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湖北的一个小县城，上小学的时候效益最好的厂子是棉纺厂，那附近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有一个供应丰富的百货商店，妈妈常常去那里看布料，她精挑细选的时候，我就在卖糖的柜台前徘徊。糖果几乎是唯一的零食，吃完糖，还要小心地把糖纸铺展开，在书页里压平，再收藏起来。棉纺厂的女工们买东西比妈妈要果断得多，流行的棉绸面料，她们一下子会哗啦哗啦扯上好几段，卖布的叔叔量布、剪口，“哧”的一声扯开布匹，那个声音坚定而美好。
　　夏天的时候，棉纺厂会做冰棒，一毛钱一根。厂子外的人也可以透过一个小窗口买了带走，星期天妈妈午睡起来，给我几毛钱，我提着小保温桶就往那边跑，完全不觉得晒，可能那一路都有树荫，也可能一想到去买冰棒，往返都是清凉的。
　　上高中的时候，棉纺厂效益不太好了，跟武汉合作的一个齿轮厂是市里的纳税大户。厂里的职工大多是从武汉下来的，他们的孩子都讲普通话或是武汉话，我们一中是市里最好的高中，齿轮厂子弟都免试录取，我的同桌就是其中一位。由于厂子离市区很远，她高中三年一直住校。高考结束后，我跟另外一个女生突发奇想，想要去看她。坐汽车出城进山，终于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齿轮厂。
　　可能因为他们讲武汉话很神气，总觉得家里条件一定也特别好，去了之后才发现她家里孩子多，很拥挤，她妈妈一定要留我们吃饭，饭菜也很简单。
　　我工作后，家乡升级为地级市，父亲单位在一片新区盖了房子，新家旁边是原来的油泵厂，已经陆续停产。因为临近城乡结合部，厂里的一块空地自然形成了早市，我回去后总要跟着母亲一起去那里“过早”（武汉话“吃早点”）、买菜。
　　家乡的特别之处，是几乎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即便我已经成年，跟着妈妈，也还是一路要遵她的提醒，叫阿姨叫奶奶叫叔叔叫伯伯。“过早”的时候，但凡有她的熟人，我都要立即放下碗筷，恭恭敬敬地站起来问好。
　　“这是你的娃子啊？”
　　“是啊！我姑娘！”
　　“几大了？”
　　“三十了！”
　　我那时候只有二十八九岁，十分介意被划入三十阵营，气得不行，回去路上跟我妈说，你以后不要当着那么多人说我的年龄，更不能往大了说。“我不說人家也知道！”
　　棉纺厂那时候已经拆迁了，盖了商品房。百货商店居然还没拆，但是特别破败特别小，不过在那新崭崭的一片楼房里，只有那个拐角是我记忆里的小城。

　　有了孩子后，父母来北京跟我们一起住，我回去得更少了。“你回来肯定不认得路的，”我初中的好朋友刚在家乡又买了一套房做投资，老家的房价也接近一万块了。她说油泵厂已经完成了拆迁补偿，早市跟厂区一起被夷为平地，那里将建成一片高档小区。
　　写这篇小文章的时候，搜了一下齿轮厂，发现那里竟然还没有拆掉，可能因为离城区有一段距离。
　　我在老家的一个论坛上看到齿轮厂其实建于1966年，是国家三线建设工厂之一，探访者写道，“厂里少见居民和工人，红色砖墙的生产车间、职工住宅楼已人去楼空，一些老车间和住宅楼已拆除，砖石仍堆放在拆房的位置，一片萧条肃杀景象。”
　　帖子里写“据说这里将被改造为一个文化创意园区”。我看得眼中一热，尽管在我们做的关于工业遗存改造更新的采访中，厂区改造为创意园区已经出现了“千园一面”和后续运营的各种问题，但是在家乡，还不是讨论更多更好的利用方式的时候，不拆！保留一部分下来，就是城市规划的巨大进步。
　　记得我大学实习来北京，火车是傍晚时分到的，暮色中一个大城市的剪影真的让小县城的孩子震撼，那时候我一心想要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
　　如今，家乡也高楼林立，开发商把几个楼盘名字从北京撒播复制到地方，我家旁边的小区名字跟父母家旁边的竟然一模一样。
　　寒假我计划带孩子回去看看，给她指指，对，就是在这个拐角。
　　妈妈那时跟你一样大，提着保温桶，一心想要在冰棒融化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