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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恩格斯在回复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评论《城市姑娘》时曾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余华对小说《活着》中的福贵的人物塑造并没有这些鲜明的“原型”特征，这种“反典型”的做法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以及文学史来说都具有当代意义。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反典型”；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143-02
一、传统文论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
典型问题一直是文论和史论的核心论题，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或然率或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①黑格尔则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普遍与偶然的对立关系，提出了特殊与普遍、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的关系，他在《美学》中讨论艺术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时说：“人物性格必须把它的特殊性和它的主体性融会在一起，它必须是一个得到定性的形象。”②人物的“定性”是典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演变提出了历史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并且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法。恩格斯在回复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评论《城市姑娘》，写道：“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③马克思在论及文学典型的问题时曾引用歌德的话：“歌德曾经说过：画家要成功地描绘出一种女性美，只能以他至少在一个活人身上曾经爱过的那种美作为典型。”④可见，马克思文论中的典型问题已经突破了理论的哲思，转向了实践层面，典型人物的塑造也和人物生活的时代典型环境联系在一起。
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人们也倾向欣赏那些崇高、伟大、拥有一般品性的人物形象。例如《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兼济天下的形象，《水浒传》中宋江行侠仗义、胸径宽广、胸怀天下的形象，以及《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充满艰辛、挫折的自我救赎过程的形象，这些形象都集中了人类崇高精神的精华，并且通过文学作品的刻画得到了升华。进入工业文明以来，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因此产生了一批反映这种矛盾对人性影响的文学作品，例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欧也妮的命运被金钱吞心的老葛朗台掌握和左右所酿成的悲剧；歌德的《浮士德》中描绘了一个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发展、实现社会理想的故事；海明威《老人与海》中老人与鲨鱼之间永不妥协的斗争则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积极向上、永不服输的奋斗人物的形象；赛林格《麦田的守望者》通过对主人公考菲尔德矛盾的焦虑和愤怒的内心描写，反映出了工业文明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美国垮掉的一代形象的现实写照。应该说，这些作品中人物或大或小、或简或繁，但都是这个阶层的“典型”形象，也能充分反映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之间的张力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反典型”的福贵的人物形象分析
《活着》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述了福贵一生“非福非贵”的人生遭遇。小说在刻画福贵形象时体现了多重特征，例如平凡、懦弱、贪婪、隐忍等等。小说选择了最具悲情色彩的“死亡”为切入点，一次次用亲人的死亡来冲击福贵的心灵，通过福贵对死亡的表现侧面反映了人性的变化。在父亲死的时候福贵几乎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当时的福贵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没了着落，再也过不了以前荒淫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
地主龙二的死给福贵很大的心灵冲击，对于福贵来说，龙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地主，就是因为他，福贵的家产才被吸干，直接导致福贵妻儿的离散、父亲的去世以及家中一切的变故，因此，龙二的死对于福贵来说至少应该是解气的。但是这时的福贵刚从战场上捡回一条命，龙二的死让福贵意识到了活着的重要。小说中写道：“我摸摸自己的脸，又摸摸自己的胳膊，都好好的，我想想自己是该死却没死，我从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到了家龙二又成了我的替死鬼，我家的祖坟埋对了地方，我对自己说：‘这下可要好好活了。’”⑤对于龙二的死，福贵表现出了超乎人物形象的平静，并且在平静中出现了一丝对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为整个人物形象塑造中的转折点。之后，有庆、二喜、家珍、苦根的死对于福贵来说打击都是很大的，但是这个时期的福贵已经完全转变了年青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混混状态，开始挑起家庭的重担，关注人情冷暖，开始履行一个男人的责任。
可见，年青时的福贵的混的状态与之后改邪归正的状态并不能称为传统意义的典型，而福贵生活的环境也和现实的时代环境没有隐含的联系。只能说，福贵的一生就是平凡、普通人在现实中经历的“三十而立”的一个人生片段，余华把这个片段中的苦难放大、时间放慢了，用福贵的一生来阐释人如何立足于世，内心如何坚忍，外表如何坚强。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轻易就能从自身的经验中找到福贵的影子，青年时的“少壮不努力”的心态，中年时经历了挫折、痛苦后逐渐转变为“隐忍、坚强”的状态，最终老年时“豁然开朗、笑看云卷云舒”的境界。我们也能轻易就找到与福贵截然相反的例子，例如2005年的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洪战辉，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等都是年轻有为、非常优秀的人物。因为如此，福贵的形象对于80后甚至90后的读者来说并没有心理距离，反而能与自身经验融合，对照之下，形成巨大的张力。
福贵一些平凡的人生感悟，也因为“反典型”的人物塑造方式，疏远了时代中的环境影响力，丰富了人物的细节感，因而具有了普适性。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如何“活着”，如何有意义地活着都是人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于生活在各种压力之中，人的精神逐渐空虚、匮乏的今天，福贵“为活着而活着”的本真、平凡的态度也许给现代人更多的启示，因此，福贵经历的苦难也具有了跨越时空的当代意义。
而《活着》在中外的接受情况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在王侃先生的论文《论余华小说的张力叙事》中，具体总结了这本书的出版以及接受情况。据新闻媒体的不完全统计，“《活着》单行本在出版后的十余年里发行了一百多万册，这不包括转载和杂志的发行量……有趣的是93年到98年的发行量却不到一万册。”⑥王侃先生总结到时代的变迁并没有消弱小说的时代性，反而增加了小说的价值，新世纪以来，研究这本书的人越来越多，豆瓣读书上对这本书的评价达到了数千条，而且多是80后甚至是90后的读者。时隔近二十年，2010年作家出版社再版了《活着》，这些数据都说明学界、读者对《活着》的肯定程度越来越高，这与余华对福贵这个“反典型”的人物塑造是分不开的。 三、“反典型”的当代意义
“反典型”的人物依旧是存在文学文本和文化环境之中，正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因为马克思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深入、严密的分析，才发现了历史中的联系，得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结论，这个结论同样与时代现实是不相符的，但是却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规律和逻辑。同样，虽然我们说福贵的形象最大的特点就是离经叛道、不走寻常路，因此而获得了成功，但是不可否认，福贵形象的“内在密码”是与整个社会环境、文学和文化环境有密切的逻辑联系的。因此，超前思维与历史本身是分离的，但是逻辑总是与实践相结合、逻辑总是隐含于历史之中。“历史与逻辑统一于实践，逻辑是实践的历史抽象，历史是实践的逻辑的具体。”⑦因此，福贵这种“反典型”的形象对于当代所产生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给“小人物”成为“典型”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虽然新写实小说的风头已经被青春小说、励志小说等冲淡了，但是这种反典型的人物塑造确实给学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很多学者研究新写实小说的原生态创作、生存意识、现实因素等等之前现实主义小说时代所没有的新论题，这说明新写实小说为研究者们开启了一条研究、评论小说的新途径。加之90年代后传媒业市场化的速度加快，在大众文化草根文化的热潮中，新写实小说找到了现实环境的土壤，契合了人们内心的普遍诉求，因此，“反典型”构成了一种另类的“典型”。
其次，对于文学接受来说，“反典型”人物的出现给读者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一方面，这些人物贴近生活的情节、口语化的语言特征令人倍感亲切；另一方面，新写实小说被广泛地改编为电影或者电视剧，融入了普通老百姓的传媒生活中，进一步扩大了小说中人物的影响力。
第三，对于文学和文化史来说，“反典型”人物和新写实小说对其书写和发展也具有独特的意义。虽然新写实小说出现在鱼龙混杂的80年代末，得名于批评家与媒体的炒作，但是新写实小说中合理的逻辑内核，例如原生态写作、零度情感，是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作用的。通过上文分析“反典型”的人物塑造也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主义小说自成一派，而是构成了现实主义小说中另类的一个流派。“虽然从总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⑧因此，讨论“反典型”所具有的形象特征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很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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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亚里士多德.诗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9.
②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82.307.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462.
④董学文.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63.
⑤余华.活着[M].作家出版社，2010.67.
⑥王侃.论余华小说的张力叙事[J].文艺争鸣，2008（8）：130-131.
⑦张靖伟.历史与逻辑的张力——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的思考[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1（2）：43.
⑧“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J].钟山，1989（3）.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反典型”；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143-02
一、传统文论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
典型问题一直是文论和史论的核心论题，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或然率或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①黑格尔则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普遍与偶然的对立关系，提出了特殊与普遍、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的关系，他在《美学》中讨论艺术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时说：“人物性格必须把它的特殊性和它的主体性融会在一起，它必须是一个得到定性的形象。”②人物的“定性”是典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演变提出了历史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并且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法。恩格斯在回复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评论《城市姑娘》，写道：“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③马克思在论及文学典型的问题时曾引用歌德的话：“歌德曾经说过：画家要成功地描绘出一种女性美，只能以他至少在一个活人身上曾经爱过的那种美作为典型。”④可见，马克思文论中的典型问题已经突破了理论的哲思，转向了实践层面，典型人物的塑造也和人物生活的时代典型环境联系在一起。
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人们也倾向欣赏那些崇高、伟大、拥有一般品性的人物形象。例如《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兼济天下的形象，《水浒传》中宋江行侠仗义、胸径宽广、胸怀天下的形象，以及《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充满艰辛、挫折的自我救赎过程的形象，这些形象都集中了人类崇高精神的精华，并且通过文学作品的刻画得到了升华。进入工业文明以来，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因此产生了一批反映这种矛盾对人性影响的文学作品，例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欧也妮的命运被金钱吞心的老葛朗台掌握和左右所酿成的悲剧；歌德的《浮士德》中描绘了一个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发展、实现社会理想的故事；海明威《老人与海》中老人与鲨鱼之间永不妥协的斗争则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积极向上、永不服输的奋斗人物的形象；赛林格《麦田的守望者》通过对主人公考菲尔德矛盾的焦虑和愤怒的内心描写，反映出了工业文明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美国垮掉的一代形象的现实写照。应该说，这些作品中人物或大或小、或简或繁，但都是这个阶层的“典型”形象，也能充分反映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之间的张力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反典型”的福贵的人物形象分析
《活着》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述了福贵一生“非福非贵”的人生遭遇。小说在刻画福贵形象时体现了多重特征，例如平凡、懦弱、贪婪、隐忍等等。小说选择了最具悲情色彩的“死亡”为切入点，一次次用亲人的死亡来冲击福贵的心灵，通过福贵对死亡的表现侧面反映了人性的变化。在父亲死的时候福贵几乎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当时的福贵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没了着落，再也过不了以前荒淫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
地主龙二的死给福贵很大的心灵冲击，对于福贵来说，龙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地主，就是因为他，福贵的家产才被吸干，直接导致福贵妻儿的离散、父亲的去世以及家中一切的变故，因此，龙二的死对于福贵来说至少应该是解气的。但是这时的福贵刚从战场上捡回一条命，龙二的死让福贵意识到了活着的重要。小说中写道：“我摸摸自己的脸，又摸摸自己的胳膊，都好好的，我想想自己是该死却没死，我从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到了家龙二又成了我的替死鬼，我家的祖坟埋对了地方，我对自己说：‘这下可要好好活了。’”⑤对于龙二的死，福贵表现出了超乎人物形象的平静，并且在平静中出现了一丝对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为整个人物形象塑造中的转折点。之后，有庆、二喜、家珍、苦根的死对于福贵来说打击都是很大的，但是这个时期的福贵已经完全转变了年青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混混状态，开始挑起家庭的重担，关注人情冷暖，开始履行一个男人的责任。
可见，年青时的福贵的混的状态与之后改邪归正的状态并不能称为传统意义的典型，而福贵生活的环境也和现实的时代环境没有隐含的联系。只能说，福贵的一生就是平凡、普通人在现实中经历的“三十而立”的一个人生片段，余华把这个片段中的苦难放大、时间放慢了，用福贵的一生来阐释人如何立足于世，内心如何坚忍，外表如何坚强。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轻易就能从自身的经验中找到福贵的影子，青年时的“少壮不努力”的心态，中年时经历了挫折、痛苦后逐渐转变为“隐忍、坚强”的状态，最终老年时“豁然开朗、笑看云卷云舒”的境界。我们也能轻易就找到与福贵截然相反的例子，例如2005年的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洪战辉，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等都是年轻有为、非常优秀的人物。因为如此，福贵的形象对于80后甚至90后的读者来说并没有心理距离，反而能与自身经验融合，对照之下，形成巨大的张力。
福贵一些平凡的人生感悟，也因为“反典型”的人物塑造方式，疏远了时代中的环境影响力，丰富了人物的细节感，因而具有了普适性。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如何“活着”，如何有意义地活着都是人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于生活在各种压力之中，人的精神逐渐空虚、匮乏的今天，福贵“为活着而活着”的本真、平凡的态度也许给现代人更多的启示，因此，福贵经历的苦难也具有了跨越时空的当代意义。
而《活着》在中外的接受情况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在王侃先生的论文《论余华小说的张力叙事》中，具体总结了这本书的出版以及接受情况。据新闻媒体的不完全统计，“《活着》单行本在出版后的十余年里发行了一百多万册，这不包括转载和杂志的发行量……有趣的是93年到98年的发行量却不到一万册。”⑥王侃先生总结到时代的变迁并没有消弱小说的时代性，反而增加了小说的价值，新世纪以来，研究这本书的人越来越多，豆瓣读书上对这本书的评价达到了数千条，而且多是80后甚至是90后的读者。时隔近二十年，2010年作家出版社再版了《活着》，这些数据都说明学界、读者对《活着》的肯定程度越来越高，这与余华对福贵这个“反典型”的人物塑造是分不开的。 三、“反典型”的当代意义
“反典型”的人物依旧是存在文学文本和文化环境之中，正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因为马克思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深入、严密的分析，才发现了历史中的联系，得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结论，这个结论同样与时代现实是不相符的，但是却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规律和逻辑。同样，虽然我们说福贵的形象最大的特点就是离经叛道、不走寻常路，因此而获得了成功，但是不可否认，福贵形象的“内在密码”是与整个社会环境、文学和文化环境有密切的逻辑联系的。因此，超前思维与历史本身是分离的，但是逻辑总是与实践相结合、逻辑总是隐含于历史之中。“历史与逻辑统一于实践，逻辑是实践的历史抽象，历史是实践的逻辑的具体。”⑦因此，福贵这种“反典型”的形象对于当代所产生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给“小人物”成为“典型”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虽然新写实小说的风头已经被青春小说、励志小说等冲淡了，但是这种反典型的人物塑造确实给学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很多学者研究新写实小说的原生态创作、生存意识、现实因素等等之前现实主义小说时代所没有的新论题，这说明新写实小说为研究者们开启了一条研究、评论小说的新途径。加之90年代后传媒业市场化的速度加快，在大众文化草根文化的热潮中，新写实小说找到了现实环境的土壤，契合了人们内心的普遍诉求，因此，“反典型”构成了一种另类的“典型”。
其次，对于文学接受来说，“反典型”人物的出现给读者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一方面，这些人物贴近生活的情节、口语化的语言特征令人倍感亲切；另一方面，新写实小说被广泛地改编为电影或者电视剧，融入了普通老百姓的传媒生活中，进一步扩大了小说中人物的影响力。
第三，对于文学和文化史来说，“反典型”人物和新写实小说对其书写和发展也具有独特的意义。虽然新写实小说出现在鱼龙混杂的80年代末，得名于批评家与媒体的炒作，但是新写实小说中合理的逻辑内核，例如原生态写作、零度情感，是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作用的。通过上文分析“反典型”的人物塑造也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主义小说自成一派，而是构成了现实主义小说中另类的一个流派。“虽然从总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⑧因此，讨论“反典型”所具有的形象特征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很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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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亚里士多德.诗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9.
②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82.307.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462.
④董学文.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63.
⑤余华.活着[M].作家出版社，2010.67.
⑥王侃.论余华小说的张力叙事[J].文艺争鸣，2008（8）：130-131.
⑦张靖伟.历史与逻辑的张力——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的思考[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1（2）：43.
⑧“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J].钟山，1989（3）.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