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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毛姆无言以对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英国“最会讲故事”的作家毛姆未能免俗，他来中国，想见辜鸿铭，可是等了老半天，辜鸿铭都爱理不理，于是毛姆的一个朋友只好写了封信给辜鸿铭，但那边也没有回应。
执着的毛姆只好自己去找，终于来到了辜鸿铭的小院子。结果才刚刚进屋，凳子都没坐热，辜鸿铭劈面就是一句：“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毛姆无言以对。临别时，辜鸿铭送毛姆两首中国古诗，但就是不给他翻译，因为给他翻译就是给他伤害。毛姆不懂中文，后来请人翻译出来一看，原来是两首主题为临别赠妓女的诗。
这就是晚清怪杰辜鸿铭，终身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他，看上去就是一介腐儒。而实际上，他却精通英文、法文、德文等九种语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等科目。
张之洞在湖北经营汉阳钢铁厂的时候，盛宣怀介绍了一个名叫华德·伍尔兹的人给张之洞，说是兵工专家。当时辜鸿铭刚回中国不久，是张之洞的洋文案（外文秘书），他跑去和伍尔兹见了一面，结果三言两语就把对方打发走了。因为伍尔兹是他学弟，其实是学商科的，在上海开了洋行，是个地道的商人，根本不懂兵工。
后来辜鸿铭给张之洞推荐了威廉·福克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辜鸿铭还告诉张之洞，说盛宣怀办洋务，只是拿洋人做招牌，以夸示新政。
“争面子而已”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回到中国之前，早就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了解明晰。他少年的时候生长在马来西亚，是橡胶园总管的儿子，当时的橡胶园园主布朗没有子嗣，于是将他收为了义子。
布朗在1867年回英国，把辜鸿铭也一起带去了。据说布朗告诉辜鸿铭，中国已经成为了列强分而食之的对象，唯有学通中西，才能教化欧美。这也许是后来辜鸿铭自己的说法。的确，他一生中都似乎为“教化欧美”而奔走。
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说，某个学生在课堂上问辜鸿铭，哪个国家的人才最懂生活。辜鸿铭回答是中国。于是又有学生问，最懂得生活那为什么还要学英文呢？辜鸿铭说，是为了去教育那些西方的蛮夷。
而在辜鸿铭对外国文学的称呼里也看得到他的态度。罗家伦的《回忆辜鸿铭先生》里提到过辜鸿铭教授英国诗的时候会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则说：“教你们外国国风。”或者是“洋离骚”。
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辜鸿铭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布朗为了让他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就安排他住在一个名妓的隔壁，于是辜鸿铭领略了当时的那些政客、军官、富商的伎俩。
每到中国重大节日的时候，辜鸿铭会在房间里往东方摆一个祭台，遥祭祖先。有人揶揄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才能享受这些大鱼大肉呢？”他反唇相讥：“就在你们先人闻到你们的敬奉鲜花香味之前。”
辜鸿铭固然偏激，但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在清末民初，洋人处处受人尊敬，还动辄批评中国的文化落后、野蛮，这让辜鸿铭深受刺激，因为在他眼里中国文明五千年，开国亦较欧美为早，但由于礼教废弃，风气败坏，竟被欧美人视为“未开化国”。对于辜鸿铭“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态度，同为福建老乡的林语堂曾经作过评述：“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
与林语堂后来翻译《浮生六记》等中国经典文学相似，辜鸿铭的最大贡献是把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林语堂评论辜鸿铭的译著“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回头看来，辜鸿铭在1883年于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就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狂人还是悲情人？
在谈论时局的时候，辜鸿铭也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也不乏狂言。在风雨飘摇的晚清，辜鸿铭似乎只夸耀过“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指曾国藩）；即便是做过顶头上司的张之洞，他似乎也颇有微词。而对于端方、袁世凯、盛宣怀等人，更是骂到入木三分。
在一次宴会上，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出席。一位外国记者逮住空当采访辜鸿铭：“如今中国内政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不假思索，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场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 一次参加参议院，他领到了300大洋车马费，结果马上去逛八大胡同，每到一个妓院都点一次名，于是妓女们鱼贯而出，他每个人赏一块大洋，直到300块用完，才扬长而去。
爱逛八大胡同的辜鸿铭对爱情婚姻的看法也常常被人说成是“歪理”，他当北大教授时，帮两个外国女士讲解“妾”字：“‘妾’字，即‘立女’；意思是说男人疲倦时，用手靠着女来休息。 ”这两个美国女士一听，反驳道：“那女子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
于是辜鸿铭丢出了那句名言：“你只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1个茶杯配4个茶壶的呢？其理相同。”
多年以后，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陆小曼怕徐志摩再和别人相爱，就对徐说：“你可不能拿辜老的茶壶比喻来作借口而多置茶杯。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不过即便辜鸿铭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但他在家中却十分惧内，据称“爱妻是王法”。
这倒是和他在对待中外文化差异上的狂妄有些相似。当他用外文狂狷地叫骂洋人的时候，学贯中西的他，未必不知道西方的好。当他说起“我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时候，他肯定在为礼教的荒废而忧患，为本土思想的沦丧而忧患。
在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里，他写道：“惟历观近十年来，时事沧桑，人道牛马，其变迁又不知伊于何极，是不能不摧怆于怀。”何曾看得见平时的高傲和戏谑？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英国“最会讲故事”的作家毛姆未能免俗，他来中国，想见辜鸿铭，可是等了老半天，辜鸿铭都爱理不理，于是毛姆的一个朋友只好写了封信给辜鸿铭，但那边也没有回应。
执着的毛姆只好自己去找，终于来到了辜鸿铭的小院子。结果才刚刚进屋，凳子都没坐热，辜鸿铭劈面就是一句：“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毛姆无言以对。临别时，辜鸿铭送毛姆两首中国古诗，但就是不给他翻译，因为给他翻译就是给他伤害。毛姆不懂中文，后来请人翻译出来一看，原来是两首主题为临别赠妓女的诗。
这就是晚清怪杰辜鸿铭，终身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他，看上去就是一介腐儒。而实际上，他却精通英文、法文、德文等九种语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等科目。
张之洞在湖北经营汉阳钢铁厂的时候，盛宣怀介绍了一个名叫华德·伍尔兹的人给张之洞，说是兵工专家。当时辜鸿铭刚回中国不久，是张之洞的洋文案（外文秘书），他跑去和伍尔兹见了一面，结果三言两语就把对方打发走了。因为伍尔兹是他学弟，其实是学商科的，在上海开了洋行，是个地道的商人，根本不懂兵工。
后来辜鸿铭给张之洞推荐了威廉·福克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辜鸿铭还告诉张之洞，说盛宣怀办洋务，只是拿洋人做招牌，以夸示新政。
“争面子而已”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回到中国之前，早就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了解明晰。他少年的时候生长在马来西亚，是橡胶园总管的儿子，当时的橡胶园园主布朗没有子嗣，于是将他收为了义子。
布朗在1867年回英国，把辜鸿铭也一起带去了。据说布朗告诉辜鸿铭，中国已经成为了列强分而食之的对象，唯有学通中西，才能教化欧美。这也许是后来辜鸿铭自己的说法。的确，他一生中都似乎为“教化欧美”而奔走。
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说，某个学生在课堂上问辜鸿铭，哪个国家的人才最懂生活。辜鸿铭回答是中国。于是又有学生问，最懂得生活那为什么还要学英文呢？辜鸿铭说，是为了去教育那些西方的蛮夷。
而在辜鸿铭对外国文学的称呼里也看得到他的态度。罗家伦的《回忆辜鸿铭先生》里提到过辜鸿铭教授英国诗的时候会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则说：“教你们外国国风。”或者是“洋离骚”。
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辜鸿铭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布朗为了让他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就安排他住在一个名妓的隔壁，于是辜鸿铭领略了当时的那些政客、军官、富商的伎俩。
每到中国重大节日的时候，辜鸿铭会在房间里往东方摆一个祭台，遥祭祖先。有人揶揄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才能享受这些大鱼大肉呢？”他反唇相讥：“就在你们先人闻到你们的敬奉鲜花香味之前。”
辜鸿铭固然偏激，但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在清末民初，洋人处处受人尊敬，还动辄批评中国的文化落后、野蛮，这让辜鸿铭深受刺激，因为在他眼里中国文明五千年，开国亦较欧美为早，但由于礼教废弃，风气败坏，竟被欧美人视为“未开化国”。对于辜鸿铭“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态度，同为福建老乡的林语堂曾经作过评述：“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
与林语堂后来翻译《浮生六记》等中国经典文学相似，辜鸿铭的最大贡献是把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林语堂评论辜鸿铭的译著“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回头看来，辜鸿铭在1883年于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就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狂人还是悲情人？
在谈论时局的时候，辜鸿铭也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也不乏狂言。在风雨飘摇的晚清，辜鸿铭似乎只夸耀过“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指曾国藩）；即便是做过顶头上司的张之洞，他似乎也颇有微词。而对于端方、袁世凯、盛宣怀等人，更是骂到入木三分。
在一次宴会上，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出席。一位外国记者逮住空当采访辜鸿铭：“如今中国内政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不假思索，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场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 一次参加参议院，他领到了300大洋车马费，结果马上去逛八大胡同，每到一个妓院都点一次名，于是妓女们鱼贯而出，他每个人赏一块大洋，直到300块用完，才扬长而去。
爱逛八大胡同的辜鸿铭对爱情婚姻的看法也常常被人说成是“歪理”，他当北大教授时，帮两个外国女士讲解“妾”字：“‘妾’字，即‘立女’；意思是说男人疲倦时，用手靠着女来休息。 ”这两个美国女士一听，反驳道：“那女子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
于是辜鸿铭丢出了那句名言：“你只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1个茶杯配4个茶壶的呢？其理相同。”
多年以后，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陆小曼怕徐志摩再和别人相爱，就对徐说：“你可不能拿辜老的茶壶比喻来作借口而多置茶杯。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不过即便辜鸿铭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但他在家中却十分惧内，据称“爱妻是王法”。
这倒是和他在对待中外文化差异上的狂妄有些相似。当他用外文狂狷地叫骂洋人的时候，学贯中西的他，未必不知道西方的好。当他说起“我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时候，他肯定在为礼教的荒废而忧患，为本土思想的沦丧而忧患。
在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里，他写道：“惟历观近十年来，时事沧桑，人道牛马，其变迁又不知伊于何极，是不能不摧怆于怀。”何曾看得见平时的高傲和戏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