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的变法措施，触动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遇到重重阻力，像司马光、文彦博、韩琦，乃至苏轼、程颢、程颐等人都先后加入了反对派行列。面对不同政见者的反对和围攻，王安石毅然表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表达了自己毫不退缩的立场。这“三不足”可说是典型地表现了王安石的性格和精神，也反映了他对待祖宗典籍和学习的态度，就后者而言，也给后人以启迪。
　　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儒生，但不墨守成规，而富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生活的时代，儒家自西汉以来享有独尊地位已近千年的历史了，儒学成为科举取士的主要内容和评判标准。这样一来，儒學作为唯一的国学被严重神圣化了，对它必须作为一个体系加以接受，顶礼膜拜，而不能说半个不字。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思想僵化局面，不能不使众多士子只会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死记硬背。王安石则与此不同，他有强烈的“通经求理”、经世致用的学习欲望。他不守一先生之言，死守儒家经典，而是广泛涉猎，博采众家之长。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由于儒家经典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汉以后儒生有所谓“述而不作”的说法，即只对这些经典作注、疏、传，王安石在读书时发现这些注解有的比经文更难懂，不但没有把经书讲清楚，而且往往与原意相差甚远。这更使他感到不能盲目迷信，要用心去感悟、去思考，否则的话，就会像他所说的“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他善于独立思考，主张“善学者读其书，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这在當时确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之言。难怪苏轼称王安石善于“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赞扬了他在学术上的独立精神。
　　“农夫女工，无所不问”，“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这样正确的学习态度，使王安石养成了关注实际，了解社会，深入民间调查的好习惯。他少年时代就跟随主政州县的父亲，目睹上层官僚富豪的为非作歹，感受到民间疾苦。他常常在读书之余，到市镇乡村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思考社会种种弊端产生的原因和治理之道。他在这个时期的《感事》诗中，满怀悲愤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情景，他写道：“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 对当时社会民情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王安石这种独立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把儒家经典作为个人富贵的敲门砖，而是为了经世致用，为了造福社会。这不但使他具有无所畏惧的革新精神，敢于抑制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特权，同情下层人民的命运；而且也造就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推行新政中，推行“新学”，改革科举制度，力求在科举考试中，能够体现文章与人品的统一，应试要侧重应变的能力。
　　王安石的为学之道，在今天也是值得赞许的，对我们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仍然有借鉴与启迪的意义。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科举制度是选拔人才和官吏的主要途径，有可取之处，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但使教育制度成为应试教育，读书是为了应付考试，成为跻身仕途的敲门砖，而且考试的内容和死板的章法，大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这同现代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应当看到，这种应试教育的流毒，一直影响到今天。许多教育工作者眼睛盯着的是学生的高分，学生的能耐是背诵和重复老师给的知识，只有跟着讲的本领，没有接着讲的真功夫。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又没有动手的本领。这种弊端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应该成为我们深化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