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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是以张西堂先生的《诗经六论》为依据，介绍了其《诗经》研究的概况及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他在对《诗经》的研究中所使用的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了《诗经》，也体现了张先生那种严谨朴实扎实的学风。
关键词：张西堂；《诗经六论》 ；学术价值；历史局限
张西堂先生（1901～1960），关于《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诗经六论》 这部书中。这部书分为六个部分，说明了《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府总集，讲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诗经》的编订、体制，还有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这本书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关于《诗经》的著作不是很多，《诗经六论》被当作进行《诗经》学习和研究的必读书目。现在随着对《诗经》不断深入的研究，这六篇关于《诗经》研究的论文所论及的问题，似乎已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如站在作者发表的那个时代来看，张先生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积极的创新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从我们现在研究《诗经》的角度综合来看，其研究成果也不乏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本文拟从这六篇论文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角度，对其加以介绍和说明。
一、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学术价值
《诗经》是中国的乐歌总集。张先生从一般诗歌的起源，诗三百篇的采删，风歌之绝非徒歌，古代歌舞的关系，古代“诗”“乐”的关系来证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并用《墨子·公孟篇》中“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来说明先秦的人认为诗三百篇全为乐歌，全都可以弦诵歌舞。此书中说《诗经》是中国先秦以前的乐府。认为其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来自各地民歌。张先生列出了其认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的四个理由，并依次做了说明：
首先，由诗三百篇的收集看来，他用孔子“反鲁正乐之时，年以六十有九，而钱此言诗，皆为三百”说明诗不是孔子所删。诗三百篇应当是经过最有关系的乐师的搜集或被以管弦或变为
乐歌。
其次，由风诗之绝非徒歌看来，张先生分了四层来说明，墨子《困学纪闻》十说中，风诗文体最近于二南，与大小雅相似，风诗的“风”只可释为声调，《论语·灵公篇》从旧曲的流传，风诗的体制和声调的意思，与所谓郑声之乱雅，都足见风诗并非
徒歌。
再次，从古代歌舞的情形来看，古代社会歌与舞是分不开的，张先生分别从古代的乐舞，歌舞，歌诗，乐器四点来说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
最后，由古代“诗”“乐”关系看，古来“乐”本无经，所以乐歌就是诗。张先生认为，只要这四个理由有一个成立，都足以证明《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我们现在都认为《诗经》时代是诗乐舞一体的，这就说明诗三百的确是一部乐府总集。从春秋时期人们的用诗情况就能证明这一点。张先生关于《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虽然不是他的创见，但经过他的论证分析，其观点更可信。张先生采用引用举例的方法对《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进行了论述和说明，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的去认识，了解《诗经》产生的社会基础，从而进一步了解研究当时的一些政治制度和经济情况，也能更加清楚《诗经》并非某个人的作品，而是一群人的作品。
针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张先生认为其理论依据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最深的根源应该出自广大群众的最底层”。 因此他着重分析风诗。张先生把《诗经》的思想内容分了四类“关于劳动生产的诗歌”、“关于恋爱婚姻的诗歌”、“关于政治讽刺的诗歌”、“史诗及其他杂诗”。立论基础是阶级性和人民性，尤其强调人民性。他认为《七月》最具有人民性，而《良耜》是毫无人民性的。在对政治讽刺诗进行分析时，张先生还提出《风》主要是来自劳动人民最底层。在提到《召南》的《甘棠》，《卫风》的《淇奥》时，张先生说“这些诗所歌颂的人物必是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人物，所以不管他们是封建领主或是士大夫阶级，歌颂他们的诗得以流传至今日”。可见他不仅是强调其人民性，同时对诗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是可信的。张先生列举了大量的《诗经》作品，并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通过微观分析来剖析《诗经》的内涵，后世许多文学史都沿用了这种抉微入里的分析方法。
在对《诗经》的艺术表现的研究中，张先生从“新的文艺理论及名额表现方法的角度来谈这一方面的问题”，分为八项：
一、概括的书写，
二、层叠的铺陈，
三、比拟的摹绘，
四、形象的刻画，
五、想象的虚拟，
六、生动的描写，
七、完整的结构，
八、艺术的语言。
对于一些思想性强的诗，如《七月》等诗也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分析。并引用汤姆生的《论诗歌源流》，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考虑《诗经》的层叠铺叙。在形象的刻画和想象的虚拟两部分中，引用了姚际恒，方玉润等人的说法并与唐、宋诗词做了说明及对比。关于《诗经》的篇章结构和修辞格等也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引用郑玄，挚虞，孔颖达，朱熹，郑樵、姚际恒等人的说法，来说明“不应当将赋比兴也当作诗体”。他认为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写作方法，比是用另外一种事物作比拟譬喻的写作方法，兴是即兴的唱出。兴而比就是比，兴而赋就是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史对赋比兴的定义基本上是与张先生一致的。在这八项艺术表现，张先生每一项都举了几首诗，都做了详细的阐释。并从修辞学，典型形象，结构特点等角度进行分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确实是一种很难得的新方法。
在《诗经》的编订问题上，张先生主要讨论了采诗说和删诗说。张先生从旧说开始一一进行辨析。关于采诗说，张先生列出了古籍所载的八种说法，从《礼记王制》到《文选三都赋序》，都说有采诗之事而采诗之人不同，甚至同一个人的说法，前后都不一致，所以他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张先生认为：“采诗之官，古时固然没有，然而搜集当时诗歌的却一定另有人在，这应当就是当时的太师，其后以讹传讹，才发生了巡行采诗等等臆说。”关于孔子删诗之说，张先生列举了赞成删诗说和反对删诗说两种观点。张先生对这些观点加以抉择、剖析和论证。他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朱彝尊已指出“取其可施予礼仪”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是毫无可疑的。张先生又用《桑中》等诗不可施予礼仪，却没有被删去，进一步说明《史记》的说法不可信。由此，张先生得出结论，现在流传的《诗经》，本是当时乐师采集入乐的乐歌，在孔子时，它在合乐演奏的过程中就已经编订流传，不是孔子编订的。关于孔子删诗说，张先生也持以反对意见。 对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主要讨论的南、风、雅、颂的定义和区别。张先生认为“南”应当从《风诗》中分出来。他举了六种对“南”的定义，甄别之后认为：“南”是一种曲调，是南方之乐，由一种乐器而得名。关于“风”张先生共举了十二个说法，从《毛诗序》到顾颉刚，他比较赞同“风”是一种声调。后来的学者都赞同张先生这种说法。关于“雅”张先生举了七种说法，他自己比较赞同“雅”也是一种乐器，大小雅可以从音来区别，他不赞同“诗之正变”之说。关于“颂”张先生认为《颂》之声较《风》《雅》较缓，且与一种叫做“鏞”的乐器相关，也因此得名。张先生的结论是这四者皆因音乐而得名，其体制就是以音乐为诗的形式。张先生对《诗经》体制的研究紧扣音乐二字，说明了其立足点是正确的。南、风、雅、颂是乐调，大体上也为大家所认同，当然他认为南、雅、颂为乐器，似尚可商榷。然谓“颂”即“鏞”即“钟”还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张先生赞同《释文》中取消大、小序的说法。针对《毛诗序》的作者，张先生列了十六种说法，并一一进行了驳斥。为了证明《毛诗序》之谬妄，张先生将前任的说法归纳为十点：①杂取传记②叠见重复③随文生义④附经为说⑤曲解诗意⑥不合情理⑦妄生美刺⑧自相矛盾⑨附会书史⑩误解传记。张先生这些材料和观点，有力的批驳了《毛诗序》，给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启发。关于《毛诗序》是否村野妄人作，还有待讨论，张先生所列材料已经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有利于后人的探索。
这六篇论文中，张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的的传统，用了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在关于孔子删诗说，诗经的体制、《毛诗序》的作者等都用了罗列比较法，先罗列历代有影响力的说法，进行梳理分析，对各家说法提出意见，最后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以诗证诗法，张先生说“以诗三百篇证诗三百篇”“以本经证本经”。在分析“南”与“风”的不同和“说雅”中都用了这种方法。从《诗经》文本中寻求解释和答案，避免了随意曲解，很值得我们学习。张先生这种朴实，严谨。扎实的学风，是我们后代做学问应该学习的。
二、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历史局限
张先生这篇论文可能是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品尽可能的用“人民性”作为其理论武器，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张先生用了新的文艺理论和方法来对《诗经》的作品进行分析，这是很可贵的。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理论界特别强调古代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并以此作为衡量一片文学作品的标准。把人民性作为研究《诗经的思想内容》的标准是基本没有错，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理论之中。如《良耜》、《鸱枭》，如果只用这个理论就给它们定性的话，似乎有些偏颇了。由此可见，张先生在使用新理论上还是比较生硬的。
同样还有“典型形象”的理论。对“典型形象”的理解也是过于简单的。与孙作云先生有关《诗经》的研究相比，就可以看出区别。孙先生除了用传统的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音韵学进行考证以外，也用了大家已经熟悉的原型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的方法，在用这种新方法时也不给人生硬感。
参考文献：
[1]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9月.
[2]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
[3]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作者简介：段兰兰（1987.3-），女，河北省，贵州大学，学生，硕士（2011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张西堂；《诗经六论》 ；学术价值；历史局限
张西堂先生（1901～1960），关于《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诗经六论》 这部书中。这部书分为六个部分，说明了《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府总集，讲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诗经》的编订、体制，还有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这本书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关于《诗经》的著作不是很多，《诗经六论》被当作进行《诗经》学习和研究的必读书目。现在随着对《诗经》不断深入的研究，这六篇关于《诗经》研究的论文所论及的问题，似乎已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如站在作者发表的那个时代来看，张先生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积极的创新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从我们现在研究《诗经》的角度综合来看，其研究成果也不乏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本文拟从这六篇论文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角度，对其加以介绍和说明。
一、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学术价值
《诗经》是中国的乐歌总集。张先生从一般诗歌的起源，诗三百篇的采删，风歌之绝非徒歌，古代歌舞的关系，古代“诗”“乐”的关系来证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并用《墨子·公孟篇》中“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来说明先秦的人认为诗三百篇全为乐歌，全都可以弦诵歌舞。此书中说《诗经》是中国先秦以前的乐府。认为其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来自各地民歌。张先生列出了其认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的四个理由，并依次做了说明：
首先，由诗三百篇的收集看来，他用孔子“反鲁正乐之时，年以六十有九，而钱此言诗，皆为三百”说明诗不是孔子所删。诗三百篇应当是经过最有关系的乐师的搜集或被以管弦或变为
乐歌。
其次，由风诗之绝非徒歌看来，张先生分了四层来说明，墨子《困学纪闻》十说中，风诗文体最近于二南，与大小雅相似，风诗的“风”只可释为声调，《论语·灵公篇》从旧曲的流传，风诗的体制和声调的意思，与所谓郑声之乱雅，都足见风诗并非
徒歌。
再次，从古代歌舞的情形来看，古代社会歌与舞是分不开的，张先生分别从古代的乐舞，歌舞，歌诗，乐器四点来说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
最后，由古代“诗”“乐”关系看，古来“乐”本无经，所以乐歌就是诗。张先生认为，只要这四个理由有一个成立，都足以证明《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我们现在都认为《诗经》时代是诗乐舞一体的，这就说明诗三百的确是一部乐府总集。从春秋时期人们的用诗情况就能证明这一点。张先生关于《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虽然不是他的创见，但经过他的论证分析，其观点更可信。张先生采用引用举例的方法对《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进行了论述和说明，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的去认识，了解《诗经》产生的社会基础，从而进一步了解研究当时的一些政治制度和经济情况，也能更加清楚《诗经》并非某个人的作品，而是一群人的作品。
针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张先生认为其理论依据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最深的根源应该出自广大群众的最底层”。 因此他着重分析风诗。张先生把《诗经》的思想内容分了四类“关于劳动生产的诗歌”、“关于恋爱婚姻的诗歌”、“关于政治讽刺的诗歌”、“史诗及其他杂诗”。立论基础是阶级性和人民性，尤其强调人民性。他认为《七月》最具有人民性，而《良耜》是毫无人民性的。在对政治讽刺诗进行分析时，张先生还提出《风》主要是来自劳动人民最底层。在提到《召南》的《甘棠》，《卫风》的《淇奥》时，张先生说“这些诗所歌颂的人物必是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人物，所以不管他们是封建领主或是士大夫阶级，歌颂他们的诗得以流传至今日”。可见他不仅是强调其人民性，同时对诗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是可信的。张先生列举了大量的《诗经》作品，并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通过微观分析来剖析《诗经》的内涵，后世许多文学史都沿用了这种抉微入里的分析方法。
在对《诗经》的艺术表现的研究中，张先生从“新的文艺理论及名额表现方法的角度来谈这一方面的问题”，分为八项：
一、概括的书写，
二、层叠的铺陈，
三、比拟的摹绘，
四、形象的刻画，
五、想象的虚拟，
六、生动的描写，
七、完整的结构，
八、艺术的语言。
对于一些思想性强的诗，如《七月》等诗也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分析。并引用汤姆生的《论诗歌源流》，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考虑《诗经》的层叠铺叙。在形象的刻画和想象的虚拟两部分中，引用了姚际恒，方玉润等人的说法并与唐、宋诗词做了说明及对比。关于《诗经》的篇章结构和修辞格等也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引用郑玄，挚虞，孔颖达，朱熹，郑樵、姚际恒等人的说法，来说明“不应当将赋比兴也当作诗体”。他认为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写作方法，比是用另外一种事物作比拟譬喻的写作方法，兴是即兴的唱出。兴而比就是比，兴而赋就是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史对赋比兴的定义基本上是与张先生一致的。在这八项艺术表现，张先生每一项都举了几首诗，都做了详细的阐释。并从修辞学，典型形象，结构特点等角度进行分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确实是一种很难得的新方法。
在《诗经》的编订问题上，张先生主要讨论了采诗说和删诗说。张先生从旧说开始一一进行辨析。关于采诗说，张先生列出了古籍所载的八种说法，从《礼记王制》到《文选三都赋序》，都说有采诗之事而采诗之人不同，甚至同一个人的说法，前后都不一致，所以他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张先生认为：“采诗之官，古时固然没有，然而搜集当时诗歌的却一定另有人在，这应当就是当时的太师，其后以讹传讹，才发生了巡行采诗等等臆说。”关于孔子删诗之说，张先生列举了赞成删诗说和反对删诗说两种观点。张先生对这些观点加以抉择、剖析和论证。他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朱彝尊已指出“取其可施予礼仪”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是毫无可疑的。张先生又用《桑中》等诗不可施予礼仪，却没有被删去，进一步说明《史记》的说法不可信。由此，张先生得出结论，现在流传的《诗经》，本是当时乐师采集入乐的乐歌，在孔子时，它在合乐演奏的过程中就已经编订流传，不是孔子编订的。关于孔子删诗说，张先生也持以反对意见。 对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主要讨论的南、风、雅、颂的定义和区别。张先生认为“南”应当从《风诗》中分出来。他举了六种对“南”的定义，甄别之后认为：“南”是一种曲调，是南方之乐，由一种乐器而得名。关于“风”张先生共举了十二个说法，从《毛诗序》到顾颉刚，他比较赞同“风”是一种声调。后来的学者都赞同张先生这种说法。关于“雅”张先生举了七种说法，他自己比较赞同“雅”也是一种乐器，大小雅可以从音来区别，他不赞同“诗之正变”之说。关于“颂”张先生认为《颂》之声较《风》《雅》较缓，且与一种叫做“鏞”的乐器相关，也因此得名。张先生的结论是这四者皆因音乐而得名，其体制就是以音乐为诗的形式。张先生对《诗经》体制的研究紧扣音乐二字，说明了其立足点是正确的。南、风、雅、颂是乐调，大体上也为大家所认同，当然他认为南、雅、颂为乐器，似尚可商榷。然谓“颂”即“鏞”即“钟”还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张先生赞同《释文》中取消大、小序的说法。针对《毛诗序》的作者，张先生列了十六种说法，并一一进行了驳斥。为了证明《毛诗序》之谬妄，张先生将前任的说法归纳为十点：①杂取传记②叠见重复③随文生义④附经为说⑤曲解诗意⑥不合情理⑦妄生美刺⑧自相矛盾⑨附会书史⑩误解传记。张先生这些材料和观点，有力的批驳了《毛诗序》，给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启发。关于《毛诗序》是否村野妄人作，还有待讨论，张先生所列材料已经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有利于后人的探索。
这六篇论文中，张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的的传统，用了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在关于孔子删诗说，诗经的体制、《毛诗序》的作者等都用了罗列比较法，先罗列历代有影响力的说法，进行梳理分析，对各家说法提出意见，最后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以诗证诗法，张先生说“以诗三百篇证诗三百篇”“以本经证本经”。在分析“南”与“风”的不同和“说雅”中都用了这种方法。从《诗经》文本中寻求解释和答案，避免了随意曲解，很值得我们学习。张先生这种朴实，严谨。扎实的学风，是我们后代做学问应该学习的。
二、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历史局限
张先生这篇论文可能是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品尽可能的用“人民性”作为其理论武器，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张先生用了新的文艺理论和方法来对《诗经》的作品进行分析，这是很可贵的。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理论界特别强调古代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并以此作为衡量一片文学作品的标准。把人民性作为研究《诗经的思想内容》的标准是基本没有错，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理论之中。如《良耜》、《鸱枭》，如果只用这个理论就给它们定性的话，似乎有些偏颇了。由此可见，张先生在使用新理论上还是比较生硬的。
同样还有“典型形象”的理论。对“典型形象”的理解也是过于简单的。与孙作云先生有关《诗经》的研究相比，就可以看出区别。孙先生除了用传统的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音韵学进行考证以外，也用了大家已经熟悉的原型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的方法，在用这种新方法时也不给人生硬感。
参考文献：
[1]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9月.
[2]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
[3]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作者简介：段兰兰（1987.3-），女，河北省，贵州大学，学生，硕士（2011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