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呼吸着空气，因为平常，我们忽略了它；我们每天用汉语拼音，读书、打字、上网，同样因为平常，我们也忽略了它。当有一天，有人问你，汉语拼音是哪来的？恐怕很少有人答得出。
　　在北京，有位年逾百岁仍笔耕不辍的学者，他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作为文字学家，周有光并非学语言出身。他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经济，曾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作为经济学教授，先后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周有光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还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院士）。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经济学家的周有光和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周有光的著作分别陈列其中。
　　经济学家周有光年过半百改行研究文字学，是偶然也是必然。早在欧洲学经济时，周有光就对文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买了大量的书自学，当时中国还没有文字学。1955年，国家进行文字改革，周有光理所当然被委以重任。三年后，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人大会上通过并在全国推广，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都说周有光有福，他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当时是不治之症，八年抗战又数度死里逃生，尔今他已107岁。当年他从上海调往北京研究文字期间，上海那些经济学家大多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二十年，平反回家已经老病无能了。周有光逃过一劫，还因汉语拼音载入史册。
　　周有光的福与终身学习有关。“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不让带书，他便带上二三十种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著作，用它们进行比较文字研究。他在看守高粱地的时候，还在和文字学家、著名教育家林汉达一起，趁人不备躺在地上，仰望长空，讨论“揠苗助长”是否应该改为通俗的“拔苗助长”，讨论“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长期的积累，使“文革”结束后古稀之年的周有光厚积薄发，著作频出：《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世界字母简史》《汉语拼音方案》《比较文字学初探》……
　　我最初读周有光，是他的《语文闲谈》，里面的文章，短小精致，既长知识，又有趣。比如，“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遭到不公正待遇。周有光在短文《斯文扫地》中写道：“斯文扫地，原义指文化或文人不受尊重或文人自甘堕落（《现代汉语词典》），引申义：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罚作扫地工作。”但作者并不是让你哈哈大笑了事，他告诉你：“词义不仅有时代性，还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特殊的用法。”全文就这么点内容。《语文闲谈》出版后成了畅销书，于是周有光又写了两本，叫“续编”和“三编”。
　　光长寿不一定有福，长寿而有质量、有厚度地活着，才是真有福。百岁周有光还在著书立说，是福，更是奇迹。他戏说上帝糊涂，遗忘了他的年龄。他在《百岁新稿》中说，希望这不是他的最后一本书。果然不久，他又出了《朝闻道集》，书名取自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是他“百岁自学”的体会。再不久，他又出了《拾贝集》、《周有光106岁自选集》，几年时间，在文化界掀起周有光热。
　　年过半百时大改行，年过一百再次“改行”，其勇气与精神非寻常人可比。周有光说自己多年呆在专业的深井，老了，想看看井外的广阔天空，于是边看边记边写，之后发给亲友们看——他本来是不想出书的。他在《拾贝集？窗外的大树风光》中说：“我在85岁那年，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室，看报看书写杂文……我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写这篇文章时，他104岁，老伴已去世。他的老伴，就是被称为最后的闺秀的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走出“专业的深井”，周有光在耄耋之年，又得了一个“文化学家周有光”的称谓。“周有光先生在一百零五岁之前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一百零六岁学人的醒世警言。”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周有光打开了我们的“第三只眼”，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多层面：萨满教不仅是我国满族人的，在俄罗斯和西亚也深入人心；沙皇就是蒙古族“大汗”的意思；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论证”；八股文不是贬意……文章有长有短，思维敏捷，观点犀利，让人拍案叫绝。
　　周有光的福更和他的心态有关。当年，出版社约《百岁新稿》时，周有光说，何必给出版社增加垃圾？书出来，他说，我真幸福，在人生晚年，得到了这种人间最可贵的合作和友情。他把自己晚年的研究写作说成是扫盲，把81岁当1岁看——92岁时，一个小朋友给他写贺卡，祝福12岁的老爷爷，他十分高兴，写进书中……
　　传奇周有光，他的下一个称谓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