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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居冢隔离、集中治疗，其买开不是什么新鲜法子。
甚至在历朝历代，都设有“方舱医院”。
在应对瘟疫这件事儿上，古人们早已想出了不少靠谱的好主意，并沿用至今。
古代的疾与病，不可等同而语
汉代《说文解字》里讲：“病，疾加也。”也就是说，“病”比“疾”程度更严重。郑玄也曾在《仪礼·既夕礼》中注明：“疾甚日病。”也就是说，“疾”是程度较轻的病，“病”则更加严重。
知道了这个再来看《扁鹊见蔡桓公》，可以发现扁鹊措辞的变化。他第一次见蔡桓公的时候说：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第二次则说： “君之病在肌肤，不洽将益深。”第三次则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第一次用的是“疾”，第二、三次用的是“病”。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见仁见智，但韩非子描述这段故事的时候不会脱离当时的语言习惯，由“疾”到“病”，反映的是病情的不断加重和扁鹊对病情的强调。
中国古代对疾病的认识中，自然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关于为什么生病，各路说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与病人直接接触;二、在特定地点参加特定活动;三、异常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四、饮食;五、鬼神作祟。总而言之，对于疾病的成因，古人认为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和鬼神的作祟。
一个人生病，可以是“疾”，也可以是“病”;很多人生病，那就是“疫”了，古语便曾说道：“疫，民皆疾也。”
瘟疫自古就是一个社会难题，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战“疫”的记载。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历史上有详细描述的“大疫”，周代有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每一次疫情的发生，对于国家都是一次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在这一次次的考验中，中国人总结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
染病非命定，隔离保平安
既然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疾病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那自然很早就有传染病需要隔离的意识。
《论语·雍也》记载了孔子的弟子冉耕患病的情形。孔子“自牖执其手日：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后来儒学大师邢昺在《论语注疏》中写道：“冉耕有德行而遇恶疾也。”这个恶疾特指麻风病。
冉耕得病时曾被隔离，这是因为麻风病是传染病，而且患者外型恐怖，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容易引发恐慌，所以隔离就成为当时常见的应对手段。
即使自己没有得病，在家隔离也是古代就有的应对疫病的手段。晋朝时规定，疫情发生时，如果家人有生病的，即使官员自己没有染病，也三个月不得入宫。这本来是防止疾病传播的手段，但有些官员借机偷懒，当时的大臣王彪之认为，这项规定会导致瘟疫盛行时期有人钻空子，致使朝堂无人，建议废除。
受古代儒家思想影响，有人得病，家人必须近身照顾，如果隔离在外，会被认为不忠不孝，所以士人会用自己的行为去证明“疫不相染”。经过汉代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本来就相信“天人感应”，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德行所致，这也对疫病的传播隔离造成了一定影响。
隔离措施扩大到所有疾病种类上是矫枉过正，然而士大夫们将染病与否归结为“命”，并强行否定隔离措施的积极意义，则又属于再度的矫枉过正。
专人看顾，集中治疗
除了隔离病人以及自己居家隔离，地方官能否在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并采取措施也是控制疫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录了秦代的战“疫”制度，平时由典甲（也就是乡长）负责留心调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刻向郡守报告;郡守接报后，马上派出医官进行检查，一旦属实，当即组织隔离治疗。所有的病例被隔离在专门的“疠所”里，由政府派专人医治和照顾，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这就是中国设立隔离治疗制度的开始。
汉代不但延续了秦制中的“疠所”，还设有专门的军中隔离医院——“庵庐”。据《后汉书》记载：汉军讨伐羌人时， “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为避免疫情扩大，所有染疫的官兵被统一安置在“庵庐”里，由专人留下来负责隔离治疗。
南朝设“六疾观”;北朝设“别坊”;唐朝设“病坊”，由佛教寺院负责承办;宋代设“安乐坊”，后又更名“安济坊”，由中央政府视疫情分拨经费，地方政府采购药物，招募僧人照料病患;明清时期承袭其制，设“养济院”。
宋代书卷中记载： “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在宋代的隔离医院里，不但有病号、医生，还有记录病情的“手历”，并有依据“手历”进行表彰、奖励的年终考核制度。“安济坊”中，病人以病情轻重为依据分区居住，“以防渐染”。
共享药方，遏制病情
不仅要隔离病人，还得尽力施药，这才是战胜疫情的重要举措。
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生物科学，但一代代医生根据一次次大小疫情，总结下来的药方，成了应对疫情可以参考的资料。即使是历史上被夸大其词的“焚书坑儒”，也强调不能烧医书。
自从南北朝时期起，政府便承担征集、实验与发放药方的任务。北宋朝廷收集编订的《集验方》《简要济众方》《庆历善救方》等药方集在后世拯救疫情中立了大功。不少有作为的地方官，也积极组织编写实用的药方书。
除了对症下药，政府组织医疗力量进行救治，也是遏止病情蔓延的重中之重。
淳熙十四年，临安发生瘟疫，宋孝宗命令和剂局研制防疫汤药，免费分发给百姓;正统十四年，淮扬发生瘟疫，明英宗派40多名太医奔赴疫区，划片分人负责，带领并指导当地医生救治百姓;嘉靖二十年，京城暴发“疾疠”，明世宗亲自研制《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要求官员向民间印发药方;万历十五年，京城大疫，明神宗从太医院调出大量医生，在北京及周边免费诊治并施药。不仅要“医救”“赐药”，还要“颁方”，这是中国古代政府面对疫情时所必须承担的任务。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即使不可知的瘟疫总在不定期地到来，但顽强勇敢、智慧坚韧的中国人民终会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瘟疫。
甚至在历朝历代，都设有“方舱医院”。
在应对瘟疫这件事儿上，古人们早已想出了不少靠谱的好主意，并沿用至今。
古代的疾与病，不可等同而语
汉代《说文解字》里讲：“病，疾加也。”也就是说，“病”比“疾”程度更严重。郑玄也曾在《仪礼·既夕礼》中注明：“疾甚日病。”也就是说，“疾”是程度较轻的病，“病”则更加严重。
知道了这个再来看《扁鹊见蔡桓公》，可以发现扁鹊措辞的变化。他第一次见蔡桓公的时候说：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第二次则说： “君之病在肌肤，不洽将益深。”第三次则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第一次用的是“疾”，第二、三次用的是“病”。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见仁见智，但韩非子描述这段故事的时候不会脱离当时的语言习惯，由“疾”到“病”，反映的是病情的不断加重和扁鹊对病情的强调。
中国古代对疾病的认识中，自然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关于为什么生病，各路说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与病人直接接触;二、在特定地点参加特定活动;三、异常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四、饮食;五、鬼神作祟。总而言之，对于疾病的成因，古人认为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和鬼神的作祟。
一个人生病，可以是“疾”，也可以是“病”;很多人生病，那就是“疫”了，古语便曾说道：“疫，民皆疾也。”
瘟疫自古就是一个社会难题，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战“疫”的记载。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历史上有详细描述的“大疫”，周代有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每一次疫情的发生，对于国家都是一次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在这一次次的考验中，中国人总结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
染病非命定，隔离保平安
既然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疾病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那自然很早就有传染病需要隔离的意识。
《论语·雍也》记载了孔子的弟子冉耕患病的情形。孔子“自牖执其手日：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后来儒学大师邢昺在《论语注疏》中写道：“冉耕有德行而遇恶疾也。”这个恶疾特指麻风病。
冉耕得病时曾被隔离，这是因为麻风病是传染病，而且患者外型恐怖，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容易引发恐慌，所以隔离就成为当时常见的应对手段。
即使自己没有得病，在家隔离也是古代就有的应对疫病的手段。晋朝时规定，疫情发生时，如果家人有生病的，即使官员自己没有染病，也三个月不得入宫。这本来是防止疾病传播的手段，但有些官员借机偷懒，当时的大臣王彪之认为，这项规定会导致瘟疫盛行时期有人钻空子，致使朝堂无人，建议废除。
受古代儒家思想影响，有人得病，家人必须近身照顾，如果隔离在外，会被认为不忠不孝，所以士人会用自己的行为去证明“疫不相染”。经过汉代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本来就相信“天人感应”，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德行所致，这也对疫病的传播隔离造成了一定影响。
隔离措施扩大到所有疾病种类上是矫枉过正，然而士大夫们将染病与否归结为“命”，并强行否定隔离措施的积极意义，则又属于再度的矫枉过正。
专人看顾，集中治疗
除了隔离病人以及自己居家隔离，地方官能否在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并采取措施也是控制疫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录了秦代的战“疫”制度，平时由典甲（也就是乡长）负责留心调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刻向郡守报告;郡守接报后，马上派出医官进行检查，一旦属实，当即组织隔离治疗。所有的病例被隔离在专门的“疠所”里，由政府派专人医治和照顾，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这就是中国设立隔离治疗制度的开始。
汉代不但延续了秦制中的“疠所”，还设有专门的军中隔离医院——“庵庐”。据《后汉书》记载：汉军讨伐羌人时， “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为避免疫情扩大，所有染疫的官兵被统一安置在“庵庐”里，由专人留下来负责隔离治疗。
南朝设“六疾观”;北朝设“别坊”;唐朝设“病坊”，由佛教寺院负责承办;宋代设“安乐坊”，后又更名“安济坊”，由中央政府视疫情分拨经费，地方政府采购药物，招募僧人照料病患;明清时期承袭其制，设“养济院”。
宋代书卷中记载： “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在宋代的隔离医院里，不但有病号、医生，还有记录病情的“手历”，并有依据“手历”进行表彰、奖励的年终考核制度。“安济坊”中，病人以病情轻重为依据分区居住，“以防渐染”。
共享药方，遏制病情
不仅要隔离病人，还得尽力施药，这才是战胜疫情的重要举措。
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生物科学，但一代代医生根据一次次大小疫情，总结下来的药方，成了应对疫情可以参考的资料。即使是历史上被夸大其词的“焚书坑儒”，也强调不能烧医书。
自从南北朝时期起，政府便承担征集、实验与发放药方的任务。北宋朝廷收集编订的《集验方》《简要济众方》《庆历善救方》等药方集在后世拯救疫情中立了大功。不少有作为的地方官，也积极组织编写实用的药方书。
除了对症下药，政府组织医疗力量进行救治，也是遏止病情蔓延的重中之重。
淳熙十四年，临安发生瘟疫，宋孝宗命令和剂局研制防疫汤药，免费分发给百姓;正统十四年，淮扬发生瘟疫，明英宗派40多名太医奔赴疫区，划片分人负责，带领并指导当地医生救治百姓;嘉靖二十年，京城暴发“疾疠”，明世宗亲自研制《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要求官员向民间印发药方;万历十五年，京城大疫，明神宗从太医院调出大量医生，在北京及周边免费诊治并施药。不仅要“医救”“赐药”，还要“颁方”，这是中国古代政府面对疫情时所必须承担的任务。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即使不可知的瘟疫总在不定期地到来，但顽强勇敢、智慧坚韧的中国人民终会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