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学者熊伟在广东乌坎居住、参与组织选举，长达3个多月，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其有所争议。
　　有的官员在选举现场对他不置可否，陆丰市一位民政官员则对记者表示，熊伟的做法把乡村治理制度设计上的一些问题暴露了出来，熊伟提出的村民代表被村委会操纵、村委会不召集村代表会议，这个问题其实民政部门也在递交报告向上反映。
　　在民间，乌坎村有熊伟的铁杆支持者，也有不少反对者。不久前，熊伟与乌坎村民张建兴还在微博上争吵。2012年4月，记者第四次来到乌坎采访时，张建兴解释，自己与熊伟存在观念差异，有所误解。熊伟实际上帮乌坎村民在选举安排上讨还了更多自主权，或者说，镇政府虽然有意继续大包大揽，但由于熊伟出谋划策，政府逐渐学会了尊重村民的做法。
　　乌坎维权运动组织者杨色茂认为熊伟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过他更希望熊伟把自己看作是“顾问”。现任乌坎村村委会主任林祖恋高度评价熊伟的作用“功不可没”，但也指出，他作为外来者，介入方式还不够成熟，有时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人事上也没有完全掌握好介入的分寸。
　　对此，学者并不从成败角度考虑，他们认为参与本身便意味着政府与民间的双重进步。这进步来源于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广东省经济发展较快，基层矛盾凸显，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而政府的应对能力总是有限的，必须强化提高社会自治程度，组建和完善社会组织体系。
　　“熊伟去乌坎帮忙，并获准留下来，是一个好方向；民间组织或学者个人开始参与到冲突最尖锐的基层治理。”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说。
　　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也对熊伟主动介入和有关方面容许的态度表示赞赏。他认为熊伟在乌坎，不仅提供智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代表社会组织介入治理，不论他成功还是失败，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民间学者和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具体事务的管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一切全包的思维方式，不再是一切都必须由政府安排才算数的行为方式。”中山大学学者陈江华说，“这个时代，社会需求极大扩张，政府想揽也揽不下来，只有放手让更多组织提出意见、参与管理。这本身就是还权。”
　　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南方日报评论员周虎城表示，乌坎事件中，省内外学者在广东省委决策过程中组织学者讨论提建议，之后又有人介入乌坎村的治理，这本身便是大事，在本质上是一种治权共享，只不过还处在早期阶段、稍显稚嫩而已。
　　惠州市龙门县县委调研室主任胡著好以为，一个组织严密的综治信访维稳系统，是确保放开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初期，不会因为政府和社会组织经验都不足而出事的基础之一。广东省之所以能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将一部分权力归还给社会组织来实施，也是因为近年在处置基层危机中，学会了一套保持快速反应、综合维稳的办法。
　　虽说社会舆论和广东省官方，已经在归还治权、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管理上，做了多重准备，但正如熊伟介入乌坎治理显得稚嫩生疏一样，广东省目前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除行业协会外，成熟的不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