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急之际，竟也是全世界人民各出“奇招”之时。
　　例如印度的喝牛尿、洗牛粪澡，伊朗的舌头舔栏杆，日本的抢购花岗岩与纳豆，俄罗斯车臣的聚众吃野韭菜等，这些新闻一出，国内的双黄连、童子尿与穴位注射等疗法，终于少了几分孤独。不管支持或反对，它们显示出不仅病毒不分国界，传统医药与伪科学的存在也不分国界。
　　传统医药与伪科学固然不应划归一类，但就现代科学的立场而言，都一样显得滑稽奇葩。

发展中国家的纠结

　　撇开用花岗岩、香烟杀毒的伪科学不说，这些奇特疗法大多都有宗教或民族传统医药的脉络，这也就使部分现代科学的支持者坚持把矛头指向传统文化这一宿敌。如果传统药物的处方要得到保留，也应该先通过现代医学的循证检核。
　　大部分主流的传统医药从业者，似乎也同意现代科学标准，但实际上却没那么简单。现代医学质疑任何未经循证科学方法检验的内容，这表示传统的知识话语不应该夸夸谈其玄理;而通过现代方法认可的那些，也不过是尝百草、歪打正着的结果，或不知其所以然而被传承下来。这等同于对传统知识话语的否定，与传统医药连结很深的支持者自然难以接受。
　　有调查指出，在印度乡村，现代医学的形象其实也已经很高，但是这不代表传统医药的重要地位就会被动摇。而且支持者会认为，不应该留下各种孤立的草药而丢掉背后的学说，现代医学正是因為抛弃这些解释，才无法理解传统医药的真正效果;土方法即使包含一些错误，毕竟也仍然是“与人民最亲近”的技术。
　　全盘肯定或抹杀传统医药皆不可取，但折中方案又像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拼凑物。相比之下，不妥协的两极立场在理论上更为自洽。一边是有着方法论洁癖的现代生物医学坚持狭窄的视野，只愿偶尔屈尊放行少数药物;在另一边，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医学虽声称不反对现代科学，但被群众逻辑、传统学理或赢利动机过度捆绑之下，容纳的糟粕不在少数。传统医药在人命关天的当头，严重的伦理和政治后果令人揪心;在许多古老医学源远流长的国家都是如此，各方早已长期争论不休。
　　印度社会从英国殖民时期以来，对“阿育吠陀（Ayurveda）”“乌纳尼（Unani-Tibb）”等传统医药门派的态度就有分歧。甘地与尼赫鲁就分属国粹派与西化派。在独立后初期建立保健体系时，按照著名的博乐报告（Bhore Report）的建议，传统医药并不受国家认可，但是印度有着庞大的乡村，加上诸如“现代印度药学之父”乔普拉（R. N. Chopra）努力不懈地推动，传统医药很快在卫健体系里取得地位。近年来，印度人民党当政后成立传统医药部，传统医药更是高歌猛进。
　　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袖—像是曼德拉、图图主教、莫特拉纳（Nthato Motlana），往往与部族传统并不亲近。莫特拉纳尤其提倡科学，在打击巫术迷信方面不遗余力;曼德拉的妻子温妮，多次拒绝巫医为被押受审的曼德拉祈福。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南非巫医，有的走向单纯的占卜专家路线，有的则是群魔乱舞，像是胡乱医治艾滋病、犯下各种恐怖谋杀案件、干预政治经济事务，都经常见诸报端。
　　不论是印度、南非或中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在逐步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时，传统医药并不会因“现代化”消失，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一起转型，如何去芜存菁是种考验。印度人民党政府当前鼓吹传统医药抗疫，同时仍然逮捕了一名举办“牛尿抗疫派对”而导致参加者感染的党员领导干部。

荒野与实验室

　　发达国家也有传统医药，欧洲有欧式的传统药草店，在病例激增后一样订单暴增。如果说常见的说法“中西医的对立”是道伪命题，应该正名为“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对立”，那么言下之意是指，这其实是理性科学与愚昧习俗的战争，但这又抹除了世界上各式各样族群的传统医药之间的区别。

　　印度人民党当政后成立传统医药部，传统医药更是高歌猛进。

　　世界各地传统医学的药物，大量在野外取得，或是以农业、畜牧业、狩猎采集经济为基础的动植物、矿物等。尽管历史上也逐渐发展出长途的药物贸易与运输（比如明代的人参或早期丝绸之路的肉豆蔻），但是前现代时期的医药基本依托于不同气候与地理条件下的自然环境。
　　举例来说，因纽特人生活在植物不易生长的北极圈附近，所以草药的数量相对稀少，对海豹之类动物的使用却是居主导地位。一般中医不见得会关注印度的阿育吠陀，就更不会注意因纽特医药或巴西亚马孙丛林的医药，但它们确实显示出不同的医药传统是怎么在各异的生态环境下发展出来的。

　　同样是眼病，中医可能会用鸡蛋、人乳、枸杞、左手香，甚至蟾蜍之类的药材;古代欧洲可能会用小米草、勿忘我、梅花草、金盏花;印度可能用所谓的三果宝配方、酥油、茴香、银杏果;而因纽特人的处方则是用海豹脂肪或雷鸟胸肉敷在眼睛上。不只是眼病，对于肺结核之类的呼吸道疾病也是取海豹血、海豹脂肪，拿来内服外用;像地衣、潜鸟、喇叭茶这类药材，也都是因纽特人生态环境下特有的产物。

　　欧洲有欧式的传统药草店，在病例激增后一样订单暴增。

　　不同地区也有相像的处方，比如因纽特人也像中医一样用人乳治眼病;但世界各地自然环境的不同是首要因素，比如亚马孙丛林的药材里，大概只有14%在中医里有对应，大部分都非常不同。
　　所以，就像高度依赖自然地理环境的古代经济有时被称为“自然经济”，我们甚至不妨将各种传统医药称作“自然采集医药”或“生态依赖医药”，如此一来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传统医药差别也就更加清楚，而不只是笼统地将其归类为“传统”。
　　现代医学很大程度上源于近代地中海与西欧城市，并在航海扩张中，逐渐扩大并笼罩于全球的经济与学术圈，以及在这种基础上逐渐精密化的解剖学、博物学、外科医学的实验室与课室里。
　　1805年塞尔吐纳（F. Sertürner）从鸦片中分离出吗啡之后，1827年默克药厂开始生产销售吗啡。现代制药学越来越独立于自然环境。新疆的天山雪莲会受到气候变化和滥采的影响，但药厂生产的吗啡和盘尼西林不会。
　　在这样的对比下，现代生物医学不妨称为“解剖室与实验室的医学”，是属于手术刀、显微镜、培养基与试管的技术。刚开始的时候，材料或许也来自罂粟这样的自然界产物，但技术的发展逐渐打造了穿梭于器官、细胞、化合物的操作空间，可以在世界各地复制教学，脱离了对生态环境的依赖。

适应，还是操作自然环境？

　　除了渴望传统医药有现代医学所无的奇效之外，一般常提到传统医药的优点往往是它们天然有机不伤身体，更能做到长期的治本而非治标—或许尝过现代疗法如抗生素严重副作用的人，能体会破坏与侵入性之苦。
　　其实，传统药材也有毒性，例如能造成肾衰竭与癌症的马兜铃酸，还有各种含有害重金属的药方、残害野生动物却没有疗效的动物药材、迷信怪力乱神的巫术型疗法，以及素质良莠不齐的厂商与醫员等。
　　确实有非常多的疗法与药草已经逐渐被现代医学认可，例如对针灸的研究近年来有了飞速的突破，各种草药（如银杏白果、金盏花、青蒿）普遍得到使用。但传统医学也确实对很多药理并不清楚，比如古代欧洲手稿对金盏花、小米草的疗效是用星座运行来解释的;印度古医学经典《妙闻本集》《八支心要》里虽然有不少有价值的草药，但是牛粪尿这种宗教处方同样出自其中—这些经典在历史上受过很多不同力量的影响，掺杂了医学家和印度教祭司各自的痕迹。

　　古代人由于无法深入观察人体的实际运作，也不清楚药材的内含成分，只能观察服用后的身体感觉与变化，难以对那些肉眼难辨的致病机理精准干预。因此，固然许多草药有其疗效，但也只能根据主观感受来判断，就像“配合节气生活”是一种知识，古人却不知道气候的原理。
　　传统医药虽然也对器官的运作有一定推测，却不知微观详情，于是就人的总体外貌推断“体质”“体液”或“气”如何作用，并与人的性格或宏观宇宙联结，但这些联结延伸得越庞大就越远离临床的现实。
　　“配合节气生活”是一种适应生活环境的知识。许多传统往往强调，药材香气可以给人何种感受，按照时辰与季节生活以避免与环境失调，依体质采用不同手法调节身体，如滞郁的人应该增强生命力，性情激烈之人应该缓和些才会更加健康。基于身体感受的思维方式虽然称不上科学，但就像“节气”一样还是有它的规律性。
　　如果要理解传统医药的效用与局限，我们不妨将其看作在技术孱弱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试图适应并保持身体与环境的和谐;而现代医学则是人类介入自然的能力增强后，使得治疗能力也大幅提升，于是人们也更肆恣地挥霍健康了。
　　现代医学尽管力量非凡，但操控自然仍会力有未逮，因此身体日常的自我调养、感知与预防仍然重要。这是传统医药除了草药以外，可以提供给现代人的一种参考。传统医学的学理如果要去芜存菁，可以是去除迷信糟粕后留下一种自我觉察的调节力，立足于身体的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