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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崔永元老师最早相识是在2004年，那年我们打工青年艺术团（新工人艺术团前身）在京文唱片公司的支持下出版发行了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崔老师邀请我们去做了一期节目，并专门为这个专辑发起了“团结一心卖唱片”的倡议书，里面有两段是这样写的：
那些打工者工装未脱，灰尘满身挤在一起，听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歌。疲惫的心灵慢慢复苏，重新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样的场面你我都未曾看过，但它的确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都市里，它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一刻，我们这个浮躁喧嚣的城市水晶般的纯净。
在这个莺歌燕舞的时代，这样的唱片注定没有多大销路，而这个社会实在是缺乏这样一张唱片。今天我郑重提议，用签售的方式推销这张唱片，回报为我们营造美好生活空间的打工者，我们承诺分文不取。团结一心卖唱片，这张唱片卖火了，我们的城市就更美了。
崔老师说：“我为什么提这个倡议书呢？就是希望更多人听到。孙恒关注的可能就是和他一起打工的这些人，其实我关注的不是这些人，我关注的是歧视打工者的这些人。因为你得从源头去改变，如果把这些人改变了，那打工者不会感到受歧视，不会有这种自卑感，那他们就不唱这个了，他们就唱《青藏高原》，就唱《我爱你，中国》。如果说我跟孙恒两人之间有什么默契，就是各管一摊。相对来说，我这摊更难弄。”
崔老师很喜欢我写的那首《彪哥》，他觉得那里透着平等。“我想告诉你我们的快乐，我就告诉你我们怎么快乐。我想告诉你我们的悲伤，我就告诉你我们怎么悲伤。”他说，这就叫平等。
2011年11月，崔老师的《小崔说事》节目邀请我们去做了一期“打工博物馆”的专题节目。做完节目，崔老师跟我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就找他。2012年1月，我们在北京朝阳区最东端的皮村筹备举办首届打工春晚。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春节快到了，很多工友回不了家，我们为大家组织一场打工春晚，自娱自乐。演出前一个多月，我就想能不能邀请崔老师来给我们主持，然后把晚会录下来放到网上，让更多的工友们看到。于是，我在微博上试着发私信邀请崔老师，没想到他很快就回复说：“只要有时间就一定来。”但我还是怀疑，因为到年底了，崔老师是大名人肯定特别忙，可能也就是说说而已。直到最后一刻，大家见到崔老师真的来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
记得那一天，崔老师先到了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是我们用销售唱片得来的7.5万元版税作为启动资金，在2005年8月21日创办的。崔老师来的那天特别冷，刮着大风，零下好几度。他站在寒风中的升旗台上，给孩子们送了新年礼物，每人一个新书包。发完书包，他就让孩子们赶快回到教室，他又去教室里和孩子们聊天。
离开学校，我们带着崔老师去参观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是我们在2008年创办的全国唯一的打工博物馆，希望通过这个博物馆，记录打工文化历史，倡导劳动价值认同。崔老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非常仔细，表情凝重，还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写道：“每个现代化的城市，都是一座打工博物馆。劳动最光荣！”
2012年1月8日下午两点，首届打工春晚在皮村打工博物馆院里的帐篷剧场如期举行。场内当时的温度只有零下几度，挤满了100多位工友。我心里有点忐忑，不知道崔老师会如何面对这样简陋的舞台。没想到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这儿特别舒服！”
打工春晚的所有舞台设计和现场布置，总共花了不到1000元，而我们感受到的，是崔老师的自然融入，是他平等、尊重和温暖的态度。崔老师那天特别开心，感叹道：“气氛太好了，大家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领掌领出来的。”临走的时候，崔老师对我说：“这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但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从此，崔老师成为打工春晚的一部分。
那之后，崔老师又为我们主持过2013年、2015年、2017年三届打工春晚。2018年，打工春晚在线上以视频节目的形式继续举办，崔老师就通過微博发文，号召大家都来转发、收看。
2018年5月3日晚上，在“原地炸裂·后五一·我的诗篇”演讲会活动上，我再次见到崔老师。他说最近身体不太好，问我皮村怎么样，我说皮村周边的工厂和公寓关停了，学校和博物馆还在。我跟他说，我们刚刚成立了“同心公益基金”，打算以后以新的平台继续为流动人群服务，他立刻就说：“我帮你筹款。”于是，我马上邀请他加入“同心之友”，每年要为同心公益基金筹款1000元。当晚，崔老师就给我发了红包。因为他不会使用微信转账功能，只好连续发5个200元的红包，捐赠1000元。崔老师就这样成为“同心之友”001号友人。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在北京举办了“一同歌唱·关注困境儿童公益音乐会”，崔老师因为出差没能来参加活动，就专门捐赠了一幅他的最新画作《大吉》给我们现场拍卖筹款。那幅作品拍了2.2万元，全部捐赠给“同心公益基金”，用于支持困境儿童音乐赋能公益项目。
最近崔老师因为说了一些话而引起争议，那些争议我未必全懂，大家也未必全懂。但我可以确定一点，我和许多打工者在崔老师身上感受到了真诚、正义、担当。
那些打工者工装未脱，灰尘满身挤在一起，听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歌。疲惫的心灵慢慢复苏，重新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样的场面你我都未曾看过，但它的确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都市里，它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一刻，我们这个浮躁喧嚣的城市水晶般的纯净。
在这个莺歌燕舞的时代，这样的唱片注定没有多大销路，而这个社会实在是缺乏这样一张唱片。今天我郑重提议，用签售的方式推销这张唱片，回报为我们营造美好生活空间的打工者，我们承诺分文不取。团结一心卖唱片，这张唱片卖火了，我们的城市就更美了。
崔老师说：“我为什么提这个倡议书呢？就是希望更多人听到。孙恒关注的可能就是和他一起打工的这些人，其实我关注的不是这些人，我关注的是歧视打工者的这些人。因为你得从源头去改变，如果把这些人改变了，那打工者不会感到受歧视，不会有这种自卑感，那他们就不唱这个了，他们就唱《青藏高原》，就唱《我爱你，中国》。如果说我跟孙恒两人之间有什么默契，就是各管一摊。相对来说，我这摊更难弄。”
崔老师很喜欢我写的那首《彪哥》，他觉得那里透着平等。“我想告诉你我们的快乐，我就告诉你我们怎么快乐。我想告诉你我们的悲伤，我就告诉你我们怎么悲伤。”他说，这就叫平等。
2011年11月，崔老师的《小崔说事》节目邀请我们去做了一期“打工博物馆”的专题节目。做完节目，崔老师跟我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就找他。2012年1月，我们在北京朝阳区最东端的皮村筹备举办首届打工春晚。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春节快到了，很多工友回不了家，我们为大家组织一场打工春晚，自娱自乐。演出前一个多月，我就想能不能邀请崔老师来给我们主持，然后把晚会录下来放到网上，让更多的工友们看到。于是，我在微博上试着发私信邀请崔老师，没想到他很快就回复说：“只要有时间就一定来。”但我还是怀疑，因为到年底了，崔老师是大名人肯定特别忙，可能也就是说说而已。直到最后一刻，大家见到崔老师真的来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
记得那一天，崔老师先到了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是我们用销售唱片得来的7.5万元版税作为启动资金，在2005年8月21日创办的。崔老师来的那天特别冷，刮着大风，零下好几度。他站在寒风中的升旗台上，给孩子们送了新年礼物，每人一个新书包。发完书包，他就让孩子们赶快回到教室，他又去教室里和孩子们聊天。
离开学校，我们带着崔老师去参观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是我们在2008年创办的全国唯一的打工博物馆，希望通过这个博物馆，记录打工文化历史，倡导劳动价值认同。崔老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非常仔细，表情凝重，还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写道：“每个现代化的城市，都是一座打工博物馆。劳动最光荣！”
2012年1月8日下午两点，首届打工春晚在皮村打工博物馆院里的帐篷剧场如期举行。场内当时的温度只有零下几度，挤满了100多位工友。我心里有点忐忑，不知道崔老师会如何面对这样简陋的舞台。没想到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这儿特别舒服！”
打工春晚的所有舞台设计和现场布置，总共花了不到1000元，而我们感受到的，是崔老师的自然融入，是他平等、尊重和温暖的态度。崔老师那天特别开心，感叹道：“气氛太好了，大家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领掌领出来的。”临走的时候，崔老师对我说：“这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但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从此，崔老师成为打工春晚的一部分。
那之后，崔老师又为我们主持过2013年、2015年、2017年三届打工春晚。2018年，打工春晚在线上以视频节目的形式继续举办，崔老师就通過微博发文，号召大家都来转发、收看。
2018年5月3日晚上，在“原地炸裂·后五一·我的诗篇”演讲会活动上，我再次见到崔老师。他说最近身体不太好，问我皮村怎么样，我说皮村周边的工厂和公寓关停了，学校和博物馆还在。我跟他说，我们刚刚成立了“同心公益基金”，打算以后以新的平台继续为流动人群服务，他立刻就说：“我帮你筹款。”于是，我马上邀请他加入“同心之友”，每年要为同心公益基金筹款1000元。当晚，崔老师就给我发了红包。因为他不会使用微信转账功能，只好连续发5个200元的红包，捐赠1000元。崔老师就这样成为“同心之友”001号友人。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在北京举办了“一同歌唱·关注困境儿童公益音乐会”，崔老师因为出差没能来参加活动，就专门捐赠了一幅他的最新画作《大吉》给我们现场拍卖筹款。那幅作品拍了2.2万元，全部捐赠给“同心公益基金”，用于支持困境儿童音乐赋能公益项目。
最近崔老师因为说了一些话而引起争议，那些争议我未必全懂，大家也未必全懂。但我可以确定一点，我和许多打工者在崔老师身上感受到了真诚、正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