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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棉袄”认识是在镇医院，她在镇医院“很有名”。因为她带着坐轮椅又患肾病的丈夫在全国各地一边谋生一边求医，整整七年。
1
隆冬时节，我和当时的男友去东北老家的医院探望住院的姥爷。赶到医院时已经是深夜，我们和来接我俩的亲友一行人静默地向病房走着，突然听到走廊有个大笑的女声。我皱着眉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穿着红色棉袄的女人在讲着电话，心底不由生出一丝反感，暗暗地想，姥爷的病房不是单人间的，可别和这种素质的人住在一屋。
到了病房，和姥爷简单聊过，环视病房，发现这间三张床的病房，有两张被拼做一张大床用了。正当我思忖这个用法在医院规章制度下的合理性时，那个穿红棉袄的女人带着和刚才同样刺耳的笑声走进了病房，看见我连忙和男友的母亲刘姨讲：“这个就是儿媳妇了吧？俊得很呀！”“红棉袄”的眼角都笑出褶皱了，我露出一个礼貌但有距离的微笑。心想这回姥爷可没法静养了。
“红棉袄”倒是没再聒噪，麻利地拉起隔断的帘子，这一晚算是平静地过去了。
翌日，我和男友早早地到医院陪姥爷吃早餐，“红棉袄”出去打饭，不在病房，跟刘姨出来打水时，我委婉地问：“要不要换一个更清净的病房，隔壁这家人看起来不像素质很好的样子。”刘姨笑得眼角泛起皱纹，对我说：“唉，过两天你就知道这家人了，是可怜人，也是好人。”
我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在跟姥爷聊天的间隙，我若有若无地窥探着“红棉袄”和她照顾的病人。“红棉袄”约莫四十岁，那病人是她的丈夫，跟她换班陪护的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儿已经结婚生子，时常掏出手机跟在家中带孩子的孩子爸开视频通话，声音也继承了她母亲的聒噪，这一家三口吃住都在这拼起来的双人床上。从刘姨口中得知，这一家子早年从南方乡下过来附近的景区务工，男人七年前被山石砸断了腿，没能再站起来，现在又患了严重的肾病，住院就是在等着检查做“插管”。
我不知道这一家人拖着一个坐轮椅的病人求医问药的这七年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在接下来的接触和观察中，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
2
“红棉袄”早上起来开始，嘴里就在哼着歌，有她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她们家乡流行过的歌。我通常听不懂歌词，但能感受到她的快乐。住院部这种死寂的沙漠，哼着歌的“红棉袄”就像是一个跃动的火苗，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温暖明亮的。
一向缄默的姥爷，也频频开口和“红棉袄”一家交谈。
“红棉袄”的丈夫是个五大三粗的中年壮汉，只是腿部瘫痪不影响上半身简单的肢体活动，但“红棉袄”每日却像照顾婴孩般给丈夫洗漱，用热毛巾仔细地擦着脸，一脸羞怯又像炫耀地说：“一把年纪喽，像个娃娃一样离不开我，总是这样，让我被别人笑话。”
他们看着对方，眼角有笑意，脸上有神采，好像男人不曾有疾病，他们并非置身医院。
“红棉袄”一家三口经常十分亲昵地一起窝在双人床上看那种声音很大的搞笑短视频，丈夫揽着“红棉袄”，女儿就靠在爸爸身边，那种亲密无间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他们流露出的温馨，让我们这些旁观者都觉得这病房分外温暖。
不是所有人都对“红棉袄”一家的积极乐观抱有善意，隔壁病房陪护丈夫的阿姨背地里总说：“肯定是在自己老家那头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背井离乡到这装作好人样子，她男人身子不利索这么多年，她靠什么给他治病，钱从哪来？这么多年啊，这样的女人不一定做过什么事情呢。”阿姨的丈夫带着责备瞥了一眼自己的老伴，没作声。
我心里五味杂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被抨击，永结同心同甘共苦也被抨击。也许人性就是这样，看不得别人做大多数人谴责的恶事，也不愿见身边人比自己好太多。
3
“红棉袄”打理好丈夫的起居，跟我们说起之前那些年的经历，我也从中理解了一部分她乐观的原因，那些我觉得无法直面的晴天霹雳，从“红棉袄”嘴里说出来稀松平常。“红棉袄”夫妇俩给公婆养老送终后，掏空自己口袋也没得到兄嫂的照拂，自觉在老家没有更多出路就想着出来看看。适逢老家那边有人说北方这边修度假村能挣好多钱，夫妇俩便带着女儿一路北上。他们刚到这边的时候，女儿连件厚棉袄都没有，跟他们住在工棚里面冻得话都说不出来。說完，“红棉袄”笑呵呵地跟刘姨说：“这里是冷啊，我看这里的媳妇都穿你身上那样的皮衣呢，我是穿不上了。”关于丈夫腿的事情，“红棉袄”没再多言。
“我面上不苦，但我心里真难受，现在是都过来了，但是当时的难我真的……”讲到激动处“红棉袄”也会落泪，那种眼眶红着但神情依然坚决，“我们老家的亲戚在他腿不好了以后就彻底断了联系，就剩我们三个人靠着活，我女儿说只要爸妈都在我们就还是一个家，他爸得治好病，我们都得好好活。别人越觉得我们好不了我们越要好。我要是倒了他爸就完了，女儿也在看着我，我要比谁都好，他（指丈夫）说我在哪里我们家就在哪里，哪怕是医院。”后来的日子她依然大笑着去打水，去跟医生沟通病情，和每一个病友聊天。
在我走的前夕，我跟男友和刘姨商量要不要在出院的时候留一些钱给“红棉袄”一家，刘姨想了想怕她不肯收，最后就多买一些补品假装说自己用不完，出院也用不着，这样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我终于知道“红棉袄”姓方，走的时候我叫她方阿姨，道了别。
方阿姨坚持要送我们到医院门口，关门的时候衣袖被门刮了一下，她用力蹭了蹭被门刮到的衣袖，对我说：“从前的东西质量都好，你看这都没坏，他爸给我买了好多年。”
那一刻我只觉得，“红棉袄”和红棉袄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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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我和当时的男友去东北老家的医院探望住院的姥爷。赶到医院时已经是深夜，我们和来接我俩的亲友一行人静默地向病房走着，突然听到走廊有个大笑的女声。我皱着眉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穿着红色棉袄的女人在讲着电话，心底不由生出一丝反感，暗暗地想，姥爷的病房不是单人间的，可别和这种素质的人住在一屋。
到了病房，和姥爷简单聊过，环视病房，发现这间三张床的病房，有两张被拼做一张大床用了。正当我思忖这个用法在医院规章制度下的合理性时，那个穿红棉袄的女人带着和刚才同样刺耳的笑声走进了病房，看见我连忙和男友的母亲刘姨讲：“这个就是儿媳妇了吧？俊得很呀！”“红棉袄”的眼角都笑出褶皱了，我露出一个礼貌但有距离的微笑。心想这回姥爷可没法静养了。
“红棉袄”倒是没再聒噪，麻利地拉起隔断的帘子，这一晚算是平静地过去了。
翌日，我和男友早早地到医院陪姥爷吃早餐，“红棉袄”出去打饭，不在病房，跟刘姨出来打水时，我委婉地问：“要不要换一个更清净的病房，隔壁这家人看起来不像素质很好的样子。”刘姨笑得眼角泛起皱纹，对我说：“唉，过两天你就知道这家人了，是可怜人，也是好人。”
我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在跟姥爷聊天的间隙，我若有若无地窥探着“红棉袄”和她照顾的病人。“红棉袄”约莫四十岁，那病人是她的丈夫，跟她换班陪护的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儿已经结婚生子，时常掏出手机跟在家中带孩子的孩子爸开视频通话，声音也继承了她母亲的聒噪，这一家三口吃住都在这拼起来的双人床上。从刘姨口中得知，这一家子早年从南方乡下过来附近的景区务工，男人七年前被山石砸断了腿，没能再站起来，现在又患了严重的肾病，住院就是在等着检查做“插管”。
我不知道这一家人拖着一个坐轮椅的病人求医问药的这七年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在接下来的接触和观察中，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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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棉袄”早上起来开始，嘴里就在哼着歌，有她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她们家乡流行过的歌。我通常听不懂歌词，但能感受到她的快乐。住院部这种死寂的沙漠，哼着歌的“红棉袄”就像是一个跃动的火苗，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温暖明亮的。
一向缄默的姥爷，也频频开口和“红棉袄”一家交谈。
“红棉袄”的丈夫是个五大三粗的中年壮汉，只是腿部瘫痪不影响上半身简单的肢体活动，但“红棉袄”每日却像照顾婴孩般给丈夫洗漱，用热毛巾仔细地擦着脸，一脸羞怯又像炫耀地说：“一把年纪喽，像个娃娃一样离不开我，总是这样，让我被别人笑话。”
他们看着对方，眼角有笑意，脸上有神采，好像男人不曾有疾病，他们并非置身医院。
“红棉袄”一家三口经常十分亲昵地一起窝在双人床上看那种声音很大的搞笑短视频，丈夫揽着“红棉袄”，女儿就靠在爸爸身边，那种亲密无间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他们流露出的温馨，让我们这些旁观者都觉得这病房分外温暖。
不是所有人都对“红棉袄”一家的积极乐观抱有善意，隔壁病房陪护丈夫的阿姨背地里总说：“肯定是在自己老家那头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背井离乡到这装作好人样子，她男人身子不利索这么多年，她靠什么给他治病，钱从哪来？这么多年啊，这样的女人不一定做过什么事情呢。”阿姨的丈夫带着责备瞥了一眼自己的老伴，没作声。
我心里五味杂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被抨击，永结同心同甘共苦也被抨击。也许人性就是这样，看不得别人做大多数人谴责的恶事，也不愿见身边人比自己好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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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棉袄”打理好丈夫的起居，跟我们说起之前那些年的经历，我也从中理解了一部分她乐观的原因，那些我觉得无法直面的晴天霹雳，从“红棉袄”嘴里说出来稀松平常。“红棉袄”夫妇俩给公婆养老送终后，掏空自己口袋也没得到兄嫂的照拂，自觉在老家没有更多出路就想着出来看看。适逢老家那边有人说北方这边修度假村能挣好多钱，夫妇俩便带着女儿一路北上。他们刚到这边的时候，女儿连件厚棉袄都没有，跟他们住在工棚里面冻得话都说不出来。說完，“红棉袄”笑呵呵地跟刘姨说：“这里是冷啊，我看这里的媳妇都穿你身上那样的皮衣呢，我是穿不上了。”关于丈夫腿的事情，“红棉袄”没再多言。
“我面上不苦，但我心里真难受，现在是都过来了，但是当时的难我真的……”讲到激动处“红棉袄”也会落泪，那种眼眶红着但神情依然坚决，“我们老家的亲戚在他腿不好了以后就彻底断了联系，就剩我们三个人靠着活，我女儿说只要爸妈都在我们就还是一个家，他爸得治好病，我们都得好好活。别人越觉得我们好不了我们越要好。我要是倒了他爸就完了，女儿也在看着我，我要比谁都好，他（指丈夫）说我在哪里我们家就在哪里，哪怕是医院。”后来的日子她依然大笑着去打水，去跟医生沟通病情，和每一个病友聊天。
在我走的前夕，我跟男友和刘姨商量要不要在出院的时候留一些钱给“红棉袄”一家，刘姨想了想怕她不肯收，最后就多买一些补品假装说自己用不完，出院也用不着，这样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我终于知道“红棉袄”姓方，走的时候我叫她方阿姨，道了别。
方阿姨坚持要送我们到医院门口，关门的时候衣袖被门刮了一下，她用力蹭了蹭被门刮到的衣袖，对我说：“从前的东西质量都好，你看这都没坏，他爸给我买了好多年。”
那一刻我只觉得，“红棉袄”和红棉袄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