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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每个人的态度不一。而态度上的不一，首先是文化这一概念词义上的不清，然后是它内涵中的多义。对于文化一词词义上的考察和它价值属性的探讨，对于文化概念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在有了对于文化的这种认识之后，再去评判一种文化之价值利弊，也会中立得多。本文所尝试的即是由文化概念的解析到一种文化的价值肯定。
关键字：文化 文化的选择 文化的态度
一、文化之为物
文化之为物，冬不御寒，夏不蔽体；渴不可为饮，饥不可为食。然人人皆知一族一国该有一文化者，是其为何物耶？
文者纹也。就字本义言，指各色交错之纹理。《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而后引生发展为若干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種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如孔子所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①其二为由伦理之说导出的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②其三则在前两层意义之上，导出美、善、德行之义。如《礼记·乐记》所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文的字义发展由纯粹的表象到表意的逐步精进，最终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概念。化字则相对简单，为改易、生成、造化的意思。若"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③又如《中庸》里之"可以赞天地化育"。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引申为教化迁善之义。
"文"与"化"之并联使用，最早见之于《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是谓文化之最原始义。文与化两字一经联用，就决定了此后几千年内文化一词的内涵及诉求。
历史上之"文化"二字，并不指称某一事物，不作名词的使用，区别于现代所谓"文化为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者。而是作一种动态的使用，是一种"运动"，一种人类朝向文明前进的手段。这里不是我要赋予文化一词以晦涩难懂的哲学意味，而是它本身蕴含着这意味，在它被提出时就负担着这一使命。汉语的传统语境中，文化乃"人文教化"之简称，"以文教化"之谓也。是长久历史的打磨和近代的西化运动，才使得这文化的概念失真，从对人类一种生活样态的要求发展成为对一种样态的描述。
文化若只是对社会价值系统总和的一种描述或代称，那它就是一死物，没有方向性、力量感和价值诉求，它背离了"文化"一词的真正内涵，成为了一个空壳。文化是一个过程，它是动态的，有方向的，有诉求，有人类的价值取向于其间，有人类于生物中的自我定位，它是人类自发的一种革新运动。唯有与世间的其它生物种群比对，我们才会看到文化的真正意蕴。
二、文化的价值诉求
如今关于文化的概念纷繁复杂，定义不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错失于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文与化两字字义与文化一词所表张的概念间存在着差异。如今所谓"文化"者，其实只是古代所谓"文"而已，"化"字已然从文化的字义中消失不见。
我们看文与化之第一次并联使用时的语境："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④天文者，天道自然之谓也；人文者，社会人伦之谓也。天文与人文对举，以明人文之区别于自然，有人伦之义；以示别于神理，有教化之义；以表别于质朴、野蛮，有文明、文雅之义。所谓人文者，人之所以为人之性也。
而就此文化的概念而言，其重点，说在文，不若说在一"化"字身上。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之忧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⑤孔子有"文"而虑不能"化"，可见"化"之不易。故文化概念之诉求，即在此"化"字上。
某种角度上，文化又可以说是人化，是人类自觉的求改进，求自我完善的努力。在人类意识到他自己能思虑，并区别于万物时，他就从自然的手中，接过了改造人类的重任。这自我意识的觉醒，触发了伟大先贤的勇敢尝试--人类的自我改造运动。他们的构思虽基于当时已有的人类社会结构，但价值却大大的超越时代，直透到人类的未来。这思想上的解放犹如手之于人体的解放一般，一旦获得，就再不会从人类文明中消失。注重自身，注重意识是任何发展了的文明的通性，中国也好，印度也好，希腊、希伯来也好，无不是在这条道路上获得成功。人类的自我认识和改造，即是"文化"一词的最本质意蕴。故文化一词的真正意欲，指的是人类自我改造的某一种样态，其间带有指向性和主动性。而这也正是文化一词在汉语语境中，会有价值诉求的缘由。
而我们如今之文化概念，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消磨掉这一属性，成为无价值诉求之一名词。我希冀的是文化概念中价值的复归。而不仅是以一个名词的身份，去称谓这一人类自我革新运动的成果。它要成为活物，而不是像一棵死去的树，以干枯的枝丫去泽被后人，那只能被称作死去的文明。而文化本身是区别于文明的，文化是出于人类对外界积极主动应对之态势，是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过程，是用力之所在。而文明只是这用力的结果，文明若是人类生活的制作品，文化便是这制作的样法。
三、文化的选择问题
在寻求文化概念价值复归的同时，也带出了文化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的选择问题。这文化的选择问题，即指选择标准上的考量，亦指选择有了结果后的思虑。文化概念里的价值诉求，要求对文化进行甄别，这里不再从词义上讨论文化的问题，而是转从它的属性。
在文化的选择问题上，我们这个民族并不陌生，中国之历史即是文化这一属性的最好例证。我们自古是有夷夏之辩，而后有百家争鸣，再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最近者，即为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的大碰撞。这真真的都是文化的选择问题。往大了讲，这是人类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与意愿发展自己的尝试；从小的一面讲，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维系自身的努力。文化的选择，不仅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存亡，还会决定整个人类的发展走向。
就夷夏之辩而言，本质上，它是一个文化的选择问题，或说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⑥夷夏之辩是要辨明夷狄与诸夏之区别，而这辨别的标准即是文化。何者为夷，何者为夏，只是文化的问题，无关乎血缘地域，是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⑦夷夏之辩贯乎中国之整个历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个文化上的漫长争论，造就与延续了中华之文明。 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选择，则完完全全的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2000年内的文化样态。秦焚书坑儒，二世而亡，汉独尊儒术，而开大一统之先河。这个选择曾将国家、民族推向顶点，亦曾将我们带入低谷，如今它还将导向我们的未来。不论我们抛弃它，还是延续它，它的影响，还要延续，还要挥发，以它曾经拥有的荣耀，也以它曾经带来的黑暗。
文化的选择不同于其他的选择。因为它的决定性作用，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群体能承担它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如今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更巨大的挑战，因为它有了诸多的既有文化可供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已然错乱。当近代夷夏之辩的硝烟还未散去，我们的文化就失去了选择的标准，因为已没了选择的余地。一種文化之所以还存在，那是因为还有坚守在它教导之下的民族。民族或者国家，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不是单独的存在，在过去以至未来，会有千万中文化，无论死去的还是未生的。因为文化即指已形成的某种人类生活样态，亦指整体上人类不熄的自我改造。
朝代之更替，时代之变迁，生命之态度，起承转合间，都为文化之节奏。文化是一切之根基，人生于文化，死于文化。任何人做任何事，都需要在内心的流转上求得文化的同意；文化是一切之根基，一族之兴起于文化，系于文化。它之于民族之林的位置，由此文化圈定；文化是一切之根基，国之奋起由它，国之安宁由它。故于文化上的选择问题，不得不慎重。
四、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说及此处，我也不能不就文化观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许多国人的态度是拿不准，历史与现实的冲突，情感与理智的纠缠，都使得国人在面对文化问题时思虑万千。中国如今所面临的文化问题看似很多，而真正有的，其实只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如何看待过去的文化，是任何时代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决定了现今文化的样态，同时也决定了未来的文化模式。
回顾我们中国之文化，其被创生之初的自然、人文、社会条件所影响，走上一条以安顿人生为目的的路。就传统文化⑧走的这条路，我是同意的。在人类意识萌动之初，先人之见于自然人文，其所思虑，即比现代人认真，又比现代人真切。在人类能力大发展前，必然的要畏惧于自然，在这畏惧之下，所衍生出来的态度，或于自然之争斗中强力求取战胜自然，或于自然的争斗中求两者之调和，或于自然的争斗中消解自然。这三种态度的代表分别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路径是向内求诸己，不求对自然及彼时人力所不及之改造，而求两者之糅合协调。这其实是一种转进之后的态度，是文化真正该有的态度。那种认为西方文化在于征服自然，中国文化只在于对自然采取调和的文化观是及其片面的，文化之通性就是征服自然，文化乃人类积极主动应对环境之产物，东西方于此并无不同，这是文化之共性。文化之差别，实为人们应付环境之方式及主体之态度不同引生的。不同之态度加之不同的环境，便有不同之文化。中国文化不是不征服自然，而是在方式上有所区别。西方人直白白的对着自然下手，而我们中国文化的方式则是向内求诸己。在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中，有文化早熟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得与失皆在"早熟"两字上，其得在早熟之"熟"，其失在早熟之"早"。中国未按文化的正常发展路径经历身的文化而径直从心发展出来，这理性的早启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使中国的文化走上以安顿人生为目的的道路。
但如今的人们质疑中国这传统文化之价值，谓这向内求诸己的态度按压了人性中那由欲望所带来的力量，那野蛮的力量，那开拓的力量。致使在以后的时代里，一再的错过以人类力量战胜自然的契机。说这力量被我们的文化所消减，以至在千年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空间依旧在此前文化所划定的区域之内，所努力的方向还在向内求得自身的完善。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但我必需提出一个反问，那就是中国近代之积贫积弱，之不堪，之悲惨，难道要让千年之前的古人们来负责吗？
一种文化之价值以何者为评判？为其对国家安定有助益，或对一民族延续有功绩，又或对人类发展认识自己有标杆？文化这个复杂的问题，它于人类有功绩不见得就于该国有效用，它古时于该族有功绩不见得此时于该族仍有效用。你或说以时下时人有用为依据，然以此为据选出来的岂是文化？一政策耳。中国近代之悲惨不堪，全然是一国一族之政策错误，一人一群体之私欲未已。但却牵连到文化之根基，民族之慧命，不可谓不惊心。
对于中国的文化问题，我们该持一个怎样的态度呢？这个问题近百年来不止十次百次的被人们所思考，而其结论，却依旧在百年之前的原点，因为如今的我们，依旧还在迷茫之中。责任不在前人大家，而在我们自身之不坚守践行。前人对于文化的探索，从西化到坚守，到调和，任何一条文化的可行之路，他们只身前往，沿途劈荆斩棘，掘井种树，只望后人前来跟随。可如今他们之努力，却只为我们张望，而不跟随。文化不昌之缘由，可谓全在我们自己。他人不以文化为事，我们则不能不以文化为事。他人于文化或未有认识，而你我于文化有认识，则这文化昌盛之事，便是你我之责任，推卸不得，松懈不得。
这便是我的文化观。
注释：
①语出 《论语·子罕》
②语出 《论语·雍也》
③语出 《易·系辞下》
④语出 《易·贲卦·彖传》
⑤语出 《论语·述而》
⑥语出《论语·八佾》
⑦语出《原道》韩愈著
⑧此处所谓传统文化，指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梁常诚（1988.2- ），男，广西金秀人，2011级硕士研究生，现于浙江财经大学伦理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关键字：文化 文化的选择 文化的态度
一、文化之为物
文化之为物，冬不御寒，夏不蔽体；渴不可为饮，饥不可为食。然人人皆知一族一国该有一文化者，是其为何物耶？
文者纹也。就字本义言，指各色交错之纹理。《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而后引生发展为若干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種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如孔子所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①其二为由伦理之说导出的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②其三则在前两层意义之上，导出美、善、德行之义。如《礼记·乐记》所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文的字义发展由纯粹的表象到表意的逐步精进，最终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概念。化字则相对简单，为改易、生成、造化的意思。若"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③又如《中庸》里之"可以赞天地化育"。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引申为教化迁善之义。
"文"与"化"之并联使用，最早见之于《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是谓文化之最原始义。文与化两字一经联用，就决定了此后几千年内文化一词的内涵及诉求。
历史上之"文化"二字，并不指称某一事物，不作名词的使用，区别于现代所谓"文化为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者。而是作一种动态的使用，是一种"运动"，一种人类朝向文明前进的手段。这里不是我要赋予文化一词以晦涩难懂的哲学意味，而是它本身蕴含着这意味，在它被提出时就负担着这一使命。汉语的传统语境中，文化乃"人文教化"之简称，"以文教化"之谓也。是长久历史的打磨和近代的西化运动，才使得这文化的概念失真，从对人类一种生活样态的要求发展成为对一种样态的描述。
文化若只是对社会价值系统总和的一种描述或代称，那它就是一死物，没有方向性、力量感和价值诉求，它背离了"文化"一词的真正内涵，成为了一个空壳。文化是一个过程，它是动态的，有方向的，有诉求，有人类的价值取向于其间，有人类于生物中的自我定位，它是人类自发的一种革新运动。唯有与世间的其它生物种群比对，我们才会看到文化的真正意蕴。
二、文化的价值诉求
如今关于文化的概念纷繁复杂，定义不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错失于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文与化两字字义与文化一词所表张的概念间存在着差异。如今所谓"文化"者，其实只是古代所谓"文"而已，"化"字已然从文化的字义中消失不见。
我们看文与化之第一次并联使用时的语境："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④天文者，天道自然之谓也；人文者，社会人伦之谓也。天文与人文对举，以明人文之区别于自然，有人伦之义；以示别于神理，有教化之义；以表别于质朴、野蛮，有文明、文雅之义。所谓人文者，人之所以为人之性也。
而就此文化的概念而言，其重点，说在文，不若说在一"化"字身上。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之忧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⑤孔子有"文"而虑不能"化"，可见"化"之不易。故文化概念之诉求，即在此"化"字上。
某种角度上，文化又可以说是人化，是人类自觉的求改进，求自我完善的努力。在人类意识到他自己能思虑，并区别于万物时，他就从自然的手中，接过了改造人类的重任。这自我意识的觉醒，触发了伟大先贤的勇敢尝试--人类的自我改造运动。他们的构思虽基于当时已有的人类社会结构，但价值却大大的超越时代，直透到人类的未来。这思想上的解放犹如手之于人体的解放一般，一旦获得，就再不会从人类文明中消失。注重自身，注重意识是任何发展了的文明的通性，中国也好，印度也好，希腊、希伯来也好，无不是在这条道路上获得成功。人类的自我认识和改造，即是"文化"一词的最本质意蕴。故文化一词的真正意欲，指的是人类自我改造的某一种样态，其间带有指向性和主动性。而这也正是文化一词在汉语语境中，会有价值诉求的缘由。
而我们如今之文化概念，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消磨掉这一属性，成为无价值诉求之一名词。我希冀的是文化概念中价值的复归。而不仅是以一个名词的身份，去称谓这一人类自我革新运动的成果。它要成为活物，而不是像一棵死去的树，以干枯的枝丫去泽被后人，那只能被称作死去的文明。而文化本身是区别于文明的，文化是出于人类对外界积极主动应对之态势，是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过程，是用力之所在。而文明只是这用力的结果，文明若是人类生活的制作品，文化便是这制作的样法。
三、文化的选择问题
在寻求文化概念价值复归的同时，也带出了文化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的选择问题。这文化的选择问题，即指选择标准上的考量，亦指选择有了结果后的思虑。文化概念里的价值诉求，要求对文化进行甄别，这里不再从词义上讨论文化的问题，而是转从它的属性。
在文化的选择问题上，我们这个民族并不陌生，中国之历史即是文化这一属性的最好例证。我们自古是有夷夏之辩，而后有百家争鸣，再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最近者，即为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的大碰撞。这真真的都是文化的选择问题。往大了讲，这是人类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与意愿发展自己的尝试；从小的一面讲，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维系自身的努力。文化的选择，不仅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存亡，还会决定整个人类的发展走向。
就夷夏之辩而言，本质上，它是一个文化的选择问题，或说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⑥夷夏之辩是要辨明夷狄与诸夏之区别，而这辨别的标准即是文化。何者为夷，何者为夏，只是文化的问题，无关乎血缘地域，是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⑦夷夏之辩贯乎中国之整个历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个文化上的漫长争论，造就与延续了中华之文明。 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选择，则完完全全的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2000年内的文化样态。秦焚书坑儒，二世而亡，汉独尊儒术，而开大一统之先河。这个选择曾将国家、民族推向顶点，亦曾将我们带入低谷，如今它还将导向我们的未来。不论我们抛弃它，还是延续它，它的影响，还要延续，还要挥发，以它曾经拥有的荣耀，也以它曾经带来的黑暗。
文化的选择不同于其他的选择。因为它的决定性作用，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群体能承担它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如今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更巨大的挑战，因为它有了诸多的既有文化可供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已然错乱。当近代夷夏之辩的硝烟还未散去，我们的文化就失去了选择的标准，因为已没了选择的余地。一種文化之所以还存在，那是因为还有坚守在它教导之下的民族。民族或者国家，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不是单独的存在，在过去以至未来，会有千万中文化，无论死去的还是未生的。因为文化即指已形成的某种人类生活样态，亦指整体上人类不熄的自我改造。
朝代之更替，时代之变迁，生命之态度，起承转合间，都为文化之节奏。文化是一切之根基，人生于文化，死于文化。任何人做任何事，都需要在内心的流转上求得文化的同意；文化是一切之根基，一族之兴起于文化，系于文化。它之于民族之林的位置，由此文化圈定；文化是一切之根基，国之奋起由它，国之安宁由它。故于文化上的选择问题，不得不慎重。
四、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说及此处，我也不能不就文化观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许多国人的态度是拿不准，历史与现实的冲突，情感与理智的纠缠，都使得国人在面对文化问题时思虑万千。中国如今所面临的文化问题看似很多，而真正有的，其实只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如何看待过去的文化，是任何时代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决定了现今文化的样态，同时也决定了未来的文化模式。
回顾我们中国之文化，其被创生之初的自然、人文、社会条件所影响，走上一条以安顿人生为目的的路。就传统文化⑧走的这条路，我是同意的。在人类意识萌动之初，先人之见于自然人文，其所思虑，即比现代人认真，又比现代人真切。在人类能力大发展前，必然的要畏惧于自然，在这畏惧之下，所衍生出来的态度，或于自然之争斗中强力求取战胜自然，或于自然的争斗中求两者之调和，或于自然的争斗中消解自然。这三种态度的代表分别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路径是向内求诸己，不求对自然及彼时人力所不及之改造，而求两者之糅合协调。这其实是一种转进之后的态度，是文化真正该有的态度。那种认为西方文化在于征服自然，中国文化只在于对自然采取调和的文化观是及其片面的，文化之通性就是征服自然，文化乃人类积极主动应对环境之产物，东西方于此并无不同，这是文化之共性。文化之差别，实为人们应付环境之方式及主体之态度不同引生的。不同之态度加之不同的环境，便有不同之文化。中国文化不是不征服自然，而是在方式上有所区别。西方人直白白的对着自然下手，而我们中国文化的方式则是向内求诸己。在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中，有文化早熟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得与失皆在"早熟"两字上，其得在早熟之"熟"，其失在早熟之"早"。中国未按文化的正常发展路径经历身的文化而径直从心发展出来，这理性的早启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使中国的文化走上以安顿人生为目的的道路。
但如今的人们质疑中国这传统文化之价值，谓这向内求诸己的态度按压了人性中那由欲望所带来的力量，那野蛮的力量，那开拓的力量。致使在以后的时代里，一再的错过以人类力量战胜自然的契机。说这力量被我们的文化所消减，以至在千年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空间依旧在此前文化所划定的区域之内，所努力的方向还在向内求得自身的完善。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但我必需提出一个反问，那就是中国近代之积贫积弱，之不堪，之悲惨，难道要让千年之前的古人们来负责吗？
一种文化之价值以何者为评判？为其对国家安定有助益，或对一民族延续有功绩，又或对人类发展认识自己有标杆？文化这个复杂的问题，它于人类有功绩不见得就于该国有效用，它古时于该族有功绩不见得此时于该族仍有效用。你或说以时下时人有用为依据，然以此为据选出来的岂是文化？一政策耳。中国近代之悲惨不堪，全然是一国一族之政策错误，一人一群体之私欲未已。但却牵连到文化之根基，民族之慧命，不可谓不惊心。
对于中国的文化问题，我们该持一个怎样的态度呢？这个问题近百年来不止十次百次的被人们所思考，而其结论，却依旧在百年之前的原点，因为如今的我们，依旧还在迷茫之中。责任不在前人大家，而在我们自身之不坚守践行。前人对于文化的探索，从西化到坚守，到调和，任何一条文化的可行之路，他们只身前往，沿途劈荆斩棘，掘井种树，只望后人前来跟随。可如今他们之努力，却只为我们张望，而不跟随。文化不昌之缘由，可谓全在我们自己。他人不以文化为事，我们则不能不以文化为事。他人于文化或未有认识，而你我于文化有认识，则这文化昌盛之事，便是你我之责任，推卸不得，松懈不得。
这便是我的文化观。
注释：
①语出 《论语·子罕》
②语出 《论语·雍也》
③语出 《易·系辞下》
④语出 《易·贲卦·彖传》
⑤语出 《论语·述而》
⑥语出《论语·八佾》
⑦语出《原道》韩愈著
⑧此处所谓传统文化，指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梁常诚（1988.2- ），男，广西金秀人，2011级硕士研究生，现于浙江财经大学伦理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