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河南书法，在艺术上是继承古朴雄强的艺术风格为旨归，但又取法广泛。他们上追秦汉、魏晋诸碑帖，远溯商周，下逮宋元明清，法古鉴今，取长补短，逐渐形成了个性鲜明又呈开放性的地方书法流派———形成了中原书家群，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中原书风。中原书法的风貌，从形式上看，表现为粗犷、豪放；从内涵上看，表现为厚重、浑朴、势强；从传承历史上看，以张扬汉字之美、汉字文化为标志；从审美意义上看，熔铸了中原地域民族性格、历史地理文化基因、地域文化习俗。在取法上，以碑系一路为主但又不拘一格。甲骨文的自然、质朴与生动，金文的典雅、洗练、圆熟与整肃，两汉摩崖碑刻的恣肆、天然、雄强、厚重，北魏碑刻的博大、开张、富有奇趣，以及简书的灵动、帛书的凝练、民间书法的朴拙，甚至以东晋风流为旨归的帖系书风、中唐时期尚质书风、晚明兴起的浪漫主义书风，也得到了他们的效法。并且，在“与古为徒”的同时，一些现代美学元素也渗入了他们的书法创作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他们的艺术主张———“新古典主义”美学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深入传统又紧跟时代的书法创作思想。
　　在新时期中原书风中，写汉隶者把汉碑的雄迈大气与奇肆开张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隶书集浑厚、质朴、灵动、奇肆、开张等因素于一体，有一种很强的时代特色和生命意识。如：周俊杰先生的隶书，得朴茂沉雄之大气，直入汉人殿堂，用笔凝重而又飞动，结字高古磅礴、巧拙相生，把《开通褒斜道》写得气象雄浑博大；许雄志的隶书，则尤以新奇开张显于书坛，他以汉碑打底，复从汉人简牍中窥得隶书笔法的诀窍，以简牍作面，加之他又精于篆刻和富于古代金石资料的收藏，挥运时所取之字多用他人较少谋面的“生字”，所以，他的隶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新、奇、美”。习行草者用笔厚重丰实，线条刚柔相济，开合自然，章法上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十分强烈，墨色变化丰富自然，汉碑的淳厚、章草的古澹、魏碑的倔强、旭素狂草的奇逸和明清人的诡异尽含其中，亦古亦今，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张海、王澄、周俊杰、宋华平的行草书莫不如此；而胡秋萍的行草书则显得更为开放，取法更为独到，她的书法灵巧飘逸、温文儒雅，但是又不乏厚重之感，优雅婉丽，活泼轻松。习楷书者既古雅淳厚，所作开张大气；又厚重中不乏灵动，摇曳多姿，富有时代情趣，自然和谐，线条凝练，气势通达，颇堪寻味。李刚田等人的楷书正是如此。在篆书创作上，刘根的篆书有草书之意，用墨大胆；张青山的大篆、刘顺的甲骨文墨色丰富，线条飘逸，气势磅礴，法度森严而又神采飞扬；许雄志、刘颜涛的篆书都是集质朴和厚重于一身。在行书创作上，米闹和吴行明显汲取了“二王”书风的有益养分。这些都是中原书风新古典主义的具体体现。
　　在结字上，中原书法家们一般都因势生变，随形就势，出之自然，少了很多安排与造作，把动静、轻重、虚实、开合、浓淡、枯湿等美学因素展现得极为丰富而不失和谐，气势恢宏，令人震撼。
　　在章法安排上则富于变化，中原书派追求朴成宕逸、雄秀并出，颇具空间变化造型之美。
　　总而言之，新时期“中原书风”直接肇始于中原古法，主要是继承古朴雄强的传统风格为主，或方折刚断，或苍劲凝重，或沉雄跳荡，或奇肆飞扬。以洛阳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为依归，以三代甲骨文、金文、先秦篆籀、两汉摩崖、北朝碑刻为载体，又融会晋唐以降“二王帖学书风”，形成了一种博大、厚重、恣肆、浑朴、古拙却又不失灵性的整体风貌。诡异奇崛，气势开张，汪洋恣肆，而又摇曳多姿，摩崖碑刻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阳刚之气和历史沧桑感与中原文化的地域特征互为合拍并加以运用“碑帖结合”艺术手法，较好地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中。
　　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分析出中原书风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在取法上以碑学为主但又不拘一格，在传承中又吸取现代书法元素，在发展中能够包容不同的审美主张。他们不仅仅是取法北魏碑刻、两汉隶书、前秦篆籀、三代甲金、章草乃至封泥、瓦当，王羲之为代表的帖系书风以及晚明风起云涌的浪漫主义书风都是他们所效法选择的对象，如王铎、傅山、黄庭坚、张瑞图、倪元璐等。在中原书风发展的过程中，传承的开放性尤为重要。在传统和时代的关系上，不是简单的直线的理解，而是全方位的不断相互融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包容不同的审美主张，这是相当可贵的。比如，相对于其他书家而言，胡秋萍的书法就显得较为婉约。对不同风尚的探索以及接受，是“中原书风”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作者简介：
　　李因杰，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