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如同大海上漂浮着的一艘没有罗盘的船只。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战火纷飞间争论得最多的话题。这些争论中,教育问题无疑最引人注目。虽然有识之士对教育见仁见智,但在“教育是挽救中国的救命草”这一点上几乎是一致的。一代知识分子希望救国于危难之间、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焦灼心情,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急迫。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教育事业勇于担当,充满热忱。陈序经,就是其中的一员。
　　陈序经,字怀民,广东文昌(今海南省文昌县)人。早年留学美、德,1928年取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陈序经的父亲是新加坡华侨,既是一个地道的生意人,又是一个全身心支持儿子读书的好父亲。他不仅倾力支持儿子的学业,而且反复告诫他“切勿想在国内做官”“切勿想回南洋做生意”,使专注于学问、执著于事业的种子很早就扎根于陈序经的脑海。青少年时代开始,陈序经目睹西方的坚船利炮横行世界、中国遭受列强蹂躏的现实,救国与图强的信念在他的内心显得越来越坚定。他曾因厌恶西方人的殖民教育而离开南洋,又因不愿信仰基督教而转学。在他的心底里,祖国和民族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教育救国,成了陈序经贯穿一生的理想。
　　1934年夏,31岁的陈序经被当时还是私立的南开大学聘为教授,任职经济研究所,颇受校长张伯苓的器重。一个如此年轻的学者,怎么受到了张伯苓老校长的特别关注呢?原来,陈序经虽然年纪轻轻,但学贯中西,视野开阔,有年轻人少有的干练与通达,颇具教育才能。有一次,南开大学经费困难,急需一笔钱周转,陈序经听说后,随即向天津几家银行打电话。不久,钱借来了。张伯苓问他用什么作担保,陈序经说没有担保,靠朋友交情。张伯苓又惊又喜:“办私立大学要靠两桩本事,一要能找钱,二要能找人,现在你都能做得到了。”陈序经的能力让张伯苓刮目相看,迅速重任他为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倚为左右手。
　　南开大学之后,陈序经又先后出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校长、副校长。这位评价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教书的”的教育家,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多事之秋,一直以十二分的热情,心无旁骛地献身他所衷情的教育事业。他始终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一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对从政从无兴趣。1941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统治,便要求各院院长都参加国民党。时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的陈序经却斩钉截铁地说:“教育部不任用非国民党员当法商学院院长,那么撤我的职好了,我宁可被撤职不当院长,也不参加国民党,但我不会自动辞去院长职务。”虽然对政治疏远,但他对教授却亲切有加。他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为教授服务的”,这是他作为教育家的自我定位。在那个战火频仍年代,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与抗战之前相比,月薪缩水达四百多倍。联大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家人口多,入不敷出,生活十分困难,甚至穷到当街摆卖家私杂物。陈序经听说后,赶忙给燕树棠送钱送物,并且给燕树棠打躬作揖,恳切地说:“以后不要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
　　1948年,陈序经受聘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他之所以去岭南大学,除了这里曾经是他的母校外,还因他有感于中国高等教育重北轻南、南北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希望华南能够有一所国内一流的高等学府,从而改变教育南北不均衡、实现振兴中国教育的目的。同时,岭南大学在抗战前就一再倡导四大自由:即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和学术自由,绝对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这些特点不仅契合陈序经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更契合他的个人性情。因此,他要在这里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按照自己的办学理念来改造岭南大学,使之成为华南的“清华”。
　　从职业本身来讲,陈序经只是当时千千万万的教育从业者中的一员,然而他却是这些从业者中独具人格魅力的一个。后人称他是“一个永不失厚道的教书匠”,其多方揽才的敬业精神,和“优容雅量”的宽容品质,成了他从事教育事业最生动的写照。他认为,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拥有一批一流的专家教授。为此,陈序经接受聘请后,并没有立刻到校。当时北方政局动荡,陈序经抓住这个机会,绕道平、津地区,到各高校中邀请知名学者到岭南大学任教,使一大批名教授纷纷南下。陈寅恪、姜立夫、王力、容庚、梁方仲、陈永龄、陶葆楷、谢志光、秦光煜……这些当时享誉杏坛的名字,从此与陈序经和岭南大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姜立夫,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博士,曾任中国数学会会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48年底,他迫于形势,将数学研究所搬到台湾,在台湾一住就是半年。但是,他本人并不愿意留在台湾,陈序经得知这个消息后,立马写信邀请姜立夫回大陆,并且作了一系列的精心安排。1949年7月,姜立夫借口向广州的国民政府汇报工作,离开台湾来到广州,随后佯称病急将家属接回大陆,投奔岭南大学。这一过程,真是煞费苦心。还有王力,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中山大学的薪水只有一百多元,而陈序经为力促王力来岭南大学,给王力开出的薪水达四百多元,每个月甚至还有特别津贴,使王力毫不犹豫就来到岭南大学任教。
　　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陈序经请到了当时国民政府反复邀请去台湾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1948年夏秋间,陈序经在北平拜访了陈寅恪,向陈寅恪表达了钦敬之情,诚挚邀请他到岭南大学任教,陈寅恪并没有立刻答应。但半年后,陈寅恪与胡适同坐国民党“抢救学人”专机离开北平,飞抵南京。随即,胡适去了美国,而陈寅恪却南下到了岭南大学。据说,当时作为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力倡者的杭立武和傅斯年,曾经多次向陈寅恪表达请他去台湾的意思,均被陈寅恪拒绝,他最终选择了岭南大学。陈序经的远见卓识与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后,陈序经还经常到陈寅恪家里嘘寒问暖,组织医学院的专家医治陈寅恪失明的双眼,安排专门的护士长年照顾陈寅恪。1950年,由于受到土地改革运动的冲击,陈寅恪的妻子唐带着女儿突然去了香港,陈序经为了让陈寅恪安心工作,亲自到香港找了一个多月,最后在一个旅馆找到唐,反复劝说,终于使她们回到广州。这样,岭南大学吸引到了一大批当时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阵容之强大令人瞩目。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陈序经亲自登门、以真诚去打动他们而邀请到的。他们的到来,使岭南大学一跃成为当时国内一流大学。
　　对于教育,陈序经的观点是:“大学是求知与研究学问的地方”。陈序经坚持:一不为官,二不做生意,三不追逐名利。特别值得一书的是,陈序经曾经留下过“三拒高官厚禄”的故事,传为美谈。在1930年代,他的同学林云陔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多次劝说在岭南大学教书的陈序经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一职,每次都被他拒绝;抗战胜利后,与他同为广东文昌人的老乡宋子文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兼外长,力邀陈序经担任驻泰国大使,并不无感情的说:“以君之声望,定能受到暹罗(泰国旧称)华侨的欢迎”,陈序经以“矢志教育不改行”为由婉拒;1949年,国民党在广东组织“战时内阁”,有意让陈担任教育部次长,也为陈序经所坚拒。
　　从1928年受聘岭南大学社会学系成为一名助教开始,陈序经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教书匠”,为许多名教授创造了良好的学术和生活环境,被陈寅恪、姜立夫等引为知己。上世纪50年代,周总理曾经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广东有一位最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学者专家,你知道是谁吗?”刚到广东主政不久的陶铸对情况还不甚熟悉,无法回答。周总理接着说:“你要向陈序经请教,向他学习知人善任的好作风。”陶铸因周总理的话受到启发,他后来与陈序经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并力荐陈序经担任暨南大学校长。1960年代,陈序经重新调回南开大学。“文革”开始,陈序经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美帝文化特务”“国际间谍”,屡遭批斗。他和妻子被赶出南开大学的套房,搬到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地下室。1967年2月16日,陈序经因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终年64岁。
　　相对于五四前后中国灿若繁星的诸多教育家而言,陈序经也许不是最耀眼的,但把他置于当代教育官场化的现实之前,置于急于事功、追名逐利到趋之若鹜的风气之前,他那执著于教育、一生奉献于教育的精神,又着实那令人钦敬,令人感动,并给这个时代以深深的启迪。
　　责任编辑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