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影响，在明朝已经拉开了序幕，然而两地实质性交往可追溯到唐代。16世纪，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毫不掩饰地表示出一个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赞美和着迷，“恃商工为活，有丝甚丰饶”，“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一直到明代以前，在东西方的贸易、政治、文化交流中，都是东方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更大。
　　从17世纪开始，世界文明的风向转了，由东风转向了西风。西方文明挟带着战争灾难、工业文明、自由市场、科学技术，以强者姿态席卷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
　　首先是语言。连续几个世纪的殖民扩张，英国曾把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变成了自己的附属领土，英语也伴随着英国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成为了一种通用的国际语言。20世纪末，全世界已经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讲流利的英语或能熟练使用英语，世界五大洲均有讲英语的国家和人民。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有十余个，包括美、加、英，澳、南非和加勒比国家；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超过70个，包括印度和新加坡；100多个国家把英语列为第一外语。就像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一样，英语也被称为“日不落语言”。
　　第二是西方的宗教。传播文化和价值观念，传教士通常都走在殖民主义者的前面。根据记载，最早进入中国境内的都是一些传教士，然后才是商人和军队。翻开中国历史，唐代已有天主教士将《圣经》带到中土，明末清初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由于本土化成功，甚至得到官方的承认，位居钦天监等高职。他们把西方精妙的制作技术、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知识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介绍给中国，也带来了理性客观的思维方式和迥然相异的视角，影响着中国包括帝王在内的上层统治阶层。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宗教得以大规模在内地传播，教会在各地设立教堂、修道院、学校、医院、托儿所等。教会开办了许多免费的学校，中国的百年名校，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都由教会大学蜕化而来。这类学校培养的近万名学生和留学归国人员构成了当时推进中国维新变革的知识分子的主体。
　　第三，是西方的政治体系与法律体系。西方的法律文化在早期是借着殖民扩张向外传播的。他们在殖民地推广引用本国的法律制度作为殖民地的根本法和一般法律，对当地原有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只做有选择的保留，以使其具有某种连续性。法国殖民者甚至主张完全同化当地文化。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解为两个过程，一是工具文化的现代化，一是终极文化的西方化。工具文化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经济和政治体制，终极文化凝结在宗教当中，体现文明的基本价值。在他最推崇的“改良主义”的西方化模式中，伴随着物质文化与工具文化现代化带来的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成功，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回归了，终极文化也将回归。
　　百年东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争持交战，给中国人带来了创痛的记忆，西方文明以暴力的方式走过之后，留下深深浅浅的足印，打破了原有农耕社会的平静自足，已经改变了东方世界的原貌。想要再回到原点，是不可能的了。东西两茫茫的处境下，国人正面临着重新选择。是放弃还是接受？
　　亨廷顿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曾断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几个世纪的西风东渐，给全世界带来了繁荣喧哗的物质文明和与之伴随的价值体系。全球的西方化走到尽头之际，东方固有的价值观念也正在苏醒，那么苏醒之后应该怎样？如何自处？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再三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