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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坝中国城表面虽然破旧，但是却蕴藏着勃勃生机。它位于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东郊，是印度最大的华人华侨聚居区，也是华人华侨社团最为集中的地方。这里虽只有约１０平方公里，皮革生产却远近闻名，年处理皮革量占全印度的１／５强。
离中国传统丙戍年（２００６年）春节还有十来天，印度加尔各答市的塔坝中国城里就高高挂起了“热烈欢迎海外同胞回乡过年”的横幅，华人华侨住宅的门上贴出了“福”字和春联，餐馆、饭庄挂上了大红灯笼。大年三十前，社区里舞狮、舞龙、放鞭炮、聚餐，甚至还有祭祖等仪式。远离故土的游子，保持传统习俗的气氛更浓、更醇。
皮革之乡
加尔各答市塔坝中国城与我印象中世界其他城市的中国城无法相比。这里没有日本横滨中华街繁华热闹的街市，没有纽约唐人街高高耸立的中国名人铜像，没有芝加哥中国城高大亮丽的牌楼，只是在距离塔坝社区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约１米宽、１．５米高，用中文、英文、印地语和孟加拉语四种文字写成的“塔霸中国城”（原文如此）路标，这还是去年９月华人社团经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刚刚立起来的。
进入社区，迎面而来的，是马路两旁低矮的房屋和店铺。顺路左行，右侧是工厂高耸的围墙，左侧便是一条流淌着黑灰色污水、散发出刺鼻臭味的水沟，这是塔坝地区的特有产物——皮革厂排污沟。这里街道狭窄，路面年久失修，坑洼不平，有些地方甚至积满污水，泥泞难行。不时有印人拉着装满蓝灰色生牛皮的排子车缓缓而过。路上见到的印人多、华人少，连小商贩也几乎是清一色的印度人，只有不时映入眼帘的“热锅餐厅”、“永生皮厂”、“北京饭店”等中文招牌，才使人意识到这就是加尔各答的塔坝中国城。
塔坝中国城表面虽然破旧，但是却蕴藏着勃勃生机。它位于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东郊，是印度最大的华人华侨聚居区，也是华人华侨社团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加城华人华侨约有三四千人。除在城里的中国街、鞋街、孙逸仙路散居着不少祖籍为湖北、浙江、福建、山东的华人华侨外，聚居最集中的在塔坝社区，其中广东梅县客家人占９０％以上，绝大多数从事皮革和餐饮业。社区拥有一所华文学校和一家华文小报，中华食街也初见规模。这里虽只有约１０平方公里，皮革生产却远近闻名，年处理皮革量占全印度的１／５强。
过去，塔坝是一片沼泽地。相传１９世纪初，一位姓熊的广东人来到塔坝开设皮厂，随后大批广东梅县人陆续到这里安家落户。上世纪２０年代至５０年代，塔坝的皮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到了６４家，但都是原始的小本经营工厂。７０年代，未经加工的半制成皮革（俗称药水皮）畅销欧洲，塔坝地区的华人华侨皮革厂遂扩大规模，兴建皮厂的人也逐步增加，到７０年代末期已达２００余家。８０年代，许多厂家为提高皮革质量，扩大产品竞争力，开始从外国购买各类新式机器，塔坝地区的制革技术由此改进，几近外国先进水平。至９０年代中期，社区大大小小的皮革厂已有２３０多家。
塔坝多数华人皮革厂业主的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上。他们的住宅多与自家工厂相连，有的就在工厂厂房楼上。家境富裕者有房、有车，还雇有好几个佣人，印度富人所具备的，他们都应有尽有。塔坝中国城皮革业非常发达，鼎盛时期曾经养育了当地近一万多华人华侨，同时也给西孟加拉邦的印度人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皮革之乡塔坝是几代华人华侨艰苦创业的结晶。
几家欢喜几家愁
然而近年来，塔坝的皮革业主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因塔坝皮革生产造成严重污染，当地政府要求各皮厂加以治理并限期搬迁到２０公里外的新工业园区。一些小厂因无力治污、搬迁和进行再投资，只能停业。他们有的转行，有的举家外迁，有的甚至申请移民，远走异国。加之其他因素，现在塔坝地区的华人华侨已从过去的近万人降至１４００多人，工厂只剩２００余家，其中有不少还租给了印人，坚持自己生产的只有６５家。搬迁问题是目前华人华侨最关心也是最头痛的问题。
塔坝地区最具实力的皮厂之一当属华人李志雄的“合盛皮厂”。李家祖辈从广东梅县到加城经营皮革生意已有近百年历史了。他从父辈手中接管皮厂时，工厂仅有４０多名工人。不到３０年，他的工厂已发展成有近３００名工人的大企业，采用了意大利、德国和中国先进的进口设备和生产工艺，产品远销欧美市场，年销售额达两千多万美元。该厂是目前惟一一家在新工业园区部分开工生产的华人皮革厂，自备了污水处理设施。近几年，他不仅从事皮革生产，还涉足贸易和房地产。他在加城近郊购买了一大片土地，计划兴建类似“世界微缩景观”的游乐园或是搞房地产。他还设想和其他人一道，在塔坝社区开办超市，兴建无污染的工厂，为社区、为同胞做些贡献。
相比之下，廖先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有一个家庭式小皮厂，一进门便是自家的门厅兼厨房，往里走便是狭窄的过道，左侧是卧室，穿过过道便是一台处理皮革的大滚筒机和手工作坊。廖先生１６岁学徒，靠几十年打拼挣下了属于自己的小皮厂，目前租给印度人制作腰带和钱包，实行计件收费，基本能维持正常生活。他说，现在当地政府要求所有皮厂搬迁到新工业园区，这无异于断绝了资金不足的小厂的生路。
皮革之乡塔坝，现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重新选择，重新组合，重新创业，舍与得碰撞，生与死交织，机会与挑战并存。
培梅中学：当今印度中华文化的摇篮
据“华人联合会”秘书长李万诚先生介绍，加城原有六所中文学校，上世纪６０年代中印关系恶化后相继关闭，只剩培梅中学一所了。他本人就毕业于培梅中学，他的同学遍及世界各地。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华人中，凡中文讲得好的大多毕业于此。它不愧为当今印度中华文化的摇篮。
校董吴伟垣先生告诉我们，上世纪５０年代，培梅的学生曾多达１０００余人。如今，随着印度华人华侨的外流，学生少了，全日制学生加上中文补习班的学生只有１００来人，教师７人。尽管如此，大家仍在努力办学。校长梁雪明说，学校原有３０多间教室，现在许多已经空置，由于资金匮乏，校舍年久失修，有的地方墙皮脱落甚至漏水。目前除了教学收入和部分董事会成员的捐助外，学校只能在周末靠出租学校大厅供当地华人华侨举办婚宴以及为社团提供活动场所等措施筹集资金。她感谢使馆在教材等方面对学校提供的支持，感谢孙玉玺大使在春节前向学校赠送了电视机和ＤＶＤ机、文具和书籍。
《印度商报》顽强求生
印度原有两份华文报纸《印度日报》和《印度商报》。因资金不足和其他原因，《印度日报》２００１年已经停业。《印度商报》是１９６９年由当地华人社团“厂商理事会”出资筹办的，目前日发行量仅２００多份，每份售价２．５卢比，员工加上社长总共只有四人。过去报纸全靠手工抄写，人工排版。２００５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报社赠送了一台电脑，从此这份报纸的新闻部分已是打印的，但尚不是所有版面。广告是该报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报社简陋的办公室里，８０多岁的陈其蕊社长说，由于各种原因，报社资金短缺，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是他本人仍坚持把报纸办下去。的确，印度的华人华侨人数在逐年减少，华人后代大多已不讲汉语，只讲英语和印地语。商报的读者减少，在这种形势下仍能坚持办报，已是难能可贵。
中式餐饮前景光明
塔坝地区的餐馆十多年前还不到２０家，随着一些皮厂的搬迁、关门和歇业，一些人转行干起了餐饮，塔坝地区大大小小的餐馆已发展到３５家之多，形成了一条中华食街。
钟淼祥先生是最早在塔坝开餐馆的广东人之一，也是最早把ＣＣＴＶ—４和国内其他电视节目引进塔坝社区的人之一。虽说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有线电视，但他仍保留着自家餐厅房顶上那口“锅”（卫星电视接收设备），这是他热爱祖国、引以为豪的见证。现在他主要经营团体宴席，每逢社区有婚丧嫁娶或其他大型庆祝活动，他和太太一做就是几十桌地道的客家风味菜肴。
两次到加城，都在“北京饭店”用过餐。这家餐馆是７０多岁高龄的刘国赵先生所开，他不仅是“华人联合会”会长，一直在为华人华侨的利益奔波忙碌，而且还为使馆在加城的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在社团之间做了许多组织和协调工作。同时，称他为“加城餐饮业的领头羊”绝对名副其实。他的餐厅无论是规模还是装潢，在加城都是一流的。除了塔坝社区的“北京饭店”和“金陵饭庄”外，他还在加尔各答市内拥有“东方餐厅”和“贵宾餐厅”两家饭店。当我们在下榻的饭店询问城里有名气的中餐馆时，印度小姐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推荐了“东方餐厅”。刘太太的烹调手艺也堪称一流。加市市内和塔坝社区近２０家社团和从海外回到塔坝过年的华人华侨代表共８０多人曾在“北京饭店”聚餐，按客家人的习俗，九菜一汤，刘太太亲自掌勺，道道是美味佳肴。
在“北京饭店”斜对面，还有一家新开张不久的中餐馆“碧宝思”（ＢＩＧ ＢＯＳＳ），主人是华侨谢应兴先生。谢先生原有一家皮革厂，看到当地政府的搬迁令，想到搬迁带来的种种艰难，头脑灵活的谢先生立即关掉皮厂，在塔坝购买了一栋三层小楼，转行做起餐饮生意。现在他已由皮革厂的老板变成了餐饮业的行家里手。
听说，中华食街已小有名气。不少城里的印度人都开车到塔坝品尝中国美食，尤其在印度节假日，各家餐馆的生意就火得不得了。
颇具发展潜力的中国城
我们所处的时代，新旧交替、急剧变化。中国和印度是当今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塔坝华人社区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正是由于塔坝地区皮革生产造成严重污染，当地政府才下决心要治理、搬迁。这对塔坝人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取消了对华人华侨的歧视和限制性条款。近年来，中印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更使两国关系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在印度的华人华侨就像吃了定心丸，能静下心来过日子、安下心来谋发展了。
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离不开两国的合作。随着中印两国经济、文化、旅游等各方面的往来不断增加，印度正掀起“汉语热”，各类汉语培训班应运而生，连印度著名公司塔塔集团在加尔各答钢铁公司办公大楼内的员工们，也办起了中文短期培训班。
１００多年前，塔坝华人华侨的先辈们赤手空拳、漂洋过海来到这里谋生存，在一片荒凉的沼泽地上建起了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工厂。如今，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转变观念，拓展思路，挖掘潜力，广集资金，创新技术，一个对中印两国、对对家庭、对个人都有利的新的塔坝中国城一定会呈现在不久的将来。
离中国传统丙戍年（２００６年）春节还有十来天，印度加尔各答市的塔坝中国城里就高高挂起了“热烈欢迎海外同胞回乡过年”的横幅，华人华侨住宅的门上贴出了“福”字和春联，餐馆、饭庄挂上了大红灯笼。大年三十前，社区里舞狮、舞龙、放鞭炮、聚餐，甚至还有祭祖等仪式。远离故土的游子，保持传统习俗的气氛更浓、更醇。
皮革之乡
加尔各答市塔坝中国城与我印象中世界其他城市的中国城无法相比。这里没有日本横滨中华街繁华热闹的街市，没有纽约唐人街高高耸立的中国名人铜像，没有芝加哥中国城高大亮丽的牌楼，只是在距离塔坝社区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约１米宽、１．５米高，用中文、英文、印地语和孟加拉语四种文字写成的“塔霸中国城”（原文如此）路标，这还是去年９月华人社团经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刚刚立起来的。
进入社区，迎面而来的，是马路两旁低矮的房屋和店铺。顺路左行，右侧是工厂高耸的围墙，左侧便是一条流淌着黑灰色污水、散发出刺鼻臭味的水沟，这是塔坝地区的特有产物——皮革厂排污沟。这里街道狭窄，路面年久失修，坑洼不平，有些地方甚至积满污水，泥泞难行。不时有印人拉着装满蓝灰色生牛皮的排子车缓缓而过。路上见到的印人多、华人少，连小商贩也几乎是清一色的印度人，只有不时映入眼帘的“热锅餐厅”、“永生皮厂”、“北京饭店”等中文招牌，才使人意识到这就是加尔各答的塔坝中国城。
塔坝中国城表面虽然破旧，但是却蕴藏着勃勃生机。它位于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东郊，是印度最大的华人华侨聚居区，也是华人华侨社团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加城华人华侨约有三四千人。除在城里的中国街、鞋街、孙逸仙路散居着不少祖籍为湖北、浙江、福建、山东的华人华侨外，聚居最集中的在塔坝社区，其中广东梅县客家人占９０％以上，绝大多数从事皮革和餐饮业。社区拥有一所华文学校和一家华文小报，中华食街也初见规模。这里虽只有约１０平方公里，皮革生产却远近闻名，年处理皮革量占全印度的１／５强。
过去，塔坝是一片沼泽地。相传１９世纪初，一位姓熊的广东人来到塔坝开设皮厂，随后大批广东梅县人陆续到这里安家落户。上世纪２０年代至５０年代，塔坝的皮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到了６４家，但都是原始的小本经营工厂。７０年代，未经加工的半制成皮革（俗称药水皮）畅销欧洲，塔坝地区的华人华侨皮革厂遂扩大规模，兴建皮厂的人也逐步增加，到７０年代末期已达２００余家。８０年代，许多厂家为提高皮革质量，扩大产品竞争力，开始从外国购买各类新式机器，塔坝地区的制革技术由此改进，几近外国先进水平。至９０年代中期，社区大大小小的皮革厂已有２３０多家。
塔坝多数华人皮革厂业主的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上。他们的住宅多与自家工厂相连，有的就在工厂厂房楼上。家境富裕者有房、有车，还雇有好几个佣人，印度富人所具备的，他们都应有尽有。塔坝中国城皮革业非常发达，鼎盛时期曾经养育了当地近一万多华人华侨，同时也给西孟加拉邦的印度人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皮革之乡塔坝是几代华人华侨艰苦创业的结晶。
几家欢喜几家愁
然而近年来，塔坝的皮革业主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因塔坝皮革生产造成严重污染，当地政府要求各皮厂加以治理并限期搬迁到２０公里外的新工业园区。一些小厂因无力治污、搬迁和进行再投资，只能停业。他们有的转行，有的举家外迁，有的甚至申请移民，远走异国。加之其他因素，现在塔坝地区的华人华侨已从过去的近万人降至１４００多人，工厂只剩２００余家，其中有不少还租给了印人，坚持自己生产的只有６５家。搬迁问题是目前华人华侨最关心也是最头痛的问题。
塔坝地区最具实力的皮厂之一当属华人李志雄的“合盛皮厂”。李家祖辈从广东梅县到加城经营皮革生意已有近百年历史了。他从父辈手中接管皮厂时，工厂仅有４０多名工人。不到３０年，他的工厂已发展成有近３００名工人的大企业，采用了意大利、德国和中国先进的进口设备和生产工艺，产品远销欧美市场，年销售额达两千多万美元。该厂是目前惟一一家在新工业园区部分开工生产的华人皮革厂，自备了污水处理设施。近几年，他不仅从事皮革生产，还涉足贸易和房地产。他在加城近郊购买了一大片土地，计划兴建类似“世界微缩景观”的游乐园或是搞房地产。他还设想和其他人一道，在塔坝社区开办超市，兴建无污染的工厂，为社区、为同胞做些贡献。
相比之下，廖先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有一个家庭式小皮厂，一进门便是自家的门厅兼厨房，往里走便是狭窄的过道，左侧是卧室，穿过过道便是一台处理皮革的大滚筒机和手工作坊。廖先生１６岁学徒，靠几十年打拼挣下了属于自己的小皮厂，目前租给印度人制作腰带和钱包，实行计件收费，基本能维持正常生活。他说，现在当地政府要求所有皮厂搬迁到新工业园区，这无异于断绝了资金不足的小厂的生路。
皮革之乡塔坝，现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重新选择，重新组合，重新创业，舍与得碰撞，生与死交织，机会与挑战并存。
培梅中学：当今印度中华文化的摇篮
据“华人联合会”秘书长李万诚先生介绍，加城原有六所中文学校，上世纪６０年代中印关系恶化后相继关闭，只剩培梅中学一所了。他本人就毕业于培梅中学，他的同学遍及世界各地。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华人中，凡中文讲得好的大多毕业于此。它不愧为当今印度中华文化的摇篮。
校董吴伟垣先生告诉我们，上世纪５０年代，培梅的学生曾多达１０００余人。如今，随着印度华人华侨的外流，学生少了，全日制学生加上中文补习班的学生只有１００来人，教师７人。尽管如此，大家仍在努力办学。校长梁雪明说，学校原有３０多间教室，现在许多已经空置，由于资金匮乏，校舍年久失修，有的地方墙皮脱落甚至漏水。目前除了教学收入和部分董事会成员的捐助外，学校只能在周末靠出租学校大厅供当地华人华侨举办婚宴以及为社团提供活动场所等措施筹集资金。她感谢使馆在教材等方面对学校提供的支持，感谢孙玉玺大使在春节前向学校赠送了电视机和ＤＶＤ机、文具和书籍。
《印度商报》顽强求生
印度原有两份华文报纸《印度日报》和《印度商报》。因资金不足和其他原因，《印度日报》２００１年已经停业。《印度商报》是１９６９年由当地华人社团“厂商理事会”出资筹办的，目前日发行量仅２００多份，每份售价２．５卢比，员工加上社长总共只有四人。过去报纸全靠手工抄写，人工排版。２００５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报社赠送了一台电脑，从此这份报纸的新闻部分已是打印的，但尚不是所有版面。广告是该报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报社简陋的办公室里，８０多岁的陈其蕊社长说，由于各种原因，报社资金短缺，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是他本人仍坚持把报纸办下去。的确，印度的华人华侨人数在逐年减少，华人后代大多已不讲汉语，只讲英语和印地语。商报的读者减少，在这种形势下仍能坚持办报，已是难能可贵。
中式餐饮前景光明
塔坝地区的餐馆十多年前还不到２０家，随着一些皮厂的搬迁、关门和歇业，一些人转行干起了餐饮，塔坝地区大大小小的餐馆已发展到３５家之多，形成了一条中华食街。
钟淼祥先生是最早在塔坝开餐馆的广东人之一，也是最早把ＣＣＴＶ—４和国内其他电视节目引进塔坝社区的人之一。虽说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有线电视，但他仍保留着自家餐厅房顶上那口“锅”（卫星电视接收设备），这是他热爱祖国、引以为豪的见证。现在他主要经营团体宴席，每逢社区有婚丧嫁娶或其他大型庆祝活动，他和太太一做就是几十桌地道的客家风味菜肴。
两次到加城，都在“北京饭店”用过餐。这家餐馆是７０多岁高龄的刘国赵先生所开，他不仅是“华人联合会”会长，一直在为华人华侨的利益奔波忙碌，而且还为使馆在加城的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在社团之间做了许多组织和协调工作。同时，称他为“加城餐饮业的领头羊”绝对名副其实。他的餐厅无论是规模还是装潢，在加城都是一流的。除了塔坝社区的“北京饭店”和“金陵饭庄”外，他还在加尔各答市内拥有“东方餐厅”和“贵宾餐厅”两家饭店。当我们在下榻的饭店询问城里有名气的中餐馆时，印度小姐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推荐了“东方餐厅”。刘太太的烹调手艺也堪称一流。加市市内和塔坝社区近２０家社团和从海外回到塔坝过年的华人华侨代表共８０多人曾在“北京饭店”聚餐，按客家人的习俗，九菜一汤，刘太太亲自掌勺，道道是美味佳肴。
在“北京饭店”斜对面，还有一家新开张不久的中餐馆“碧宝思”（ＢＩＧ ＢＯＳＳ），主人是华侨谢应兴先生。谢先生原有一家皮革厂，看到当地政府的搬迁令，想到搬迁带来的种种艰难，头脑灵活的谢先生立即关掉皮厂，在塔坝购买了一栋三层小楼，转行做起餐饮生意。现在他已由皮革厂的老板变成了餐饮业的行家里手。
听说，中华食街已小有名气。不少城里的印度人都开车到塔坝品尝中国美食，尤其在印度节假日，各家餐馆的生意就火得不得了。
颇具发展潜力的中国城
我们所处的时代，新旧交替、急剧变化。中国和印度是当今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塔坝华人社区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正是由于塔坝地区皮革生产造成严重污染，当地政府才下决心要治理、搬迁。这对塔坝人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取消了对华人华侨的歧视和限制性条款。近年来，中印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更使两国关系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在印度的华人华侨就像吃了定心丸，能静下心来过日子、安下心来谋发展了。
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离不开两国的合作。随着中印两国经济、文化、旅游等各方面的往来不断增加，印度正掀起“汉语热”，各类汉语培训班应运而生，连印度著名公司塔塔集团在加尔各答钢铁公司办公大楼内的员工们，也办起了中文短期培训班。
１００多年前，塔坝华人华侨的先辈们赤手空拳、漂洋过海来到这里谋生存，在一片荒凉的沼泽地上建起了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工厂。如今，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转变观念，拓展思路，挖掘潜力，广集资金，创新技术，一个对中印两国、对对家庭、对个人都有利的新的塔坝中国城一定会呈现在不久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