难，尤其是翻译中国古代诗词，本人有一些切身体会，记得在研究院汉英对译课堂上，一个标题一句诗的随堂翻译，无论译者是“老外”还是训练有素的同胞，总会引出不少善意的笑声。不仅语言难懂，要查阅大量专业的文史资料，而且还要在英语中为这些似乎永远无法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句子，如“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等寻找对应，费尽脑力，难怪无人不说译诗之难难于上青天。
《葵晔集》这件事以前没听柯睿提起过，后来过了许久才在一次偶然机会发现，其实早在他的第一本汉学专著《孟浩然》（一九八一）中，已经对这个翻译做了改正，只不过这本书国内不太常见，大概只有国图有一孤本，而且因为修正是在不起眼的尾注中出现，所以读者很难察觉到，这样的修改方式倒反映了柯睿一贯低调处世的原则。但即便如此，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书中的译文已经不同《葵晔集》所收了（见柯睿, Meng Hao-jan, 83页）。
柯睿后来把相当精力放在李白研究上，写出了一部专著和多篇很有分量的研究论文，他对李白的研究是从李白与佛道的关系上入手的，他潜心研读佛、道两教的原典，在浩瀚无边的梵文和道教典籍中钩沉稽隐，用切实的文本证据来证明，读李白的诗歌不可轻易将这些联系看做神马浮云般的修辞手法，一晃而过，实际上它们具有实实在在的联系和意义，是诗人借道文学对人生意义的阐发。他后来在李白研究上的发展是不是跟这一次年轻时的误译有关呢？布鲁姆有名的误读理论是把新一代诗人对传统的误读看做是创新的重要契机，或许这一次误译/误读也激发了柯睿的创新能量，但他不是去超越传统的伟大诗人，而是作为学者去探索真理，超越前辈学者。
这几年，我又读了不少英语诗歌，做了一些研究，发现这个问题似乎还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我们甚至把它可以一直追溯到为西方发明了中国诗歌的庞德和他的“老师”那里，在这样追溯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依稀看出上个世纪中国古诗在西方颇具神话色彩的传播路线，其中现代派诗歌、新批评和汉学家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新近本土译者的加入，又为中西文化交流翻开新的一页。
庞德于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华夏集》曾经轰动一时，为庞德赢得了西方中国诗歌发明者的荣誉。这本诗集，虽然艾略特说可以视之为原创而非翻译，其实仍是一本英译汉语诗歌集子，收集了李白等诗人的共三十几首诗歌，是还不懂汉语的庞德从当时已故的美国东方学家费诺洛萨的学诗笔记本中整理出来的。其中我们看到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歌的翻译：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据说费氏笔记本如今仍保存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中，相关网站还摆出来几页供读者参观，关于费氏从两位日本汉学家学习唐诗的情景，从中可以见出一斑。费氏是在每一个汉字下面用英文写出该字的意思，这些意思往往只是单字的基本解释，不一定跟上下文有关，庞德就是根据这些单个意思把它们串联起来组成诗句。我们见到故人（Ko-jin）和黄鹤楼（Ko-kaku-ro）还保留着日语读音，而且故人被误当成了专有名词，这一定是那两位日本汉学家的解释，费氏和庞德只是照抄下来。最有趣的是庞德把“西辞”译成从黄鹤楼出发向西而行，这个误读，在没有看到费氏手稿的情况下，很难确切地说是哪一位造成的，费氏，他的两位日本老师，以及庞德都有可能。但是无可否认，在不懂汉语的英语读者眼中，向西或向东，庞德的译诗没有露出一点破绽，这是一首优美无比的诗歌，充满缠绵悱恻的异域情调，友人间温暖的情谊在众多喜爱诗歌的英美读者心中引起了共鸣。
在众多学院派文学批评家中，大概是新批评大师布鲁克斯首先看中了这首诗歌，把它与庞德翻译的《长干行》一起选入他和沃伦主编的大学诗歌课本《理解诗歌》，使之得以广为流传。《理解诗歌》这本教材是完全按新批评原则来遴选诗歌和引导阅读的，七十年代新出的第四版扩大了篇幅，特意增选了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以前不受重视族群的诗歌作品，上个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在美国大学很受热捧，影响了好几代攻读文学专业的学生。当然，布鲁克斯也跟当年编《华夏集》时代的庞德差不多，对汉语一窍不通，他用新批评的标准赞美这首用细节说话的诗歌，为诗中人依依惜别之情打动。他写道，这首诗歌，“即如其标题所示，给我们交待一些关于恋人或者是夫妻分别时的细节，那男子想必是沿着长江向西而行，爱人在江边远望着他离去，直到他的船帆带着他渐渐消失在远方”（104页）。读者看得出来他是完全按庞德提供的英语文本来解读的，跟原先的汉语语境没有多大关系。
在《葵晔集》编撰之时，柯睿应该正在大学读研，年方二十五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东亚系，远没有现在这么热门，以一名二十几岁的在校学生，译文能收入著名学者柳无忌和罗郁正合编的诗歌集子，也可以见出柯睿是当时汉学界颇为看好的新秀。而且正是这个时期，新批评依然占据大学文学课堂，广泛影响着爱好文学的学生。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条文学影响线路，对东亚系研究中国诗歌的学生而言，无论从翻译技巧还是现代诗歌感受力的训练上，现代派诗人庞德翻译的《华夏集》都是不可多得的楷模，而布鲁克斯的《理解诗歌》以及其他著作，是美国大学训练学生如何进行诗歌阅读和批评的基本教材，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国际著名汉学家、美国东方学会前任会长柯睿的成长。
今年躬逢许渊冲先生九十华诞，各地出版社先后重印许先生著译若干，以表示对这位辛勤笔耕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的隆重庆贺。比如写西南联大旧事的传记《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十多年前曾由三联书店出版，新近由北京外研社推出新版，增加了杨振宁先生的序文，另外，出版社还附带赠送一本该书的英文版，这英文版也是前些年在美国出版的，此次由作者做了增订。前些天，笔者看到许先生的英文专著《中诗英韵探胜》被列入北京大学名家名著再版，十分高兴。在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来向先生表示祝贺的同时，也想说明，对该版的不满意之处。在翻看之后，发现初版中比较明显的排印错误，依然存在，而且虽然封面上印着第二版字样，但实际上似乎并非是通过作者修订后出的新版，而只是初版的翻印本。这种情况本来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许先生目前虽已九十高龄，但身体健康，依然每日笔耕不辍，完全有能力将明显的错误纠正过来。我希望借此向出版社呼吁，在再版尤其像许先生这样健在的学者的著作之前，完全可以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对自己的著作做充分的修订，以便为我们留下定本，更完整地保留下他们珍贵的思想和文献。
（《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第二版），许渊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Paul W. Kroll, Meng Hao-jan, Boston: Twayne, 1981; Dharma Bell and Dharani Pillar: Li Po’s Buddhist Inscriptions, Kyoto: 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2001; Studies in Medieval Taoism and the Poetry of Li Po, Farnham: Ashgate, 2009）
记得多年前的一天，去拜见分别了十多年的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见面问候之后，就说起国外翻译的唐宋诗词，我知道先生大半生从事英汉对译，尤其在中诗英译上功力深厚，著述甚丰，而且长于对比研究，曾经续编吕叔湘先生的《中诗英译比录》，出版英文专著《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先生国学基础雄厚，似不在吕先生之下，另外还比吕先生多出一手，凡是评论比较的诗歌，都一一亲手翻译成英文，以求超胜。当时提到柳无忌和罗郁正一九七五年选编的《葵晔集》，这本历代中国诗歌的英译选集，译者荟集了当时美国汉学界大批名家新秀，除二位编者外，比如还有刘若愚，傅汉思，薛爱华（Edward Schafer）,马瑞志（Richard Mather），这些美国汉学界的一代鸿儒，以及当时尚年轻但现在已是名声赫赫的汉学大师，如柯睿(Paul W. Kroll)，宇文所安，倪豪士等，这本选集也获得读者和读书界普遍好评，当时的《纽约时报》就誉之为一部划时代的出版物。在闲聊中先生忽然问集中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译者是不是我的导师柯睿，我说是，接着从书架上取下书，指出第一句的翻译给我看，说是把方向搞错了，读“My old friend, going west, bids farewell at Yellow Crane Terrace”，果然如此，一时忙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来回应。
这首诗许先生在《中诗英韵探胜》中做了较详细的比较讨论，他列举了两位外国译者的译文，来说明他一贯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外国译者和本国译者各占一定优势，不一定操外语的本国译者译不过占有母语优势的外国译者，在他的比较中不说本国译者常常胜出，二者至少可以打个平手。由此许先生提出了翻译竞赛论，希望中外译者在中国文化翻译这块园地上展开友谊竞赛，不仅让历久弥新的中国文化之精神借翻译之力在世界上更加远扬广播，而且也促进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国人民的交流发展。所谓竞赛的问题，后来引起不少争论，我想吕叔湘先生不谈，是因为他几乎不搞汉英翻译，杨宪益先生不讲，是因为有戴乃迪的合作，已经是中西合璧。许先生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全面投入汉英翻译的，当时在国内像先生这样独立单干的还比较少，不像现在从事汉英翻译的象寄之才这么普遍，所以可以说许先生是独领时代风骚，因此也必然带着一股冲劲，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竞赛心理。或许正因为有这股子冲劲，许先生在进入花甲以后竟一鼓气译出近百部书，很多还是大部头，他的译文也很快得到国内外英语专家和读者的认可，获得了中国翻译界的最高荣誉。
《中诗英韵探胜》是先生九十年代初期的研究，遗憾那时没有机会拜读。但是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之难，尤其是翻译中国古代诗词，本人有一些切身体会，记得在研究院汉英对译课堂上，一个标题一句诗的随堂翻译，无论译者是“老外”还是训练有素的同胞，总会引出不少善意的笑声。不仅语言难懂，要查阅大量专业的文史资料，而且还要在英语中为这些似乎永远无法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句子，如“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等寻找对应，费尽脑力，难怪无人不说译诗之难难于上青天。
《葵晔集》这件事以前没听柯睿提起过，后来过了许久才在一次偶然机会发现，其实早在他的第一本汉学专著《孟浩然》（一九八一）中，已经对这个翻译做了改正，只不过这本书国内不太常见，大概只有国图有一孤本，而且因为修正是在不起眼的尾注中出现，所以读者很难察觉到，这样的修改方式倒反映了柯睿一贯低调处世的原则。但即便如此，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书中的译文已经不同《葵晔集》所收了（见柯睿, Meng Hao-jan, 83页）。
柯睿后来把相当精力放在李白研究上，写出了一部专著和多篇很有分量的研究论文，他对李白的研究是从李白与佛道的关系上入手的，他潜心研读佛、道两教的原典，在浩瀚无边的梵文和道教典籍中钩沉稽隐，用切实的文本证据来证明，读李白的诗歌不可轻易将这些联系看做神马浮云般的修辞手法，一晃而过，实际上它们具有实实在在的联系和意义，是诗人借道文学对人生意义的阐发。他后来在李白研究上的发展是不是跟这一次年轻时的误译有关呢？布鲁姆有名的误读理论是把新一代诗人对传统的误读看做是创新的重要契机，或许这一次误译/误读也激发了柯睿的创新能量，但他不是去超越传统的伟大诗人，而是作为学者去探索真理，超越前辈学者。
这几年，我又读了不少英语诗歌，做了一些研究，发现这个问题似乎还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我们甚至把它可以一直追溯到为西方发明了中国诗歌的庞德和他的“老师”那里，在这样追溯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依稀看出上个世纪中国古诗在西方颇具神话色彩的传播路线，其中现代派诗歌、新批评和汉学家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新近本土译者的加入，又为中西文化交流翻开新的一页。
庞德于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华夏集》曾经轰动一时，为庞德赢得了西方中国诗歌发明者的荣誉。这本诗集，虽然艾略特说可以视之为原创而非翻译，其实仍是一本英译汉语诗歌集子，收集了李白等诗人的共三十几首诗歌，是还不懂汉语的庞德从当时已故的美国东方学家费诺洛萨的学诗笔记本中整理出来的。其中我们看到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歌的翻译：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据说费氏笔记本如今仍保存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中，相关网站还摆出来几页供读者参观，关于费氏从两位日本汉学家学习唐诗的情景，从中可以见出一斑。费氏是在每一个汉字下面用英文写出该字的意思，这些意思往往只是单字的基本解释，不一定跟上下文有关，庞德就是根据这些单个意思把它们串联起来组成诗句。我们见到故人（Ko-jin）和黄鹤楼（Ko-kaku-ro）还保留着日语读音，而且故人被误当成了专有名词，这一定是那两位日本汉学家的解释，费氏和庞德只是照抄下来。最有趣的是庞德把“西辞”译成从黄鹤楼出发向西而行，这个误读，在没有看到费氏手稿的情况下，很难确切地说是哪一位造成的，费氏，他的两位日本老师，以及庞德都有可能。但是无可否认，在不懂汉语的英语读者眼中，向西或向东，庞德的译诗没有露出一点破绽，这是一首优美无比的诗歌，充满缠绵悱恻的异域情调，友人间温暖的情谊在众多喜爱诗歌的英美读者心中引起了共鸣。
在众多学院派文学批评家中，大概是新批评大师布鲁克斯首先看中了这首诗歌，把它与庞德翻译的《长干行》一起选入他和沃伦主编的大学诗歌课本《理解诗歌》，使之得以广为流传。《理解诗歌》这本教材是完全按新批评原则来遴选诗歌和引导阅读的，七十年代新出的第四版扩大了篇幅，特意增选了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以前不受重视族群的诗歌作品，上个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在美国大学很受热捧，影响了好几代攻读文学专业的学生。当然，布鲁克斯也跟当年编《华夏集》时代的庞德差不多，对汉语一窍不通，他用新批评的标准赞美这首用细节说话的诗歌，为诗中人依依惜别之情打动。他写道，这首诗歌，“即如其标题所示，给我们交待一些关于恋人或者是夫妻分别时的细节，那男子想必是沿着长江向西而行，爱人在江边远望着他离去，直到他的船帆带着他渐渐消失在远方”（104页）。读者看得出来他是完全按庞德提供的英语文本来解读的，跟原先的汉语语境没有多大关系。
在《葵晔集》编撰之时，柯睿应该正在大学读研，年方二十五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东亚系，远没有现在这么热门，以一名二十几岁的在校学生，译文能收入著名学者柳无忌和罗郁正合编的诗歌集子，也可以见出柯睿是当时汉学界颇为看好的新秀。而且正是这个时期，新批评依然占据大学文学课堂，广泛影响着爱好文学的学生。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条文学影响线路，对东亚系研究中国诗歌的学生而言，无论从翻译技巧还是现代诗歌感受力的训练上，现代派诗人庞德翻译的《华夏集》都是不可多得的楷模，而布鲁克斯的《理解诗歌》以及其他著作，是美国大学训练学生如何进行诗歌阅读和批评的基本教材，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国际著名汉学家、美国东方学会前任会长柯睿的成长。
今年躬逢许渊冲先生九十华诞，各地出版社先后重印许先生著译若干，以表示对这位辛勤笔耕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的隆重庆贺。比如写西南联大旧事的传记《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十多年前曾由三联书店出版，新近由北京外研社推出新版，增加了杨振宁先生的序文，另外，出版社还附带赠送一本该书的英文版，这英文版也是前些年在美国出版的，此次由作者做了增订。前些天，笔者看到许先生的英文专著《中诗英韵探胜》被列入北京大学名家名著再版，十分高兴。在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来向先生表示祝贺的同时，也想说明，对该版的不满意之处。在翻看之后，发现初版中比较明显的排印错误，依然存在，而且虽然封面上印着第二版字样，但实际上似乎并非是通过作者修订后出的新版，而只是初版的翻印本。这种情况本来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许先生目前虽已九十高龄，但身体健康，依然每日笔耕不辍，完全有能力将明显的错误纠正过来。我希望借此向出版社呼吁，在再版尤其像许先生这样健在的学者的著作之前，完全可以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对自己的著作做充分的修订，以便为我们留下定本，更完整地保留下他们珍贵的思想和文献。
（《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第二版），许渊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Paul W. Kroll, Meng Hao-jan, Boston: Twayne, 1981; Dharma Bell and Dharani Pillar: Li Po’s Buddhist Inscriptions, Kyoto: 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2001; Studies in Medieval Taoism and the Poetry of Li Po, Farnham: Ashgate,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