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抗战爆发后，“向来出版教科书的各大书局除正中外，最初都没有迁往后方，于是教科书的印刷运输都感困难，供应数量大量减少。一方面学校和学生数增加，另一方面教科书供应量减少，于是供不应求，形成普遍‘书荒’。”新印的教科书“版本缩小，纸张恶劣，印刷模糊”，[1]引起了普遍关注。冯玉祥在1943年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信函中指出，后方教科书“纸张印刷多不清晰，且易磨损，儿童目力实多伤害”，[2]要求教育部设法改善。
　　国民政府抓住这一时机，推行蓄谋已久的中小学教科书国定本发行制度。早在1934年，教育部就曾组织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中小学教科书“多数完成，其中一部分并经印行试用。”[3]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三纲“弘教育以培民力”中第一目即为“实行教科书之统一与改良”。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会议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指出：“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须彻底加以整顿”，“先编辑中小学公民、国文、史地等教科书”。[4]同年，蒋介石手谕教育部“令即改编中、小学国文、史地、常识诸科教科书。”[5]教育部组织人员“草订或修正各级学校各科课程标准，再依照课程标准订定各科教材要目，以为选择教材及编辑教科书之标准”[6]。复于同年夏“在汉口招考编辑人员”。[7]随后改组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1942年1月，“扩大国立编译馆的组织，把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入国立编译馆为教科用书组，由陈部长自兼馆长，切实领导，积极进行。”[8]“先后延聘张道藩、许心武二公為本会主任委员，领导工作，聘梁实秋、李清悚二位为本会中、小学教科书编辑组主任，主持编辑。”[9]在国定本教科书编辑出版达到一定规模后，教育部命令各省市，“小学各科及中学公民、国文、历史、地理四科各校必须采用部编课本，不得歧异。”且“各出版家已将原有同科旧本的纸型封存销毁，不再印售。”[10]
　　一
　　1940年7月，教育部公布《修正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与《修正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修正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建议初中国文“教材可分甲、乙、丙三编”。不久后，国立编译馆所编之《初中国文甲编》开始出版，而乙、丙编始终未见出书。
　　《初中国文甲编》编辑人员包括桑继芬、徐世璜、彭阜午、羊达之、吴伯威、徐文珊、方阜云等，国民党内的文化人几乎都位于订阅者之列。该书共六册，由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所组成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在上海、重庆同时印刷发行。“预定以一年为试用期间，再由国立编译馆加以修订，以后并期每三年或五年修订一次，务期成为一完善之课本。”[11]就笔者所见资料来看，该书至1947年已完成了第二次修订。第二次修订本由中华书局单独印刷发行。由于教育部禁止其它同类教科书发行，这套教材发行量很大，笔者所见的上海白报纸本第六册于1945年10月出第1版，至1946年12月，已出至第140版，创造了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印刷次数的新高。
　　《初中国文甲编》主要凸显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理念。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主题是“整顿党务”。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及《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提出“党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与“智仁勇三德”。[12]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智、仁、勇”，以及不久前新生活运动中引为依据的“礼义廉耻”，在时人看来，实质是上一致的。一本阐释蒋介石教育思想的小册子说：“礼义廉耻四维是总裁伦理思想的骨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在渊源上是一贯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四维八德都是总裁提倡的国民道德标准。”[13]
　　《初中国文甲编》最后一课的题解为：“今我国教育当局，秉承蒋委员长之指示，将礼义廉耻订为全国各级学校共通之校训，并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及青年守则十二条颁布各级学校，作为训练青年之标的，则和我国教育之一贯宗旨，固仍先王立教之本意也。”[14]这说明编者将“四维八德”作为《初中国文甲编》的核心主题，是为了体现当局的教育观念。
　　《初中国文甲编》第四册选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与陈立夫《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的目的》称：“新生活运动的目的，第一是要使各个人做一个强健的国民。”“要做一个合乎时代的国民，强健的国民，就一定要做到新生活的规律。新生活运动的规律，如明礼仪、知廉耻，守规矩，爱清洁等等，都是告诉大家做一个良好国民的道理。”《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阐明新生活运动所揭示之礼、义、廉、耻四大目标对于生活各方面之关系；俾国人对新生活运动之意义，能获得更明确之认识。”[15]这两篇文章在全书中占据核心位置。编者认为“四维八德”来自传统思想，是“先王立教之本意”，为了强化“四维八德”的教育，除蒋介石和教育部长的文章外，《初中国文甲编》还选了部分古人和同时代人的相关文章，如顾炎武《廉耻》、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战国策》中的《冯谖客孟尝君》等，在课后题解中都强调礼义廉耻和忠义仁信等传统道德观念。
　　《初中国文甲编》几乎每学期都设计一至两个星期专门学习提倡孝悌的作品。第一册选朱琦《北堂侍膳图记》，“以为世之远游而忘其亲者戒”，选王拯《媭碪课诵图序》，“记其姊之教”；选胡适《我的母亲》，蒋中正《慈庵记》两篇纪念母亲之作，且其间附以白居易《慈乌夜啼》《燕诗》，写小动物的护犊之情。第二册选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系回忆儿时琐事之叙述，就中写母子之爱，极为挚切动人”；选叶绍钧《地动》，也是写亲情的；编者感慨“孝悌系为我国固有之道德，而后世于为孝则易，为悌则难”，故选黄宗羲《万里寻兄记》、蒋衡《鞭虎救弟记》两文，“足以垂教友爱”。此外还选归有光《项脊轩志》、袁枚《祭妹文》、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朱自清《背影》、谢婉莹《南归序引》、刘向《孝女缇萦传》、班昭《为兄超代求疏》等作品，都为引导学生形成孝悌的观念。 　　蒋介石在《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中对“智、仁、勇”的阐释，直接来自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初中国文甲编》也从《军人精神教育》选《勇》这篇作品，称“国父以智、仁、勇为军人精神之要素，能发扬此三种精神，始可救国救民。本文申述勇之定义、勇之种类及军人之勇三者，极为详尽，匪特可为军人教育之典，抑亦可为青年训练之南针。”此外，编者还选了很多有关“智、仁、勇”的作品。选梁启超《为学与做人》，说明“求学与为人，均应以智、仁、勇三者为基础。”选李石岑《青年的三大修养》，“此文专对中学生而言，引证孔孟学说，以明智仁勇三达德之可贵，且足以为立身之本者。”选孟子《鱼我所欲也章》，题解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儒家之中心思想，贤者独能为之，此贤者所以为大智、大仁、大勇之人也。此意与精神总动员之意义，及国父心理建设之主旨相吻合。”除这些内容直接涉及智、仁、勇的课文外，编者还能将所选传记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解释成“智、仁、勇”的楷模。选《固安一农妇》，写抗战时期一农妇手刃七名日本兵的事迹，编者赞其“以一人而刃七敌，其人则智勇兼备，其事则壮烈励人。”选包公毅《亚美利加之幼童》，“本篇乃自《馨儿就学记》中选出。其主旨在示儿童爱其国家，当有具体表现。此书为含有教育意味之小说，所叙多与儿童之立身、行事有关，期在造成儿童智、仁、勇三达德。”选陆次云《费宫人传》，编者赞其“以一身居宫禁之弱女子，而有过人之胆识，大智大勇，足为后世之楷模，亦足为天地存正气，为民族增光荣。”
　　四维八德和“智、仁、勇”是《初中国文甲编》的灵魂，也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大力彰显的传统思想。同时，《初中国文甲编》还在两个方面有所侧重：一是选入有关抗战中英勇行为和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文字；二是选入大量国民党“党义文选”。
　　《初中国文甲编》选了不少反映抗战中英勇事迹，激励士气的作品。选描写正面战场的孙怒潮《光芒万丈的台儿庄》，编者介绍说，“此一役，奠定国人胜利之信念。”选反映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传略》与《悼郝梦龄》，前者“叙张将军殉国始末，写其作战之英勇，与夫临终遗言之义烈，皆更衬出其伟大的人格。”[16]后者系张发奎所作，“可以激励国人同仇敌忾之气，则其予后人之影响尤为重大”。选反映空军将士殉国的《壮哉空军烈士阎海文》与《念粹刚》，前者写阎海文“视死如归、凛然大节”，后者系空军烈士刘粹刚的夫人许希麟哀悼其夫的书信体文字。选反映下级军官抗敌的卢前《书史贯一》与翁照垣《一个军官的笔记》，前者“系记抗战中一游击队长故事，史贯一为太行山附近地区某游击队司令。转战大河南北，不断与敌人以重创。后敌以飞机轰炸，不及避，遂殉国。”后者虽反映“一二八战役”，但跟前面数篇文字相同，都属反映抗日事迹。
　　此外，《初中国文甲编》还选了一些历代民族英雄的作品和传记。选岳飞《五岳祠盟记》与《论恢复疏》，后者“文虽简短，然忠君爱国之情，洋溢于词表。”选史可法《请励战守疏》，“其公忠体国之情，溢乎言表。”选林振镛《左宝贵死难记》，反映左宝贵在平壤以死拒敌、壮烈殉国的事迹，为坚定左宝贵抗敌的决心，其母自经，妻儿跳井，令人印象尤其深刻。
　　1940年颁布的《修正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修正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要求选读“党义文选”和“总裁言论”。《初中国文甲编》选了很多这类文字，包括“中山先生传记”4篇，“中山先生遗著”5篇，“中山先生演说词”2篇，“革命先烈遗著”4篇，“革命先烈传记”4篇，“中国国民革命史实”1篇，“总裁言论”11篇，“党国先进言论”15篇。所有“党义”文选加起来占课文总数的近22%。
　　二
　　《初中国文甲编》选入大量“党义文选”，推行党化教育，在抗战胜利后受到舆论抨击。
　　傅彬然在《文汇报》批评这套教材“党化气味太重，历史材料强调汉族本位，所选的古文包含封建思想太浓，这都与今后我国民主宪政的政制不合，也就违反了社会本位的原则。”[17]邓恭三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批评其为“荒唐悠谬，绝后空前的坏教科书。”[18]史永在《民主》周刊批评其“枯燥”[19]。孫起孟、庞翔勋将舆论对该套教材的批评归结为四点：“（一），为迎合政府的意思，排斥了许多进步人士的优秀作品，胡乱凑些党国要人的文字，这些文字，大多不是失之太深，便是技巧平庸，不值得作为范本；（二），因为要趋时，强调了战时色彩，于是不管值不值得给中学生阅读，只要是抗战，飞行，体育等材料，一律采入，滥竽充数；现在看来，真觉得无一是处；（三），部颁的课程标准虽仍多可以考虑的地方，但总比较合理，例如关于文言与白话，记叙抒情说明议论各种体裁，都有一定的比例，国定本为了杂凑要人作品，竟‘大大的破坏了这比例’（编者吴伯威语），弄得不伦不类；（四），为了要达成政府思想训练的目的，排列单元以内容为标准，破坏了文章体制和技能的程序，简直成了公民教本。”[20]
　　在舆论的强烈抨击下，要求取消教科书国定政策的呼声也逐渐高涨。“国定教本，未必是最完善的教本，倒不如让书局或私人去自由竞争，使坏的教本自然淘汰，好的教科书便可以与时俱进了。”[21]国定《初中国文甲编》编者吴伯威也认为：“现在这套中小学教科书，大部可以废弃，应即从速改编新本”，“政府一方面认真用力自编，一面也要鼓励各书店编印”。[22]同时，各地谣传，教育部政策放开，允许私自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国定各级教科书本身，应修改重订者甚多，各书局自可自行编辑，送教部审核后，各审定本即可印制发行，各学校教师可自由选择采用”。[23]“闻教育部日前例会，已决定修改国定本为编审本。发由各书局发行外，中小学教科书之编印，决完全开放，准各书局自行编订教本，发行市面，由各学校自由选择，以期在自由竞争中，使教科书有所改进。”[24]参与国定本编辑事宜的陆殿扬不断撰文，解释国定本是在后方教科书供应不足，印刷质量差，教育部为使学生有书读，方才编辑出版。这说明陆殿扬本人对于复员后继续使用国定本，也心存怀疑。教育部长陈立夫，面对各方批评，也于1947年2月2日下午3时，召集会议，宣称“至将来或专立机构编辑或开放编辑，亦在考虑中；接受各方之批评，以为改进的借镜。”[25]同年3月4日《大公报》载，南京教育问题座谈会上，“无一人赞成限用国定本”[26]。国定本的权威已根本动摇。而各地中学，多有废置国定教科书，自编教材的。孙绍振回忆说，他的语文老师“不大理睬‘国定教科书’，常常把冰心的《寄小读者》成批地印发给我们，有的还当作‘说话’课的教材。”[27] 　　1940年起，商务、中华、世界等大书局就不再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而以叶圣陶为首的开明书店编辑部，对中学国文教学一直非常热心。所以“不少读者写信给开明编辑部和《中学生》杂志社，希望开明书店出面编辑新的国文课本，以突破教育部对教本的封锁。”[28]
　　三
　　1946-1949年，以叶圣陶为核心的开明书店编辑部，面对国内时局的变化，立场已非常坚定，其所编之开明新编国文课本，跟国定《初中国文甲编》在价值导向上自然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与《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中。
　　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中没有一篇“党义文选”。不仅孙文、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凡有关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文章都未选入。编者覃必陶在追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时说：“白话文读本对选文的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希望切合读者的生活与程度。就积极方面说，足以表现现代精神的，与现代青年生活有关涉的，为现代青年所能了解，所能接受的，那些文篇才入选’。这条标准所涉及的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就国际范围来说，争取人民民主和自由，争取民族解放，肃清法西斯危害，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就国内来说，反内战，反侵略，反独裁，争取民主与和平，争取言论自由，……等，都可以说是现代精神的表现，也是世界潮流的趋归，也是人心所向。”[29]简单说来，开明新编国文读本所体现的主导价值观念，是“人民民主”。
　　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所选反映抗战的文章多是正面战场的报道或国军英雄人物的评传，像张自忠、郝梦龄、阎海文等。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也反映抗战，但跟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取径不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多选著名作家所写平凡人物在战争中的表现和情感，体现了抗战属于人民，而非仅仅属于英雄人物的价值导向。《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选叶圣陶的《春联儿》和《我们的骄傲》。《春联儿》写车夫老俞“做人、做国民，做父亲的态度”，他无时无刻不想念着前线抗战的儿子，但又明白，“国仗打不胜，谁也没有好日子过，第一要紧是把国仗打胜，旁的都在其次”。《我们的骄傲》写叙述者小时候的老师黄先生拒绝伪政府的诱惑，从沦陷区逃出来跟学生相会。作为教师的黄先生，认为在这个严重的时代，人必须“在书本子以外懂得些什么，做得些什么”，“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义，去教人家当顺民当奴隶呢？”《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选叶圣陶《邻舍吴老先生》，撤到四川的吴老先生当得知沦陷的家乡人们被日本人评为“最出色的中国人”后，再也不随时准备回去了，他说“日本人口里评定的，咱们不能跟他们一伙儿住。”老俞、黄先生、吴老先生都体现了抗战期间普通中国人的气节。两套教科书从冰心抗战期间“轰动文坛，莫不称为名者”[30]的《关于女人》中选了《我的同班》《我的学生》两篇。《我的同班》写活泼可爱的同班同学李大姐，在七七事变后的北平，劝说叙述者，“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枝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抗战爆发后，她果然“在西南的一个城市里，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的，不断的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我的学生》写我的“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死在云南”的学生，不顾出生条件的优越，在大后方过着艰难的生活，任何困难，她都认为“真好玩”，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复兴的特殊时代。《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还节录了曹禺名剧《蜕变》第四幕，表现丁大夫“怎样尽着她对伤兵的责任，又怎样尽着她对儿子的责任。”此外，像这两套教材中选入的夏衍《旧家的火葬》、子冈《怀念振黄》等文都写着抗战期间普通人的普通事。这些作品中所刻画的普通人，才是抗战一直能够坚持到胜利的脊梁。而编者对这些文章的偏爱，正是“人民民主”观点的体现。
　　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除选入描写正面战场的官兵的作品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中国历史上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像有关岳飞、文天祥、左宝贵的传记和他们的作品，这是将抗战编织进民族战争长序列中，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与此不同，它将视野拓展至有关世界人民尤其是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这是将抗战编织進世界人民争民主反专制的斗争序列中，激发和培养的是学生的民主精神。《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分三课讲《撤退》，《撤退》选自茅盾翻译的苏联作家格洛斯曼的名著《人民是不朽的》，[31]这部完成于1942年6月下旬的长篇小说，反映1941年初秋，苏联红军在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下，“虽然坚强抵抗但不得不继续撤退”的情况，歌颂苏联人民“崇高的理性和感情；而从这所发出的力量就是最伟大的不可抗拒的战斗精神。”[32]《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选瓦希列夫斯卡[33]著、曹靖华译《“好儿子…”》，写一名苏联妇女偷偷探望战死的儿子的尸体，这些苏军尸体，德军不准埋掉，时时面临被老鸦吃掉的危险。苏联妇女在凄凉静寂中探望儿子尸体时所表现的深情令人心颤。《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从《中学生》1943年第65期选D·Ferguson著、学人译《输血者的故事》。一名美国妇女的丈夫参加了二战，主动献血让她觉得自己是在参加战争，“有权利在胜利的庆祝中作为参加的一分子了！”上述课文，都让读者眼界放宽，感觉到中国的抗战是全世界民主阵线向暴力、专制战斗的一部分。
　　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被指责为“没有一篇五四时代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开明书店的这两套教材却反映了五四以来特别是40年代新文学的实绩。这些新文学作品的核心主题，是对人民大众命运的关注，美好心灵的赞美和歌颂。
　　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入选作品最多的是蒋介石，而开明书店新编国文教科书入选作品最多的是鲁迅。在《社戏》课后，编者介绍鲁迅说：“他的创作从《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开始，而影响最大的是《阿Q正传》。他的题材是农村，主题是打倒封建的礼教。同时他用了尖锐的笔批评旧的传统，讽刺老中国。他做过中学校长，做过大学教授；爱护青年，领导青年，直到死的一天，始终如一。他对旧社会始终在战斗着，后来并创造了杂文做更尖锐的战斗武器。他和许多青年人在一起努力的促进新社会的实现，青年人最信服他。”编者叶圣陶一直敬佩鲁迅，在乐山武汉大学期间，就曾为“发狂捧鲁迅”，与同事苏雪林闹意见。[34]而编者朱自清，在1936年鲁迅逝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对鲁迅上海期间的作品看得不多。现在却特意找出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来看，[35]称鲁迅杂文为“更尖锐的战斗武器”，其间变化耐人寻味。这两套教科书还选了萧乾《朦胧的敬慕》和孙伏园《哭鲁迅先生》两篇纪念鲁迅的文章，让读者从当事人的追忆中感受鲁迅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