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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有“讲究”
不少贪官给人的印象是“爱吃”，频繁穿梭于大小饭局，山珍海味一顿胡嗨之余完成权钱交易。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和商人吉立昌经常在一起吃饭。一次，倪发科应吉立昌的邀请，去吉家吃羊肉饺子。吃完饭后，倪发科顺手挑了吉立昌3块较大的玉石籽料带回家。这吃的哪是什么羊肉饺子啊，吃的分明是玉石籽啊。
康熙帝一生注重树立清官榜样，比较有名的如张伯行、张鹏翮等等。此外，也惩治了一批贪官，比如“昆山三徐”，徐元文、徐秉义、徐乾学三兄弟。清代文人钱泳《履园丛话·旧闻》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大学士徐乾学是个有名的能吃的家伙，每日早朝，他要带上实心馒头五十个、黄雀五十只、鸡蛋五十个、酒十壶，这样下来，就能保证一整天不饿了。不论最终能否吃完，这量就蛮惊人了。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陆武成很注重吃的器具和“用户体验”。陆是十八大后的“甘肃首虎”，他在任金昌市委书记时，曾把预先准备的铜餐具换掉，改用金制餐具来招待客人。
有人就提出疑问：与普通餐具相比，金餐具吃饭会更香么？答案是否定的，“陆老虎”更多是吃的权力和派头罢了。滥用规制，要是换在古代，陆武成可犯了“大罪”。顺治帝在《端敬皇后行状》中透露当初废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原因之一，就是她“癖嗜奢侈”，“尝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怫然不悦”。
在古代，别说对官员用具有严格的品级规制了，就是连官员能去不能去哪些地方，也有严格规定。唐初，官员不能随意进入市场。武则天时，有个叫张衡的编外候补四品官员，终于熬到要转为正式编制、“合入三品”与宰相同级的地步了。升官之前最紧要的是不出事，一天，张衡退朝经过长安商业区，“路旁见蒸饼新熟”，馋得实在不行，就买了一个来吃。
谁知，这事被专门负责纠风的御史在武则天面前奏了他一本，女皇觉得丢脸啊，马上批示：“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张大人的政治前途就终止于这个蒸饼了。
什么稀奇吃什么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喜欢吃，也希望能提高生活品质。但有的贪官也是利用权力，尽可能找一些稀有的东西来享用。
去年11月，中央纪委曾通报，某市委书记喜欢喝高档红酒，嗜好野味，吃饭或宵夜时，通常会特意安排一些野味。据参加者后来透露，他们在一起吃过的有穿山甲、焖蛇、金钱龟、东青斑、金枪鱼，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消费都是由企业老板买单。
通报没有点出市委书记的名字，但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喜欢吃野味这个爱好，很多人都知道。他在2007年任绵阳市委书记时，到下面的一个县调研，县委书记在饭桌摆上了苏门羚、扭角羚等保护动物。谭力笑着说：“这是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啊！”县委书记说：“从山上滚下来摔死的，不吃可惜了。”谭力哈哈大笑，说：“我一来，你们这儿的野生动物就集体跳崖啊？”就在野生动物“跳崖”事件之后不久，该县委书记就被提拔，看来这顿饭很符合谭力的胃口。
谭力吃羚，让不少人想起唐朝娄师德吃羊的典故，可谓异曲同工。当年武则天崇佛，曾一度禁止民间屠宰禽畜。权臣娄师德担任御史大夫，到陕西一带公干，吃饭时厨子送上一盘羊肉。娄师德道：“皇帝严禁屠杀，怎么会有羊肉？”厨子道：“这只羊是豺咬死的。”娄师德笑道：“这只豺太懂事了。”
贪官，要对自己“狠”一点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一诗是晚唐李绅所写，流传甚广，妇孺皆知。李绅系贫民出身，世代为农，因这首诗引起政界注意，开始官运亨通，从国子助教一直做到赵国公，此时的李绅开始腐化。
仅以吃饭为例，往往一顿饭要耗费几百贯钱，几乎每餐要有一盘鸡舌菜，每次宰杀活鸡三百多只。不仅如此，李绅还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残害百姓，参与朝廷的党争，成为李德裕“李党”中的骨干分子，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唐宣宗时被革职查办。
在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身上，就有不少李绅的“影子”。他当年在担任黄浦区区长时，经常加班加点地工作，很晚才能回家。肚子饿了，总是让食堂做点面疙瘩充饥，于是就得了“面疙瘩区长”这个绰号。但他升官后，专横跋扈的性格便开始显现，最终一朝成为阶下囚。在服刑期间，他甚至提出要像过去那样喝红酒，但被拒绝。
不过，很多贪官为了掩饰，屡屡表现出节俭得不近人情的行为。河北“亿元贪官”马超群曾被称为最牛科级干部，对自己和外单位领导都很横，但对自己却很抠。据说，他不舍得花钱，从不露富，如果自己吃饭，只要一碗面条。
比马超群对自己更“狠”的，是原吐鲁番地区水利局局长曹培武。曹在生活中以节俭出名，身上穿的旧棉布背心是他刚参加工作时买的，30年还舍不得扔掉，平时一日三餐很简单，很少吃肉。谁能想到他却在背后单次受贿就上百万元。
这些表面上“吃相”朴素的贪官们深知贪来的钱财见不得天日的道理，只能玩瞒天过海的花样。江苏省盐城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表面上一日三餐常常是稀饭馒头，长年穿着一身灰色布衣，家里的家电价值不超过两万，却“潜伏”了11年，贪腐金额300多万元，让人大跌眼镜。镇江民防局原局长朱冬生受贿近两百万元，他的“节省”则有点“病态”，宁可坐2个多小时公交到乡下去买爱吃的豆制品，也要省下汽油钱。
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不管贪官们在这上面的算计如何巧妙，纵然得逞于一时，也不可能长久地蒙骗下去。
（摘自《廉政瞭望》）
不少贪官给人的印象是“爱吃”，频繁穿梭于大小饭局，山珍海味一顿胡嗨之余完成权钱交易。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和商人吉立昌经常在一起吃饭。一次，倪发科应吉立昌的邀请，去吉家吃羊肉饺子。吃完饭后，倪发科顺手挑了吉立昌3块较大的玉石籽料带回家。这吃的哪是什么羊肉饺子啊，吃的分明是玉石籽啊。
康熙帝一生注重树立清官榜样，比较有名的如张伯行、张鹏翮等等。此外，也惩治了一批贪官，比如“昆山三徐”，徐元文、徐秉义、徐乾学三兄弟。清代文人钱泳《履园丛话·旧闻》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大学士徐乾学是个有名的能吃的家伙，每日早朝，他要带上实心馒头五十个、黄雀五十只、鸡蛋五十个、酒十壶，这样下来，就能保证一整天不饿了。不论最终能否吃完，这量就蛮惊人了。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陆武成很注重吃的器具和“用户体验”。陆是十八大后的“甘肃首虎”，他在任金昌市委书记时，曾把预先准备的铜餐具换掉，改用金制餐具来招待客人。
有人就提出疑问：与普通餐具相比，金餐具吃饭会更香么？答案是否定的，“陆老虎”更多是吃的权力和派头罢了。滥用规制，要是换在古代，陆武成可犯了“大罪”。顺治帝在《端敬皇后行状》中透露当初废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原因之一，就是她“癖嗜奢侈”，“尝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怫然不悦”。
在古代，别说对官员用具有严格的品级规制了，就是连官员能去不能去哪些地方，也有严格规定。唐初，官员不能随意进入市场。武则天时，有个叫张衡的编外候补四品官员，终于熬到要转为正式编制、“合入三品”与宰相同级的地步了。升官之前最紧要的是不出事，一天，张衡退朝经过长安商业区，“路旁见蒸饼新熟”，馋得实在不行，就买了一个来吃。
谁知，这事被专门负责纠风的御史在武则天面前奏了他一本，女皇觉得丢脸啊，马上批示：“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张大人的政治前途就终止于这个蒸饼了。
什么稀奇吃什么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喜欢吃，也希望能提高生活品质。但有的贪官也是利用权力，尽可能找一些稀有的东西来享用。
去年11月，中央纪委曾通报，某市委书记喜欢喝高档红酒，嗜好野味，吃饭或宵夜时，通常会特意安排一些野味。据参加者后来透露，他们在一起吃过的有穿山甲、焖蛇、金钱龟、东青斑、金枪鱼，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消费都是由企业老板买单。
通报没有点出市委书记的名字，但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喜欢吃野味这个爱好，很多人都知道。他在2007年任绵阳市委书记时，到下面的一个县调研，县委书记在饭桌摆上了苏门羚、扭角羚等保护动物。谭力笑着说：“这是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啊！”县委书记说：“从山上滚下来摔死的，不吃可惜了。”谭力哈哈大笑，说：“我一来，你们这儿的野生动物就集体跳崖啊？”就在野生动物“跳崖”事件之后不久，该县委书记就被提拔，看来这顿饭很符合谭力的胃口。
谭力吃羚，让不少人想起唐朝娄师德吃羊的典故，可谓异曲同工。当年武则天崇佛，曾一度禁止民间屠宰禽畜。权臣娄师德担任御史大夫，到陕西一带公干，吃饭时厨子送上一盘羊肉。娄师德道：“皇帝严禁屠杀，怎么会有羊肉？”厨子道：“这只羊是豺咬死的。”娄师德笑道：“这只豺太懂事了。”
贪官，要对自己“狠”一点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一诗是晚唐李绅所写，流传甚广，妇孺皆知。李绅系贫民出身，世代为农，因这首诗引起政界注意，开始官运亨通，从国子助教一直做到赵国公，此时的李绅开始腐化。
仅以吃饭为例，往往一顿饭要耗费几百贯钱，几乎每餐要有一盘鸡舌菜，每次宰杀活鸡三百多只。不仅如此，李绅还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残害百姓，参与朝廷的党争，成为李德裕“李党”中的骨干分子，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唐宣宗时被革职查办。
在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身上，就有不少李绅的“影子”。他当年在担任黄浦区区长时，经常加班加点地工作，很晚才能回家。肚子饿了，总是让食堂做点面疙瘩充饥，于是就得了“面疙瘩区长”这个绰号。但他升官后，专横跋扈的性格便开始显现，最终一朝成为阶下囚。在服刑期间，他甚至提出要像过去那样喝红酒，但被拒绝。
不过，很多贪官为了掩饰，屡屡表现出节俭得不近人情的行为。河北“亿元贪官”马超群曾被称为最牛科级干部，对自己和外单位领导都很横，但对自己却很抠。据说，他不舍得花钱，从不露富，如果自己吃饭，只要一碗面条。
比马超群对自己更“狠”的，是原吐鲁番地区水利局局长曹培武。曹在生活中以节俭出名，身上穿的旧棉布背心是他刚参加工作时买的，30年还舍不得扔掉，平时一日三餐很简单，很少吃肉。谁能想到他却在背后单次受贿就上百万元。
这些表面上“吃相”朴素的贪官们深知贪来的钱财见不得天日的道理，只能玩瞒天过海的花样。江苏省盐城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表面上一日三餐常常是稀饭馒头，长年穿着一身灰色布衣，家里的家电价值不超过两万，却“潜伏”了11年，贪腐金额300多万元，让人大跌眼镜。镇江民防局原局长朱冬生受贿近两百万元，他的“节省”则有点“病态”，宁可坐2个多小时公交到乡下去买爱吃的豆制品，也要省下汽油钱。
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不管贪官们在这上面的算计如何巧妙，纵然得逞于一时，也不可能长久地蒙骗下去。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