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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世界，以职业教育见长者首推德国，而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却相对迟缓。传统思维方式是导致战后英德两国职业教育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英国保守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而德国思辨性的传统思维方式，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和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英国；德国；职业教育；传统思维；制约
在当今世界，以职业教育见长者首推德国，突出表现在其接受职业教育者的数量与质量上，战后德国基本普及了义务职业教育。据统计，1962年，德国未接受职业教育者占义务职业教育年龄组人口总数的15.3%，1970年为9.8%，1978年只有6.2%。1964年，德国接受过职业教育的职工人数占14～65岁年龄组就业人口总数的33.3%左右，1976年则达到68%左右。在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技术水平上，战后德国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知识和技能均达到四级技工水平。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的职业教育发展缓慢。据英国有关方面统计，1980年，英国接受中等普通教育的在校生为508万多人，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仅有25万多人，英国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数只占接受中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5%。中等职业教育在英国中等教育中所占比重较小，甚至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关资料表明，1982年，世界中等职业教育占中等教育的比重平均为14.7%，发达国家为21.3%，发展中国家也有10.4%，而英国只有5%。英国18岁青年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远远低于德国、瑞士等国家。
由于英国长期形成的改良主义民族传统和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在保留传统与进行变革的选择中，总是以不触动传统为原则，主张渐变，反对突变。这样做固然有其稳妥的一面，但往往过于保守，改革显得迟缓、勉强。正是这种保守主义的思维方式限制了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德国公民思辨性的传统思维方式与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则具有促进作用。
一
英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思维模式信守文雅教育、理论学习，与职业教育注重“做中学”背道而驰，而德国公民思辨性的传统思维方式使得德国的职业教育能够顺利发展。
英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思维模式的突出表现是呆板、固执和不思进取，信守文雅教育、理论学习与松散管理。英国具有悠久的文雅教育传统，这种教育注重个性发展与因材施教，主张教育即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塑造成人，培养和发展人性，强调通过对历史、文学、语言和数学等学科的学习掌握知识、发展判断力、增强道德感。文雅教育的目的与模式本无可厚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英国传统的文雅教育却一成不变，从中小学一直到大学，只是一味强调纯科学理论的学习，各学科的教育往往多强调理论而忽视实际应用，对职业教育更是备加冷落。传统的大学和公学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阶梯，而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职业教育一向受到鄙视。教育管理在英国也几乎始终如一，政府恪守自由放任的信条，其教育管理权在全欧洲是最松散的，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教育缺乏联系，因此，长期以来英国的普通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一直缺乏应有的配合协调，普通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都过于强调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教学要求，导致在授课教师、办学机构、学生前途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差距。在职业培训证书的管理上，按照英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实施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是“中学后”的多科技术学院与继续教育学院，而能否获得证书仅仅取决于能否通过笔试，偏重知识传授，轻视技能训练，致使一些人虽获得了职业培训证书，却不能胜任工作。
德国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思辨性是德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思辨的传统使德国人对科学有着独特的理解并赋予科学以广泛的意义。德语Wissenschaft（科学）一词含义较广，包括一切有系统的知识。他们不仅把自然科学而且把语言学和教育学等都作为科学领域，还把一切有系统的知识，其中包括技术、工艺、操作技能训练等作为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和实践。德国的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与德国人对“科学”的独特理解不无关系。
这种思辨的传统使德国以追求个体人格完善为人生最大目标的教育理念带有很浓厚的“现世色彩”，与超现实、修来世的宗教立场截然相反。因此，德国在摆脱宗教束缚方面先于欧洲其他国家，19世纪后半叶，德国人进教堂的人数比例明显低于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新教逐步推广，由于新教充分肯定个人与上帝对话的权利和能力，因而也充分肯定了个人自主发展的可能性，这种自主发展强调个人的悟性、性向、兴趣和能力，因而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选择。这种传统所形成的普通德国人的生活观和择业观，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德国青年选择职业教育的信心和勇气，也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发展。
这种思辨的传统使得摆脱宗教束缚后的德国的科学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德国在医学、机器制造、冶金、法学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企业急需大量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工人，以使德国的工业产品打入并牢固占领世界市场。19世纪末，德国学校开展的改革运动就是率先发展实科教育，以面向社会、联系实际为主要特征。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德国文化教育的主帅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1880～1963）建构了人文主义教育学的陶冶理论与职业教育的一体化新框架。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本质是陶冶人性，陶冶不仅要传递文化，更要培养创造文化的能力。人生所追求的根本价值有六种：（1）理论价值的“真”；（2）经济价值的“利”；（3）审美价值的“美”；（4）社会价值的“爱”；（5）权利价值的“力”；（6）宗教价值的“圣”。陶冶的终极理想是使这六种价值趋向完美并协调发展。斯普朗格注意到人的思维方式、观察角度、心理流程与个性特征不同，因此教育不能整齐划一，必须注意个性特征。斯普朗格的教育方法是树立在“个性型”与“生活型”的结合点上，其关系是：（1）理论的生活形式——学者；（2）技能的生活形式——企业家；（3）审美的生活形式——艺术家；（4）宗教的生活形式——宗教家；（5）权利的生活形式——政治家；（6）社会的生活形式——人道家。
斯普朗格认识到职业与劳动对培养学生个性的意义，教育终究是自我教育，要通过实践才能完成。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将人的创造力、生命感、价值感“唤醒”，“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因此，教育的本质不是制约而是解放。关心教育对象的个体性、主体性、内在性成为文化教育学倡导的重要内容。斯普朗格是德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开创者，20世纪初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起步的。
二
英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思维模式恪守人文素质对科技进步与发明创造的重要性，认为职业技术、职业技能可以不通过学校职业教育获得，而德国科学务实的态度则促进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按照传统的保守主义思维模式，英国社会的发展靠的是精英，即绅士，而绅士具有优良的人文素质。从产业革命至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就其科学知识与发明而言，都是靠自学完成的，这给英国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职业教育可以不通过学校教育而完成。那些为英国带来巨大荣誉的发明家们，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技术教育，如发明“珍妮纺纱机”的哈格里夫斯、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发明火车的斯蒂文森等，都与职业教育无关，反而与他们的人文素质具有极大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导致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轻视与对人文素质的重视，以至于限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事实上，英国的职业教育的确明显落后于美、德、日、法，乃至最后蜕变成一个追随美国的二流国家。
英国传统保守主义的思维模式固守传统的学徒制度，冷淡了现代职业教育。从其传统的经验主义出发，英国人认为18世纪英国的经济成就，并非依靠在公学和名牌大学啃古书的学究们，而是依靠英国最先形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学徒制技术教育模式。不可否认，学徒制曾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英国在1562年就颁布了《劳动法》，又称《工匠法》，该法把存在已久的师傅带徒弟的做法确立为一种正规的学徒制，统一了全国的学徒训练（该法施行至1814年才废除）。1601年颁布了《济贫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贫民子弟均可接受技艺训练，此时期还出版了各种各样的职业手册，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学徒制的技术与职业训练水平。17世纪末，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建立了贫民习艺所，1723年，英国颁布了《贫民习艺法》，致使贫民习艺所附设的工作学校（亦称工艺学校）大量产生，这种工作学校只提供半熟练的工业训练，并且向贫民灌输道德和社会标准，进行初步的识字教学。贫民习艺所是较低级的行业学徒制衰退的一种替代物，是一种带有慈善性质的初级职业技术训练所。18世纪后期，从这种贫民习艺所出来的儿童成批地拥向北方的工厂去当学徒，成为纺织业与英格兰早期工业化所急需的劳动力，直到19世纪末，英国大部分技术工人还是通过学徒制培养的。然而，在同时期的其他工业化国家中，如在法国和德国，艺徒制的衰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职业学校在18世纪后半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符合产业革命对工人劳动技能的新要求。英国却固守学徒制的老传统，虽有讲习所，但由于不正规且仅重视人文教育，完全背离了发展职业教育的初衷，淡化了职业教育，最终导致落后于其他国家。
德国哲人追求系统、完整、彻底的精神深深影响到德国人一般的思维习惯和作风。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在题为《致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曾说过：“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事物，切切不可容忍半点轻率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无论在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实际工作领域以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德国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和科学务实的态度堪称举世闻名，有口皆碑。有人把德国称做“记事本的社会”，因为几乎每个德国公民都有自己的记事本，近期或远期大大小小的约会、计划、公事等生活日程都预先记录在其中。在做出决定之前，每个人都会参阅一下自己的记事本，因为德国人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而且关乎对待生活的态度。
凡是到过德国的人，无不对德国社会各个方面管理得井井有条、有板有眼留下深刻的印象。各行各业都敬业爱岗，忠于职守，认真负责，惜时守时，工作第一，事业至上，工作效率普遍很高，使人感到整个社会仿佛是一架庞大的机器在顺利地运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个机器中的位置和作用。凡事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们普遍习惯于自觉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不论是否有人监督。德国制造的各种产品以其质量耐久可靠、设计独到精妙著称于世，从中可以窥见德国人科学务实的态度和执著认真、严格守信的优秀品质。
综观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其显著特征是德国人继承了科学务实的民族优秀传统，积极主动地适应并落实以务实和实证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发展，用科学的态度、观念、方法和技术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与实践职业教育，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操作技能的独到认识和实践上。早在17世纪，日耳曼重商主义者就深刻地批判了传统手工业师徒式的职业培训，指出这种培训缺乏知识，不动脑筋，仅仅是利用感官模仿师傅的动作，忽视理论上的分析思考与知识化，并提出了职业培训应合理化和理论化的主张。19世纪中叶以后的德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冲击波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本身的范畴，并深入到哲学、人文、历史、文学、教育领域。运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实验方法讨论教育问题，成为当时德国教育研究的主流。研究自然科学必须是务实、实证、严谨的，这种方法和精神与德国人思辨的传统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随着近代产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的作用、意义与应用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也为职业培训，其中主要是操作技能培训的合理化和理论化提供了知识、技术与物质条件基础。
在德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技术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实用主义”一直影响并制约着科学演变的基本思路，同样也影响着教育的发展过程。而且现代产业要求培养高质量的技术工人，而不是传统手工业时代的徒工，现代意义上的操作技能体现着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产业的文明，不仅强调对知识包括以知识为基础的规范的尊重，强调热爱劳动的态度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而且强调对操作过程诸方面独具匠心的分析与审美意识，强调得心应手的智能化与知识化的操作技能。在这些方面，德国人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扎扎实实地开展了研究与实践。
“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创立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德国人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优势在于教育培训与就业制度相结合，企业主与雇员对培训制度的结构、内容与各个培训过程认同一致，在学习的同时获得职业工作经验，能够快速灵活地适应职业技能的要求。这些最初都不是出自教育制度本身，而是首先从具体的教育内容及其组织上寻求和提出办学依据，即在操作技能训练已科学化和课程化的基础上，为保证教学质量而提出的客观要求。在现代职业教育中，操作技能是主要的培养目标，操作技能也是文化积淀的产物，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德国人对操作技能的研究倾注了很大精力，与其他国家具有质的不同。
传统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世代相沿袭的具有悠久历史的独特而稳定的特质。传统通过世代文化传承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对教育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传统的特点在于一经形成，自身便会产生一种文化阻抗功能。传统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性质不同的作用。在传统因素的层面，我们不难理解战后英德两国的职业教育何以会产生较大差距：英国的适龄青年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而德国的适龄青年却乐于接受职业教育；战后德国基本普及了义务职业教育，1978年德国未接受职业教育者占义务职业教育年龄组人口总数的6.2%，而1980年英国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数仅占接受中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5%，中等职业教育在英国的处境甚至不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综上所述，结论是传统因素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英国的保守主义思维模式对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而德国思辨性的传统思维方式，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和科学务实的态度则对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黄日强.原联邦德国中等职教发达原因初探[J].职业技术教育，1999，（3）：75.
[2]黄日强.战后英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缓原因探析[J].河北科技师院学报（社科版），2006，（2）：33-37.
[3]The 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M].Berlin：Berlin Press，2003：89-91.
[4]W C 丹皮尔.科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389.
[5]黄日强.战后德国职业教育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25.
[6]袁慧芳，等.近代英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迟缓的原因探析[J].集美大学教育学报，2001，（6）.
[7]冯增俊.教育人类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148.
[8]The 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 The Material and Social Standing of Young People During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M].Berlin：Berlin Press，1998：173.
作者简介：
黄日强（1954—），男，江西南丰人，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东华理工大学教授，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与职业教育研究。
顾厚顺（1963—），男，江西临川人，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英国；德国；职业教育；传统思维；制约
在当今世界，以职业教育见长者首推德国，突出表现在其接受职业教育者的数量与质量上，战后德国基本普及了义务职业教育。据统计，1962年，德国未接受职业教育者占义务职业教育年龄组人口总数的15.3%，1970年为9.8%，1978年只有6.2%。1964年，德国接受过职业教育的职工人数占14～65岁年龄组就业人口总数的33.3%左右，1976年则达到68%左右。在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技术水平上，战后德国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知识和技能均达到四级技工水平。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的职业教育发展缓慢。据英国有关方面统计，1980年，英国接受中等普通教育的在校生为508万多人，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仅有25万多人，英国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数只占接受中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5%。中等职业教育在英国中等教育中所占比重较小，甚至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关资料表明，1982年，世界中等职业教育占中等教育的比重平均为14.7%，发达国家为21.3%，发展中国家也有10.4%，而英国只有5%。英国18岁青年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远远低于德国、瑞士等国家。
由于英国长期形成的改良主义民族传统和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在保留传统与进行变革的选择中，总是以不触动传统为原则，主张渐变，反对突变。这样做固然有其稳妥的一面，但往往过于保守，改革显得迟缓、勉强。正是这种保守主义的思维方式限制了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德国公民思辨性的传统思维方式与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则具有促进作用。
一
英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思维模式信守文雅教育、理论学习，与职业教育注重“做中学”背道而驰，而德国公民思辨性的传统思维方式使得德国的职业教育能够顺利发展。
英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思维模式的突出表现是呆板、固执和不思进取，信守文雅教育、理论学习与松散管理。英国具有悠久的文雅教育传统，这种教育注重个性发展与因材施教，主张教育即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塑造成人，培养和发展人性，强调通过对历史、文学、语言和数学等学科的学习掌握知识、发展判断力、增强道德感。文雅教育的目的与模式本无可厚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英国传统的文雅教育却一成不变，从中小学一直到大学，只是一味强调纯科学理论的学习，各学科的教育往往多强调理论而忽视实际应用，对职业教育更是备加冷落。传统的大学和公学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阶梯，而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职业教育一向受到鄙视。教育管理在英国也几乎始终如一，政府恪守自由放任的信条，其教育管理权在全欧洲是最松散的，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教育缺乏联系，因此，长期以来英国的普通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一直缺乏应有的配合协调，普通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都过于强调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教学要求，导致在授课教师、办学机构、学生前途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差距。在职业培训证书的管理上，按照英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实施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是“中学后”的多科技术学院与继续教育学院，而能否获得证书仅仅取决于能否通过笔试，偏重知识传授，轻视技能训练，致使一些人虽获得了职业培训证书，却不能胜任工作。
德国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思辨性是德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思辨的传统使德国人对科学有着独特的理解并赋予科学以广泛的意义。德语Wissenschaft（科学）一词含义较广，包括一切有系统的知识。他们不仅把自然科学而且把语言学和教育学等都作为科学领域，还把一切有系统的知识，其中包括技术、工艺、操作技能训练等作为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和实践。德国的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与德国人对“科学”的独特理解不无关系。
这种思辨的传统使德国以追求个体人格完善为人生最大目标的教育理念带有很浓厚的“现世色彩”，与超现实、修来世的宗教立场截然相反。因此，德国在摆脱宗教束缚方面先于欧洲其他国家，19世纪后半叶，德国人进教堂的人数比例明显低于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新教逐步推广，由于新教充分肯定个人与上帝对话的权利和能力，因而也充分肯定了个人自主发展的可能性，这种自主发展强调个人的悟性、性向、兴趣和能力，因而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选择。这种传统所形成的普通德国人的生活观和择业观，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德国青年选择职业教育的信心和勇气，也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发展。
这种思辨的传统使得摆脱宗教束缚后的德国的科学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德国在医学、机器制造、冶金、法学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企业急需大量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工人，以使德国的工业产品打入并牢固占领世界市场。19世纪末，德国学校开展的改革运动就是率先发展实科教育，以面向社会、联系实际为主要特征。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德国文化教育的主帅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1880～1963）建构了人文主义教育学的陶冶理论与职业教育的一体化新框架。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本质是陶冶人性，陶冶不仅要传递文化，更要培养创造文化的能力。人生所追求的根本价值有六种：（1）理论价值的“真”；（2）经济价值的“利”；（3）审美价值的“美”；（4）社会价值的“爱”；（5）权利价值的“力”；（6）宗教价值的“圣”。陶冶的终极理想是使这六种价值趋向完美并协调发展。斯普朗格注意到人的思维方式、观察角度、心理流程与个性特征不同，因此教育不能整齐划一，必须注意个性特征。斯普朗格的教育方法是树立在“个性型”与“生活型”的结合点上，其关系是：（1）理论的生活形式——学者；（2）技能的生活形式——企业家；（3）审美的生活形式——艺术家；（4）宗教的生活形式——宗教家；（5）权利的生活形式——政治家；（6）社会的生活形式——人道家。
斯普朗格认识到职业与劳动对培养学生个性的意义，教育终究是自我教育，要通过实践才能完成。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将人的创造力、生命感、价值感“唤醒”，“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因此，教育的本质不是制约而是解放。关心教育对象的个体性、主体性、内在性成为文化教育学倡导的重要内容。斯普朗格是德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开创者，20世纪初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起步的。
二
英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思维模式恪守人文素质对科技进步与发明创造的重要性，认为职业技术、职业技能可以不通过学校职业教育获得，而德国科学务实的态度则促进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按照传统的保守主义思维模式，英国社会的发展靠的是精英，即绅士，而绅士具有优良的人文素质。从产业革命至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就其科学知识与发明而言，都是靠自学完成的，这给英国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职业教育可以不通过学校教育而完成。那些为英国带来巨大荣誉的发明家们，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技术教育，如发明“珍妮纺纱机”的哈格里夫斯、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发明火车的斯蒂文森等，都与职业教育无关，反而与他们的人文素质具有极大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导致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轻视与对人文素质的重视，以至于限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事实上，英国的职业教育的确明显落后于美、德、日、法，乃至最后蜕变成一个追随美国的二流国家。
英国传统保守主义的思维模式固守传统的学徒制度，冷淡了现代职业教育。从其传统的经验主义出发，英国人认为18世纪英国的经济成就，并非依靠在公学和名牌大学啃古书的学究们，而是依靠英国最先形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学徒制技术教育模式。不可否认，学徒制曾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英国在1562年就颁布了《劳动法》，又称《工匠法》，该法把存在已久的师傅带徒弟的做法确立为一种正规的学徒制，统一了全国的学徒训练（该法施行至1814年才废除）。1601年颁布了《济贫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贫民子弟均可接受技艺训练，此时期还出版了各种各样的职业手册，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学徒制的技术与职业训练水平。17世纪末，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建立了贫民习艺所，1723年，英国颁布了《贫民习艺法》，致使贫民习艺所附设的工作学校（亦称工艺学校）大量产生，这种工作学校只提供半熟练的工业训练，并且向贫民灌输道德和社会标准，进行初步的识字教学。贫民习艺所是较低级的行业学徒制衰退的一种替代物，是一种带有慈善性质的初级职业技术训练所。18世纪后期，从这种贫民习艺所出来的儿童成批地拥向北方的工厂去当学徒，成为纺织业与英格兰早期工业化所急需的劳动力，直到19世纪末，英国大部分技术工人还是通过学徒制培养的。然而，在同时期的其他工业化国家中，如在法国和德国，艺徒制的衰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职业学校在18世纪后半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符合产业革命对工人劳动技能的新要求。英国却固守学徒制的老传统，虽有讲习所，但由于不正规且仅重视人文教育，完全背离了发展职业教育的初衷，淡化了职业教育，最终导致落后于其他国家。
德国哲人追求系统、完整、彻底的精神深深影响到德国人一般的思维习惯和作风。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在题为《致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曾说过：“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事物，切切不可容忍半点轻率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无论在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实际工作领域以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德国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和科学务实的态度堪称举世闻名，有口皆碑。有人把德国称做“记事本的社会”，因为几乎每个德国公民都有自己的记事本，近期或远期大大小小的约会、计划、公事等生活日程都预先记录在其中。在做出决定之前，每个人都会参阅一下自己的记事本，因为德国人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而且关乎对待生活的态度。
凡是到过德国的人，无不对德国社会各个方面管理得井井有条、有板有眼留下深刻的印象。各行各业都敬业爱岗，忠于职守，认真负责，惜时守时，工作第一，事业至上，工作效率普遍很高，使人感到整个社会仿佛是一架庞大的机器在顺利地运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个机器中的位置和作用。凡事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们普遍习惯于自觉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不论是否有人监督。德国制造的各种产品以其质量耐久可靠、设计独到精妙著称于世，从中可以窥见德国人科学务实的态度和执著认真、严格守信的优秀品质。
综观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其显著特征是德国人继承了科学务实的民族优秀传统，积极主动地适应并落实以务实和实证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发展，用科学的态度、观念、方法和技术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与实践职业教育，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操作技能的独到认识和实践上。早在17世纪，日耳曼重商主义者就深刻地批判了传统手工业师徒式的职业培训，指出这种培训缺乏知识，不动脑筋，仅仅是利用感官模仿师傅的动作，忽视理论上的分析思考与知识化，并提出了职业培训应合理化和理论化的主张。19世纪中叶以后的德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冲击波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本身的范畴，并深入到哲学、人文、历史、文学、教育领域。运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实验方法讨论教育问题，成为当时德国教育研究的主流。研究自然科学必须是务实、实证、严谨的，这种方法和精神与德国人思辨的传统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随着近代产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的作用、意义与应用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也为职业培训，其中主要是操作技能培训的合理化和理论化提供了知识、技术与物质条件基础。
在德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技术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实用主义”一直影响并制约着科学演变的基本思路，同样也影响着教育的发展过程。而且现代产业要求培养高质量的技术工人，而不是传统手工业时代的徒工，现代意义上的操作技能体现着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产业的文明，不仅强调对知识包括以知识为基础的规范的尊重，强调热爱劳动的态度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而且强调对操作过程诸方面独具匠心的分析与审美意识，强调得心应手的智能化与知识化的操作技能。在这些方面，德国人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扎扎实实地开展了研究与实践。
“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创立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德国人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优势在于教育培训与就业制度相结合，企业主与雇员对培训制度的结构、内容与各个培训过程认同一致，在学习的同时获得职业工作经验，能够快速灵活地适应职业技能的要求。这些最初都不是出自教育制度本身，而是首先从具体的教育内容及其组织上寻求和提出办学依据，即在操作技能训练已科学化和课程化的基础上，为保证教学质量而提出的客观要求。在现代职业教育中，操作技能是主要的培养目标，操作技能也是文化积淀的产物，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德国人对操作技能的研究倾注了很大精力，与其他国家具有质的不同。
传统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世代相沿袭的具有悠久历史的独特而稳定的特质。传统通过世代文化传承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对教育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传统的特点在于一经形成，自身便会产生一种文化阻抗功能。传统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性质不同的作用。在传统因素的层面，我们不难理解战后英德两国的职业教育何以会产生较大差距：英国的适龄青年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而德国的适龄青年却乐于接受职业教育；战后德国基本普及了义务职业教育，1978年德国未接受职业教育者占义务职业教育年龄组人口总数的6.2%，而1980年英国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数仅占接受中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5%，中等职业教育在英国的处境甚至不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综上所述，结论是传统因素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英国的保守主义思维模式对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而德国思辨性的传统思维方式，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和科学务实的态度则对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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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日强（1954—），男，江西南丰人，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东华理工大学教授，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与职业教育研究。
顾厚顺（1963—），男，江西临川人，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