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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930年代多以阶级的意识形态评判创作者的作家论写作氛围里，沈从文立足于文学本位的批评立场撰写的、试图让批评回到文学自身的作家论，以把握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感悟印象式的批评文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批评相对忽视文学独立性的缺憾，而且批评者尊重自我文学感受和维护文学本体性的批评文本，在表现批评主体独具特色的批评个性的同时，亦体现出在1930年代的特殊时空语境中，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作家批评的可能性。
关键词：沈从文；作家论；文学本体性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4－0107－04
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作家论批评文体逐步发展和走向繁荣的时期，在此期间，以小说创作蜚声文坛的沈从文凭借一本评论作家为主的《沫沫集》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席之地。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却终究是寂寞的，众多研究者在注目作为作家的沈从文所呈现的文学世界时，往往忽略了他特立独行的批评世界，而对其1930年代独具特色的作家论投来关注目光的，则更是寥若晨星。然而作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沈从文不趋时、不随俗，旨在维护文学独立性、自足性的作家论无疑不应遭受如此之漠视。在这里，笔者要探寻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时空语境里，兼具作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的沈从文是如何在作家论中体现出批评主体对文艺的独特理解与阐释的?他文学大师的身份赋予了作家论怎样的特别意义?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考察沈从文作家论的内在特性，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阐释，以期由此推进我们对沈从文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入思考。
一、1930年代作家批评与沈从文的作家论
20世纪20年代未，当革命文学倡导者以激进的反叛姿态步入历史的前台，创作具有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便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其文学等同于宣传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使文学关注的不再是文学自身，而是实现创作主体个人意识的“奥伏赫变”，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因此与阶级叙事的强势号召相比，有着自省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文学本体的坚守在当时已被挤至历史的夹缝之中，而伴随强调意识形态性的文学观而来的，则是众多洋溢着强烈政治热情、显现出批评的粗糙的批评文本。于是以现实政治需求为主要导向，忽视文学审美特性的批评便成为1930年代文学批评之风尚。
作为一种盛行于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体式，作家论在当时成为不少批评家与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不过，在30年代躁动不安的现实语境里，作家论撰写者往往以阶级立场、思想倾向、内容形式、主题题材等流行的概念术语审视评论对象，而忽视了作家独特的艺术才情与创作个性；他们大多在张扬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删削文学批评的个性中牺牲了批评主体的审美感知与艺术体悟。于是，在强调批评的社会功用价值中，疏离于文学本体之外的作家批评无疑成为了这一时代作家批评的主潮。然而正是在这种立足于阶级意识立场的批评成为大多作家论撰写者自觉追求的批评氛围里，由徘徊在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批评话语之外的沈从文撰著的、建立在个体纯粹艺术感知基础上的作家论则成为了回到文学自身的批评的生动表达。作为一名真正钟情于文学的批评家，沈从文撰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家论《论郭沫若》、《论冯文炳》、《论落花生》、《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施蛰存与罗黑左》、《论穆时英》、《孙大雨》没有生硬的理论教条和时髦术语，有的只是熔铸了批评者人格性情的敏锐的艺术感知和闪烁着文学智慧的独具一格的批评话语。不过，处于批评边缘地位的沈从文却以注重表达自我审美体悟的作家论，写下了自己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解与信念。
二、回到文学自身的作家批评
尊崇张扬文学的本体性是沈从文作家论的核心所在。作为主流批评以外的另一种声音，沈从文在作家论中执着于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对作家的评价判断越出了同时代人从政治倾向、思想发展等角度品评作家的拘囿，摒弃了当时多数批评者从阶级立场出发对作家作出的政治性评判，于是不依赖文学和审美以外的其他标准，坚持从文学本体出发审视作家成为沈从文作家论一鲜明特征。
沈从文撰写作家论的30年代，正值“革命的浪漫谛克”和激进的左翼文学兴盛之时，而当时上海文坛的商业化也呈现勃兴之势，因此沈从文旨在以文学为本位的作家论，正是在宣扬文学“要彻底地独断”，要与政治商业绝缘的主张中彰显出来。面对文学的政治化、商业化，沈從文警醒地意识到不管是文学的政治化抑或商业化、还是文学的政治化与商业化相结合都会影响文学的独立品格，并最终导致文学独立性的彻底丧失。因此当政治化与商业化气息弥漫文坛时，沈从文既反感文学附庸于政治的实用功利，也反对以低级趣味赢得读者的文学商业化的世俗气息，他在拒斥30年代的政治化、商业化浪潮侵袭文学之余，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与审美感悟走近作家，坚持以文艺的美学标准评判作家。于是在与作家灵魂的碰撞与精神的对话中，沈从文激赏施蛰存早期以“清白而优美”的文笔编织成的“交织着诗的和谐”的篇章；欣赏“显示散文的美与光”，并“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许地山的作品。而面对郭沫若不讲究艺术技巧、“用笔奔放到不能节制”的创作，面对其仅凭思想性而非艺术性博得青年人好感的作品，沈从文措辞激烈地指出郭沫若的创作只不过“适宜于作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则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认为郭沫若在“小说方面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面对穆时英大部分“近于邪僻”、如商品一样“向主顾订货出货”的空洞浮薄之作，批评者将其等同于“博览会的临时牌楼，照相馆的布幕，冥器店的纸扎人马车船”般的“假艺术”，认为其作品只适宜于写在画报、装饰杂志、妇女、电影和游戏刊物上；而面对以写多角恋爱出名的文学商业化的代表作家张资平，沈从文则以鄙薄的态度批评其创作不过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只会给人趣味不会给人感动”、仅仅“适宜于安插在一个有美女照片的杂志上面的故事”，认为张资平在迎合大众口味，追逐“商品意义”中导致了文学的堕落，并造成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由沈从文对作家的由衷赞赏或近于刻薄的苛责中，我们不难看出赫然掩隐其中的是批评主体珍视文学独立性的那分执拗。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并不因执着于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而成为一名蜷缩在象牙塔中的唯艺术论者，相反，在他看来，一个好作品除给人带来真美感觉外，还应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他所说的“向善”，并“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而是指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可见，沈从文在守护文学本体性的同时，并未忘却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他甚而宣称“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 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他们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应当如何去尽力……在他作品上，他所注意的，必然是对于现状下一切坏处的极端憎恨，而同时还能给读者一个新的人格的自觉”。由此可知，在沈从文内心深处并未放弃一名文学工作者对时代与社会的责任，他以文学为本位的作家论批评，不仅是用以对抗因实用理性膨胀而来的文学的政治化与商业化现实，更是希冀在对文学主体性的坚守中实现文学“为人生”的社会功能。因此在评论穆时英时，沈从文开篇就断言：“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正因如此，他对穆时英企图“制造人事”、“于人生隔了一层”的创作提出了严厉批评。而对冯文炳、周作人等狭窄的个人趣味，批评者也表现出颇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冯文炳拘泥于一己之兴味的创作，已显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纤细”，认为其“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的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择悦，以及二三同好看病的嗜好”外，“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认为周作人在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已“取反跃姿势，从另一特别方向而极端走去”。由此可知，在1930年代的特殊时代语境里，作为对当时四处泛滥的“新海派”文学的一种积极抗争，沈从文立足于以文学为本位的作家论在对文学独立品格的坚守中，折射出的是批评者对现实人生极度关注的目光。
三、把握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批评
在从文学的审美层面评论作家时，体现文学之为文学特性之所在的风格成为沈从文关注的焦点。作为文学本体性要素之一，风格是作品主要思想与艺术特点的表现，而沈从文作家论正是在风格批评中实现对评论对象的一种艺术性把握，因此作为艺术标准的集中体现，风格批评成为沈从文以文学为本位的作家批评的主要实现方式。同时在沈从文看来，作品风格的形成是与作家人格密切相联，于是注重对评论对象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把握成为沈从文作家论又一突出特征。
在30年代作家论撰写者多采用系统性、科学性和阐释性较强的方法品评作家的批评语境里，沈从文偏重审美体验的风格评论，昭示的是守候文学独立品格的批评者对批评回归文学自身的一种自觉追求。不像茅盾强调文学的时代性与思想性、注重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的作家批评，也不像胡风推崇作家主体精神与偏重缜密构思的作家论写作，更不像钱杏邮以“时代的眼”审视评论对象的富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批评文本。沈从文往往凭借敏锐的艺术感知在对作品总体风格的体味中找寻批评的切人口。因此纵观其30年代的作家论，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沈从文常常在对批评对象的审美把握中着意勾勒评论对象的整体风格特征。如他分析落花生：“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花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这和谐，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揉合在一处，毫不牵强的融成一片，作者的风格是由此显示特异而存在的。”没有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与精密的剖析评断，批评者以浑然感悟的方式摹写出评论对象的主要风格——和谐美。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从冯文炳的老师周作人的风格批评开篇：“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伊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整体写意式的风格评判在唤起接受主体的直接审美感知之余，传达出的是批评者对文学独立艺术价值的那分珍视。此外，不像其他作家论撰著者多注重时代、社会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沈从文常常是在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关系间寻找风格评判的理论依据。他坚信“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因此依凭作家的人品个性来阐释作品风格成为其风格评判的理性支撑。如沈从文认为正是周作人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造就了作者“用平静的心”和“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大干世界的纯粹素朴的文体风格；认为“以一个自然诗人的态度，观察一切世界姿态”的施蛰存玉成了其早期作品“略近于纤细”、“能尽其笔所指”的“清白而优美”的篇章风格；认为具有“纯美坚实的灵魂”和“完整的人格”的孙大雨为其诗作注入了“多力、狂放、骄傲、天真”的独特气息。而正是在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上寻找契合点，使沈从文在对作家的感性关照中把握了批评对象的丰富与驳杂，并以此搭建起一座让批评回到文学自身的桥梁。
四、感悟印象式的審美批评
作为一名作家型批评家，曾被夏志清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的沈从文学以作家身份介入批评，在主观印象与直觉顿悟中捕捉评论对象的审美意蕴，于是与其印象式创作息息相关的作家论便在强调批评自身的文学性中体现出注重直观感悟与审美印象的批评特色。
有别于1930年代大多重理性分析与逻辑归纳的作家论写作，旨在让批评回到文学自身的沈从文往往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步入作家的文字世界，在强调文学的本体性与批评的自足性中对评论对象作直观的审美，然后将自己的瞬间感受和直觉印象传达给接受主体。带着深刻的创作体验从事批评的沈从文极其珍视这种对作家印象式的诗性把握方式，他在《论落花生》中开篇便一语道破了其作家批评的天机：“这里论及作品风格，近于抽象而缺少具体论证，是印象的复述”，因此沈从文作家论往往是在与作家心灵的交流中，印象式的感悟作家作品的艺术个性。如论许地山时，沈从文这样写出自己的阅读印象：“佛的聪明，基督的普遍的爱，透达人情，而于世情不作顽固之拥护与排斥，以佛经阐明爱欲所引起人类心上的一切纠纷，然而在文字中，处处不缺少女人的爱娇姿势，在中国，不能不说这是唯一的散文作家了。”认为许地山的文字“用的是中国的乐器”，“奏出了异国的调子”，“那调子，那声音，那永远是东方的，静的，微带厌世倾向的，柔软忧郁的调子”，凭借一种诗意的敏感，批评者用率性自然的批评话语、明澈似水的笔致娓娓道出了他与作家在心灵的奇遇之后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味；论废名时，作家特有的艺术感知则使批评者从废名笔下“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体味到“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中弥漫的“一切农村寂静的美”；论鲁迅、王鲁彦、许钦文等，沈从文更是运用比较法来表达自己的印象和感受：“以被都市物质文明毁灭的中国中部城镇乡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带嘲弄的悲悯的画笔，涂上鲜明准确的颜色，调子美丽悦目，而显出的人物姿态又不免有时使人发笑，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独造处。分得了这一部分长处，是王鲁彦，许钦文同黎锦明。王鲁彦把诙谐嘲弄拿去；许钦文则在其作品中，显现了无数鲁迅所描写过的人物行动言语的轮廓；黎锦明，在他的粗中不失其为细致的笔下，又把鲁迅的讽刺与鲁彦平分了。”批评者在同中求异的比较中用建构在审美体悟与直觉印象之上的批评文字，表达出对鲁迅、王鲁彦等多位作家艺术个性的审美体验。就这样，沈从文在注重文艺的美学规律与作家的审美个性中，以感悟印象式的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写下了一篇篇显现出另类风采的作家论。
然而，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并不仅仅满足于表达由最初的直觉和情感的愉悦引发的审美体验与感受，其重情感体悟与审美印象的作家论往往还熔铸了批评主体理性的价值判断。如面对写相同题材而引人注目的作家郁达夫与张资平，沈从文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写的是“性的忧郁”，能“引起人同情”，让人“理解”人生的苦闷；而张资平关于“三角或四角”恋爱故事的“千篇一律”的创作，虽然“不缺少挑逗抽象的情欲感应”，却只会“给人趣味不会给人感动”，印象式的直觉感悟里间或融入适当的分析性评判，使沈从文作家论在诗性的审美批评中仍不失对评论对象的理性把握。由此可知，批评者所传达的印象式的审美体验，并非完全没有逻辑，只不过他睿智的理性分析往往附着于注重印象体悟的感性外壳之中。
五、结语
在1930年代偏重从时代社会、阶级立场、思想倾向等角度评判创作者的作家论写作氛围里，出于一种对文学的虔诚而从事批评的沈从文，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撰写的作家论，无疑是在对批评的时代主潮的本能阻击中进行的一种建设性反抗。尽管因为以一个作家而非理论批评家的思维方式从事批评，使沈从文执着于印象式鉴赏的作家论多囿于个体的审美情趣，而使其批评存在文学性有余，科学性不足的缺陷，但瑕不掩瑜，沈从文作家论对文学内在价值的强调、对文学独立品格的坚守，不仅提供了不同于主流批评形态的批评文本，而且其独具特色的批评个性，亦体现出在30年代的特殊时空语境中，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作家批评的可能性。因此建构在充分尊重批评者自我文学感悟之上的沈从文作家论，除给1930年代的作家批评带来一抹清新气息之余，对于当下众多“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批评无疑也是一笔可资借鉴的珍贵资源。
[责任编辑：燕 妮]
关键词：沈从文；作家论；文学本体性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4－0107－04
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作家论批评文体逐步发展和走向繁荣的时期，在此期间，以小说创作蜚声文坛的沈从文凭借一本评论作家为主的《沫沫集》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席之地。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却终究是寂寞的，众多研究者在注目作为作家的沈从文所呈现的文学世界时，往往忽略了他特立独行的批评世界，而对其1930年代独具特色的作家论投来关注目光的，则更是寥若晨星。然而作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沈从文不趋时、不随俗，旨在维护文学独立性、自足性的作家论无疑不应遭受如此之漠视。在这里，笔者要探寻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时空语境里，兼具作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的沈从文是如何在作家论中体现出批评主体对文艺的独特理解与阐释的?他文学大师的身份赋予了作家论怎样的特别意义?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考察沈从文作家论的内在特性，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阐释，以期由此推进我们对沈从文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入思考。
一、1930年代作家批评与沈从文的作家论
20世纪20年代未，当革命文学倡导者以激进的反叛姿态步入历史的前台，创作具有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便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其文学等同于宣传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使文学关注的不再是文学自身，而是实现创作主体个人意识的“奥伏赫变”，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因此与阶级叙事的强势号召相比，有着自省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文学本体的坚守在当时已被挤至历史的夹缝之中，而伴随强调意识形态性的文学观而来的，则是众多洋溢着强烈政治热情、显现出批评的粗糙的批评文本。于是以现实政治需求为主要导向，忽视文学审美特性的批评便成为1930年代文学批评之风尚。
作为一种盛行于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体式，作家论在当时成为不少批评家与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不过，在30年代躁动不安的现实语境里，作家论撰写者往往以阶级立场、思想倾向、内容形式、主题题材等流行的概念术语审视评论对象，而忽视了作家独特的艺术才情与创作个性；他们大多在张扬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删削文学批评的个性中牺牲了批评主体的审美感知与艺术体悟。于是，在强调批评的社会功用价值中，疏离于文学本体之外的作家批评无疑成为了这一时代作家批评的主潮。然而正是在这种立足于阶级意识立场的批评成为大多作家论撰写者自觉追求的批评氛围里，由徘徊在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批评话语之外的沈从文撰著的、建立在个体纯粹艺术感知基础上的作家论则成为了回到文学自身的批评的生动表达。作为一名真正钟情于文学的批评家，沈从文撰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家论《论郭沫若》、《论冯文炳》、《论落花生》、《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施蛰存与罗黑左》、《论穆时英》、《孙大雨》没有生硬的理论教条和时髦术语，有的只是熔铸了批评者人格性情的敏锐的艺术感知和闪烁着文学智慧的独具一格的批评话语。不过，处于批评边缘地位的沈从文却以注重表达自我审美体悟的作家论，写下了自己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解与信念。
二、回到文学自身的作家批评
尊崇张扬文学的本体性是沈从文作家论的核心所在。作为主流批评以外的另一种声音，沈从文在作家论中执着于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对作家的评价判断越出了同时代人从政治倾向、思想发展等角度品评作家的拘囿，摒弃了当时多数批评者从阶级立场出发对作家作出的政治性评判，于是不依赖文学和审美以外的其他标准，坚持从文学本体出发审视作家成为沈从文作家论一鲜明特征。
沈从文撰写作家论的30年代，正值“革命的浪漫谛克”和激进的左翼文学兴盛之时，而当时上海文坛的商业化也呈现勃兴之势，因此沈从文旨在以文学为本位的作家论，正是在宣扬文学“要彻底地独断”，要与政治商业绝缘的主张中彰显出来。面对文学的政治化、商业化，沈從文警醒地意识到不管是文学的政治化抑或商业化、还是文学的政治化与商业化相结合都会影响文学的独立品格，并最终导致文学独立性的彻底丧失。因此当政治化与商业化气息弥漫文坛时，沈从文既反感文学附庸于政治的实用功利，也反对以低级趣味赢得读者的文学商业化的世俗气息，他在拒斥30年代的政治化、商业化浪潮侵袭文学之余，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与审美感悟走近作家，坚持以文艺的美学标准评判作家。于是在与作家灵魂的碰撞与精神的对话中，沈从文激赏施蛰存早期以“清白而优美”的文笔编织成的“交织着诗的和谐”的篇章；欣赏“显示散文的美与光”，并“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许地山的作品。而面对郭沫若不讲究艺术技巧、“用笔奔放到不能节制”的创作，面对其仅凭思想性而非艺术性博得青年人好感的作品，沈从文措辞激烈地指出郭沫若的创作只不过“适宜于作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则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认为郭沫若在“小说方面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面对穆时英大部分“近于邪僻”、如商品一样“向主顾订货出货”的空洞浮薄之作，批评者将其等同于“博览会的临时牌楼，照相馆的布幕，冥器店的纸扎人马车船”般的“假艺术”，认为其作品只适宜于写在画报、装饰杂志、妇女、电影和游戏刊物上；而面对以写多角恋爱出名的文学商业化的代表作家张资平，沈从文则以鄙薄的态度批评其创作不过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只会给人趣味不会给人感动”、仅仅“适宜于安插在一个有美女照片的杂志上面的故事”，认为张资平在迎合大众口味，追逐“商品意义”中导致了文学的堕落，并造成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由沈从文对作家的由衷赞赏或近于刻薄的苛责中，我们不难看出赫然掩隐其中的是批评主体珍视文学独立性的那分执拗。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并不因执着于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而成为一名蜷缩在象牙塔中的唯艺术论者，相反，在他看来，一个好作品除给人带来真美感觉外，还应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他所说的“向善”，并“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而是指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可见，沈从文在守护文学本体性的同时，并未忘却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他甚而宣称“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 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他们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应当如何去尽力……在他作品上，他所注意的，必然是对于现状下一切坏处的极端憎恨，而同时还能给读者一个新的人格的自觉”。由此可知，在沈从文内心深处并未放弃一名文学工作者对时代与社会的责任，他以文学为本位的作家论批评，不仅是用以对抗因实用理性膨胀而来的文学的政治化与商业化现实，更是希冀在对文学主体性的坚守中实现文学“为人生”的社会功能。因此在评论穆时英时，沈从文开篇就断言：“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正因如此，他对穆时英企图“制造人事”、“于人生隔了一层”的创作提出了严厉批评。而对冯文炳、周作人等狭窄的个人趣味，批评者也表现出颇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冯文炳拘泥于一己之兴味的创作，已显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纤细”，认为其“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的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择悦，以及二三同好看病的嗜好”外，“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认为周作人在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已“取反跃姿势，从另一特别方向而极端走去”。由此可知，在1930年代的特殊时代语境里，作为对当时四处泛滥的“新海派”文学的一种积极抗争，沈从文立足于以文学为本位的作家论在对文学独立品格的坚守中，折射出的是批评者对现实人生极度关注的目光。
三、把握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批评
在从文学的审美层面评论作家时，体现文学之为文学特性之所在的风格成为沈从文关注的焦点。作为文学本体性要素之一，风格是作品主要思想与艺术特点的表现，而沈从文作家论正是在风格批评中实现对评论对象的一种艺术性把握，因此作为艺术标准的集中体现，风格批评成为沈从文以文学为本位的作家批评的主要实现方式。同时在沈从文看来，作品风格的形成是与作家人格密切相联，于是注重对评论对象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把握成为沈从文作家论又一突出特征。
在30年代作家论撰写者多采用系统性、科学性和阐释性较强的方法品评作家的批评语境里，沈从文偏重审美体验的风格评论，昭示的是守候文学独立品格的批评者对批评回归文学自身的一种自觉追求。不像茅盾强调文学的时代性与思想性、注重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的作家批评，也不像胡风推崇作家主体精神与偏重缜密构思的作家论写作，更不像钱杏邮以“时代的眼”审视评论对象的富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批评文本。沈从文往往凭借敏锐的艺术感知在对作品总体风格的体味中找寻批评的切人口。因此纵观其30年代的作家论，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沈从文常常在对批评对象的审美把握中着意勾勒评论对象的整体风格特征。如他分析落花生：“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花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这和谐，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揉合在一处，毫不牵强的融成一片，作者的风格是由此显示特异而存在的。”没有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与精密的剖析评断，批评者以浑然感悟的方式摹写出评论对象的主要风格——和谐美。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从冯文炳的老师周作人的风格批评开篇：“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伊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整体写意式的风格评判在唤起接受主体的直接审美感知之余，传达出的是批评者对文学独立艺术价值的那分珍视。此外，不像其他作家论撰著者多注重时代、社会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沈从文常常是在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关系间寻找风格评判的理论依据。他坚信“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因此依凭作家的人品个性来阐释作品风格成为其风格评判的理性支撑。如沈从文认为正是周作人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造就了作者“用平静的心”和“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大干世界的纯粹素朴的文体风格；认为“以一个自然诗人的态度，观察一切世界姿态”的施蛰存玉成了其早期作品“略近于纤细”、“能尽其笔所指”的“清白而优美”的篇章风格；认为具有“纯美坚实的灵魂”和“完整的人格”的孙大雨为其诗作注入了“多力、狂放、骄傲、天真”的独特气息。而正是在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上寻找契合点，使沈从文在对作家的感性关照中把握了批评对象的丰富与驳杂，并以此搭建起一座让批评回到文学自身的桥梁。
四、感悟印象式的審美批评
作为一名作家型批评家，曾被夏志清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的沈从文学以作家身份介入批评，在主观印象与直觉顿悟中捕捉评论对象的审美意蕴，于是与其印象式创作息息相关的作家论便在强调批评自身的文学性中体现出注重直观感悟与审美印象的批评特色。
有别于1930年代大多重理性分析与逻辑归纳的作家论写作，旨在让批评回到文学自身的沈从文往往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步入作家的文字世界，在强调文学的本体性与批评的自足性中对评论对象作直观的审美，然后将自己的瞬间感受和直觉印象传达给接受主体。带着深刻的创作体验从事批评的沈从文极其珍视这种对作家印象式的诗性把握方式，他在《论落花生》中开篇便一语道破了其作家批评的天机：“这里论及作品风格，近于抽象而缺少具体论证，是印象的复述”，因此沈从文作家论往往是在与作家心灵的交流中，印象式的感悟作家作品的艺术个性。如论许地山时，沈从文这样写出自己的阅读印象：“佛的聪明，基督的普遍的爱，透达人情，而于世情不作顽固之拥护与排斥，以佛经阐明爱欲所引起人类心上的一切纠纷，然而在文字中，处处不缺少女人的爱娇姿势，在中国，不能不说这是唯一的散文作家了。”认为许地山的文字“用的是中国的乐器”，“奏出了异国的调子”，“那调子，那声音，那永远是东方的，静的，微带厌世倾向的，柔软忧郁的调子”，凭借一种诗意的敏感，批评者用率性自然的批评话语、明澈似水的笔致娓娓道出了他与作家在心灵的奇遇之后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味；论废名时，作家特有的艺术感知则使批评者从废名笔下“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体味到“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中弥漫的“一切农村寂静的美”；论鲁迅、王鲁彦、许钦文等，沈从文更是运用比较法来表达自己的印象和感受：“以被都市物质文明毁灭的中国中部城镇乡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带嘲弄的悲悯的画笔，涂上鲜明准确的颜色，调子美丽悦目，而显出的人物姿态又不免有时使人发笑，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独造处。分得了这一部分长处，是王鲁彦，许钦文同黎锦明。王鲁彦把诙谐嘲弄拿去；许钦文则在其作品中，显现了无数鲁迅所描写过的人物行动言语的轮廓；黎锦明，在他的粗中不失其为细致的笔下，又把鲁迅的讽刺与鲁彦平分了。”批评者在同中求异的比较中用建构在审美体悟与直觉印象之上的批评文字，表达出对鲁迅、王鲁彦等多位作家艺术个性的审美体验。就这样，沈从文在注重文艺的美学规律与作家的审美个性中，以感悟印象式的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写下了一篇篇显现出另类风采的作家论。
然而，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并不仅仅满足于表达由最初的直觉和情感的愉悦引发的审美体验与感受，其重情感体悟与审美印象的作家论往往还熔铸了批评主体理性的价值判断。如面对写相同题材而引人注目的作家郁达夫与张资平，沈从文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写的是“性的忧郁”，能“引起人同情”，让人“理解”人生的苦闷；而张资平关于“三角或四角”恋爱故事的“千篇一律”的创作，虽然“不缺少挑逗抽象的情欲感应”，却只会“给人趣味不会给人感动”，印象式的直觉感悟里间或融入适当的分析性评判，使沈从文作家论在诗性的审美批评中仍不失对评论对象的理性把握。由此可知，批评者所传达的印象式的审美体验，并非完全没有逻辑，只不过他睿智的理性分析往往附着于注重印象体悟的感性外壳之中。
五、结语
在1930年代偏重从时代社会、阶级立场、思想倾向等角度评判创作者的作家论写作氛围里，出于一种对文学的虔诚而从事批评的沈从文，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撰写的作家论，无疑是在对批评的时代主潮的本能阻击中进行的一种建设性反抗。尽管因为以一个作家而非理论批评家的思维方式从事批评，使沈从文执着于印象式鉴赏的作家论多囿于个体的审美情趣，而使其批评存在文学性有余，科学性不足的缺陷，但瑕不掩瑜，沈从文作家论对文学内在价值的强调、对文学独立品格的坚守，不仅提供了不同于主流批评形态的批评文本，而且其独具特色的批评个性，亦体现出在30年代的特殊时空语境中，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作家批评的可能性。因此建构在充分尊重批评者自我文学感悟之上的沈从文作家论，除给1930年代的作家批评带来一抹清新气息之余，对于当下众多“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批评无疑也是一笔可资借鉴的珍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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