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浙江绍兴诸暨县枫桥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同年11月，毛泽东同志作出重要批示。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
　　什么是“枫桥经验”？它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又是如何成为基层治理典范的？新时代我们该如何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为此，我们选编了一组文章，供读者朋友参考。
　　1963年，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通过依靠群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了少捕人、矛盾不上交。
　　同年11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公安部文件《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至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讲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枫桥经验”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3年到1982年，教育改造四类分子阶段。
　　从对“四类分子”的就地教育、评审到摘帽，枫桥坚持不懈地探索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路子，在全国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长篇通讯，报道枫桥区落实“四类分子”政策，做好摘帽工作，宣告在“枫桥经验”的诞生地，“四类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改造成新人，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落实“四类分子”政策的顺利进行。
　　第二阶段：从1983年到2002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阶段。
　　通过依靠和发动群众，创新群防群治，创造性地开展了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矛盾纠纷“四前”工作法，就地消化大量纠纷矛盾和一般治安问题，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实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第三阶段：从2003年到2012年，平安建设阶段。
　　诸暨市枫桥镇在浙江省率先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建立全国第一个综治工作中心，“枫桥经验”进一步向社会管理纵深推进，探索、创新、实践了社会管理的新路子，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工作格局。
　　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社会治理阶段。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诸暨市掀起了“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新篇章，牢牢坚持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題作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适应信息化、城镇化社会发展趋势，启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枫桥经验”社会化、法治化、信息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实现了由管理向治理、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做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呈现出“百姓和顺、乡村和美、社会和谐”的基层社会新气象，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

“枫桥经验”的启示

　　“枫桥经验”由一座小城的生动实践，发展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战略构想的重要内容，在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中获得新的内涵，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的伟大力量，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力量。这是“枫桥经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问题，这是“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是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社会矛盾，这是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着力点，也是“枫桥经验”所蕴含的创新精神和时代要求；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把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这是“枫桥经验”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有效预防社会矛盾的重要法宝。
　　（摘自七一客户端/《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