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背篼”的社会人类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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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凌晨1点多,贵阳市瑞金北路,农业银行门口。一滴水从二楼人家的空调外机里钻出,摔碎在一楼的台阶上。
  碎裂的水360度飞溅,其中一部分飞进了一个白色的泡沫饭盒。饭盒里面有一些韭菜,一些豆腐干,还带着烧烤的温热。因为已撕掉了盖子,水沫子亲吻着菜,无遮无挡。
  “背篼”罗机友和“老饼”就像没看到一样,各自蹲在台阶的一侧,慢慢地吃。
  还有酒,一瓶750毫升的百龄坛威士忌,40度,12年陈。这是白天一个工友帮KTV搬东西,雇主送的。当然,是一瓶打开过然后被遗忘,时间太长了的酒。
  “酒也是粮食,兄弟,我今天不吃饭,就喝这点白酒,吃这点菜。”罗机友重复着这句话,他把洋酒一直叫白酒。
  “兄弟”指的是《南风窗》记者—连续两个晚上请他们喝啤酒,喝到有点酩酊,他们就改了称呼—这一被认同的临时身份,让记者具备了深入观察的基础。
  “他们”一共有20多人,是一个相熟的“背篼”群体。农业银行的台阶,是他们的“据点”,两个绿化池上堆满了臭烘烘的被盖,银行光洁的落地玻璃外侧,是他们“家里”的墙壁。
  “老饼”蹲着吃喝,忽然不动了,低着头,脸上泛着可怕的青色。许久,猛地站起来,左摇右晃着往马路上走去。路上还有很多车,他就那样一脚实一脚虚,穿过半边马路走到路中间的绿化带旁,一些车只能刹停等候。怕他摔倒,记者上前要搀扶,罗机友、黄忠、王成、小勇、小付、“黄队长”都在旁边哈哈大笑。
  罗机友说,不要管他,他经常这样。
  “老饼”在马路中间的绿化带上撒了一泡尿,撒完浑身一抖,一边提拉链,一边跌跌撞撞地走回来,又逼停了几辆汽车。回到农业银行正门口的台阶上,他脸上带着诡异的笑,突然举起双手,跳起了布依族的舞蹈。
  其他人又是一阵大笑。

生 活

收 入


  社会权利与经济能力,是进行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对“背篼”而言,前者为零,后者也很微薄。
  不过,他们对歧视的心理反弹,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在经济收入上,他们自视并不低。以往的公开报道,以及社科论文,谈及他们的收入,大体锚定在600元至1200元之间,记者阅读的最后一篇报道发表于2013年,收入数据上出入不大。   “开玩笑吧?”韦飞飞说,“我们这些人,每天最少要用掉50块钱,按新闻说的,我们都喝西北风过日子?”
  韦飞飞的说法一下子得到许多人附和。“黄队长”说,我今天搬东西赚了150块,打老虎机就花掉300块。
  在七嘴八舌的议论过后一一询问,他们的月收入大概在2000~6000元之间。韦飞飞说,最少的时候也有2000多,最多的能拿到6000,一般情况下是四五千。
  这一组数字解决了记者先前的疑问:如果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在工业发达地区普遍缺乏劳动力的时代,为什么贵阳还有为数甚巨的“背篼”?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产业工人的月收入已经达到四五千元。
  因为,打工或者做“背篼”,收入已无差别。
  “黄队长”曾经在广州花都区操作过数控机床,月薪4000多元;黄忠曾经在广州塑胶厂工作过,月薪4000元左右,后来在潮阳印过冥币,工资大体相当;小勇见过的世面更大,长三角、珠三角大部分有名的城市都工作过,工资也不低……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曾有在工业发达地区打工的经历。
  差别不大的收入,解释了“为什么当‘背篼’”,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不愿当工人”。记者继续追问。
  小勇说,贵阳的空气很好啊,你看看,经常是蓝天白云,不像你们那,PM2.5。
  黄忠说,贵阳夏天凉快,不像你们那,热得睡不着。
  电视上那句广告词,“爽爽的贵阳”,一下子从他们嘴里蹦了出来,然后又是一阵嬉笑,让人无从分辨真伪。
  这群人当中,很少有人不想继续当“背篼”。
  惠水人王友良是其中的特例,他在农业银行门口睡了十几年,总也无法坦然面对来往行人的异样眼光,他就想有所改变。
  “我就一边干活一边观察,人家城里人都是怎么挣钱的呢?”他头发稀疏,前额上有两个经年不消的肿块,像是头上长了角,“要文化的活儿我学不来,我就看那些开摩托车搭客的,一上车就是10块钱,那时候我帮人搬东西,一次最多只有2块钱。”
  他由此知道,如果有一辆摩托车,干一次活最少能比做“背篼”的报酬多4倍。所以他不断存钱,想买一辆摩托车。后来贵阳禁止摩托车行驶,他只能买电动车。电动车跑几十公里就没电,所以他一下子买了两辆。“一辆就要4850块。”
  两辆车交替,能保一天够用,王友良一个月能赚到五六千元,他心满意足。
  不过,做出租电动车司机和“背篼”一样,和这个城市里“正经的市民”几乎没有交集,都是按件取酬,互相的往来在短时间内就会终止,所以他没有别的朋友,不工作的时候,还是回到银行门口,和“背篼”们在一起。
  王友良在自我认同上显然已经高于“背篼”了,但黄忠对此很不屑,他说,他开电动车也没什么好,一不小心撞上别人,或者自己摔了,就倒了血霉了,我们也不想干。
  和王友良一样摆脱了“背篼”身份的还有老刘。他跟师傅学会了贴瓷砖,一个月能挣1万多元,头发理得整整齐齐,上身穿一件褐色的休闲西装,手腕上戴着一只50元的“劳力士”,除了手上贴瓷砖留下的洗不去的黑胶,身上其他地方都干干净净。
  他也没有多少朋友,所以没事的时候,还是回到银行门口,跟老兄弟们一起玩。

存在与分布


  “背篼”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用标志性的背篓作为生产工具,他们其实就是城市自雇劳动者,城市社会里的大部分体力活都能承接。
  在贵阳社会的话语体系里,“背篼”往往含有贬义,比如很便宜的香烟称为“背篼烟”,很差的饭食称为“背篼餐”,所以,“背篼”群体中对背篼一词都有相当程度的抵触,他们称呼自己的职业,都叫作“打零工”。
  “零”的意思是没有组织性。他们的工作很随意,农忙的时候在家干活,农闲的时候出来打零工;心情好的时候坐在街边承接体力活,心情不好就在“据点”里倒头大睡。不受任何人管辖,不听任何人指挥,每天自由自在。
  韦飞飞说,这是自己选择当“背篼”的最重要的原因。尽管大多数人小学都没有读完,相当一部分还是文盲,但这些人对宁静与自由却似乎看得很重。“不偷不抢”构建了他们心灵宁静的基础,不受管束则满足了他们对自由状态的追求,而这两者,则一同完成了他们对职业的自尊。
  现在在贵阳城里,零工的集中地已经很少,大部分都以十几二十人的规模,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
  分布的规则有两个。
  一是容量的科学性,即一个区域内的人数合理性,人数太多生意就很难轮到自己头上。银行门口这20余人,虽说亲如一家,但一旦有雇主到来的时候,还是存在激烈的竞争。记者曾看到,在雇主一招手的瞬间,正在打牌的“背篼”们快速将纸牌一丢,单手一撑,整个人飞下3级台阶。谁第一个冲到雇主面前,就成为合法的被雇佣者,其他人就悻悻而退。
  因为人太多,其中一部分人白天会离开,到附近的延安路上建立小群体,打牌,等客。
  5月24日晚上,银行门口的“据点”里多了一个人—来自黄果树石头寨的50岁的布依族汉子老伍。大家都在情绪高涨地喝酒、聊天,但没有人理会老伍,他一个人躲在两个绿化池的缝隙里喝着一瓶小二锅头,记者跟他说话,给他烟抽,他显得很激动。“兄弟,你以后来黄果树旅游,我帮你弄门票,不要钱!”
  后来黄忠告诉记者,老伍不是属于这个“据点”的,可能是没地方住临时跑过来,所以大家都不理他。
  二是建立“据点”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企业和个体户都不允许他们在门口聚集盘踞,遇到不驱赶他们,又可以遮阳避雨的地方,他们就不再离开。
  瑞金北路这家农业银行就是宽大接纳他们的一个典型。银行代表体面与财富,而“背篼”象征脏乱与贫穷,这本是两个绝对冲突的元素,却互不干扰地融合在一起。
  银行宽阔的屋檐,为“背篼”们遮挡了烈日和雨水。
  这家银行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银行从来没有尝试过赶走他们。即便想赶也赶不走,“警察、城管都拿他们没办法”,相处日久,银行职员、保安和“背篼”们都建立了熟络的关系。“‘背篼’在这里几十年了,比银行的历史还要悠久。”

无组织


  长时间以来拥有数以万计的“背篼”,但城市在管理、服务上却与他们没有任何制度性关联,这是在各种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观察中贵阳总会受到批评的一面。
  然而根据记者与“背篼”们的相处、交谈和体验,没有任何城市人、任何制度与他们发生长期的关系,正是他们求之不得之处。大部分人曾经有过的打工经历,让他们对工业社会的管理制度并不陌生,而这正是他们想要逃避的东西。
  他们不希望被组织,对任何组织性因素都存在本能的心理反弹,这在唯一具有一点组织性表皮的“零工集散地”可以得到很好的佐证。目前,贵阳市仅剩的一个“零工集散地”是后坝,5月23日凌晨,记者专程前往观察。
  凌晨5点左右,改茶大道上空无一人,路灯昏黄。5点半,空手或者提着锄头的人们陆续到来,随后人越来越多,到6点左右,已经有千人规模,将单向道路堵得水泄不通。人们在一段长约100米的道路上做着无规则的布朗运动—他们在寻找着雇主。一旦人群中出现衣着整齐的人,就会被簇拥在核心,他的一点挪动,都会带动着一群人的同向运动。
  道路上陆续停了十几辆小面包车,被雇主相中的人,就会被叫上车,装满之后就开走。等到十几辆车都开走之后,天已经亮起来。起早贪黑来到这里找工作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白来一趟。零工们告诉记者,六七天里能有一天找到活干就不错了。
  “今天没活干,就玩过去了。”一名20岁左右的青年告诉记者,今天他们6个人,“都没人叫去干活”。眼神里有些许失落,同时脸上又带着习以为常的神色。7点半左右,没找到工作的人,恋恋不舍地散去。
  罗仕明是贵阳的水电工程承包商,这天他亲自到现场招人。以往他都是让工头直接带人到工地,但带来的人要么太老,要么太年轻。太老的没力气,效率太低,太年轻的倒是悟性比较高,一两天就成为熟手,但第三天往往就不来了。“工资都是当天结清,干两天有了点钱,就找地方花去了,”罗仕明说,“有的年轻人有悟性,我想把他们培养成师傅,这样他们的工资能翻上一倍,但几乎没有人能坚持下来。”
  所以罗仕明要亲自来物色工人。他只要中年人,有力气,同时有家口,有经济压力,不会随时撂挑子。
  包括“背篼”在内的零工群体,对组织性的强烈排斥,一方面让用工者颇感烦恼,另一方面又从经济链条中剔除了一部分组织因素带来的成本,让需求方能够获得更低的价格,进一步鼓励了城市对零工的需求。

不稳定


  目前贵阳市一般白领的月收入大约在3000多元,这一水平还在“背篼”的一般收入之下。韦飞飞说,自己最多的一个月赚了6000多元,有时一天就有300多元。
  这帮助他们建立了面对歧视性眼光和言行的心理防线。“有什么好牛的,工资还没有我多。”
  在身后的银行,他们都开设了自己的账户。
  韦飞飞就在努力存钱,现在有几万元在银行里。2013年,他在酒店做“墩子”,认识了上一任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对方父母要求他拿8.8万元的彩礼,而他当时只有2万多元。“后来想了想,就放弃了。”从那时候开始韦飞飞就想存钱,但做“墩子”收入太低,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做了“背篼”。他现在有了新的女朋友,在安顺读卫校,每到放假,韦飞飞就会回去,跟她一起玩,给她买衣服。
  对他而言,衣着整洁的人不见得有资格鄙视他,因为他正是放弃了衣着整洁的工作才当了“背篼”。
  然而,“背篼”收入的即时兑现以及工作的不稳定性,也成为了他们的困扰。
  收入的即时兑现,是指工作结束马上付钱,钱到手心里踏实;工作的不稳定性,则是指有时持续几天找不到活干,韦飞飞说,一个月能有15天有活干就不错了。小勇除了当“背篼”,还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负责安装广告牌,但他说,“我们那公司就跟倒闭了似的,半个月没活干”。
  收入的即时兑现和工作的不稳定性两者交织,就会造成他们在生活状态上“手里有钱”和“闲得发慌”同时出现,赌博,就是必然的逻辑结果。
  他们都好赌。最常见的赌博方式是聚在“据点”或者街头打扑克,一圈一元,一天下来,最多的能输掉100多元;其次是到旁边的地下台球馆打台球,一盘赌注为5元,5月24日下午,记者陪着他们打了一下午台球,起初说好只打1小时,最终持续了3小时;再次是玩老虎机,24日,“黄队长”输了300元,其中性格最内向的韦飞飞,每隔三五天也要去玩一次,经常一个月输掉1000多元;还有就是买彩票,24日,王成彩票中了200多元,而他的一个伙伴则一共投注140元。后坝集散点的凌晨人潮当中,也有人摆开摊档赌大小,一拉开桌子就有好几个托儿围上去下注,零工们随后围成一圈,或下注赌钱,或看人赌钱,完全忘记了寻找工作。
  “工作—赌博—工作”是他们共同的工作节奏,稍有节制力的人也自苦不已。所以,他们即便收入不错,也没有多少剩余。小付说,当自己需要进银行取钱的时候,就是正在赌博的时候。
  之所以赌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街头群居,互相动员。而街头群居,又是一种工作必要—他们必须出现在街头,最好是24小时出现在街头,才能增加被雇佣的几率。
  一个人不会赌博,但如果只有一个人,就太不安全。长期调研“背篼”生存状态的贵州师范大学学生马虹说,“背篼”被抢劫的案例不在少数。
  于是乎,收入与消耗本身成为无法解决的矛盾。

组织可能性


  人们假设,如果“背篼”们可以租一间房子,在家里等生意,或者被收编为企业员工,统一安排工作,那么与这一群体相伴而生的人身安全、赌博消耗、影响市容、劳动力闲置浪费等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
  贵州的一位社会观察人士告诉记者,至少10年前,贵阳就曾出现过“背篼”公司,试图将散在的自雇劳动者组织起来,但都因为他们的自由散漫习性而难以为继。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人有信心进行组织尝试,政府与他们之间也基本不会发生关系。王友良说,以前还要查暂住证,现在早就不查了。
  就存在状态而言,他们已经“被放弃”。
  马虹却注意到了另一种组织可能性。她是贵州毕节人,而毕节是“背篼”一个重要的来源,她的亲戚中也有人在贵阳当“背篼”。她首先关注的是这种街头打牌等客造成的人力和精力浪费,其次是这一交易方式带来的身体苦难——为了等客,他们只能露宿街头,在贵阳的风雨和寒冬中备受折磨。
  他们既不愿意被组织限制,又对提高与雇主对接的效率有所期待,学习“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的马虹想到设计一款平台性的手机软件。这个APP收纳贵阳“背篼”们的信息、联系方式,他们在下载注册之后,APP就会显示他们的即时位置。贵阳市民有需要的时候,打开APP,就能看到附近的“背篼”位置以及电话号码,打电话召唤上门。
  在手机互联网普及的时代,这一思路并不显得十分独特,但运用在贵阳“背篼”身上,因为其盈利前景不明,在马虹之前,人们没有动过心思。
  作为一个学生,马虹没有钱投资,她把一份项目方案从门缝里塞进了工商局局长的办公室。她还没有走出工商局的大门,就被局长的电话叫了回去。很快,她得到了一笔来自政府的扶持资金,这一款APP,预计会在两个月后上线运作。
  政府部门对马虹的快速回应,某种程度上也折射着“背篼”管理问题一直是他们的心结,马虹的计划让他们看到了缓解管理缺失问题的可能性。
  “有这种好事?”当记者向“背篼”们介绍这一软件的开发思路后,这是他们一致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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