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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中国第一个信访领域的博士学位——“信访政策量化分析”博士培养点在中国政法大学正式开设。该博士学位计划在2016年面向全国招生1人。
该博士培养点由隶属于北京市信访办的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下简称“研究中心”）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建设。
信访博士采取双导师制。研究中心负责委派实践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负责委派专业理论导师。实践培养基地设在研究中心，理论学习在中国政法大学进行。
研究中心主任郑广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信访博士的导师现在已确定，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傅广宛任专业理论导师，北京市信访办副主任、研究中心创办人张宗林任实践导师。
研究中心与高校的合作并非新鲜事儿。2012年，研究中心就和北京城市学院合作，共同培养信访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3年，研究中心与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开发了“社会矛盾冲突的量化管理”专业课程；2015年9月，北京联合大学也将迎来首批信访硕士。此外，在研究中心的推动下，天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苏州大学、西南大学等二三十所国内知名高校，在本科教学中也分别设立了与信访相关的课程。
在社会转型期矛盾问题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今天，信访问题仍是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从“信访硕士”到“信访博士”的培养自然备受关注。
2009年11月25日，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郑广淼说，研究中心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智库。之所以说“特色”，是因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研究中心是唯一一家专门研究信访与社会矛盾的科研机构。除了做科学研究和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之外，研究中心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信访工作人才。
郑广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开设博士学位，主要是因为该校是全国知名院校；校址还在北京，便于更好地和研究中心互动交流；该校是与研究中心最早合作的高校之一，双方都对信访领域有很强烈的兴趣。
“此前，我们已和中国政法大学共同培养信访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随着合作的逐步深入，双方都认为这方面的培养还应该继续加强。”
郑广淼称，这次信访博士将面向全国招收1人，学制是3年。按照计划，2015年年底开始报名，2016年1月考试、3月面试、7月入学。
郑广淼称，如今是一个大数据时代，而研究中心又有大量的信访数据，所以希望信访博士能根据这些数据做定量研究，以探索信访发生的规律，进而帮助化解这些问题。信访博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信访政策的量化分析。该博士学位的理论导师傅光宛，是国内知名的量化分析专家。
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信访方面的专业研究，也包括社会学的课程，具体则包括中国转型进程中的社会冲突与矛盾、信访数据量化分析实证研究、信访指数研究、社会定量研究的基础、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方法等。
信访博士生除了要上中国政法大学一些必修课选修课外，主要精力是做自己的博士课题研究。研究中心掌握一些信访保密数据，信访博士可使用研究中心的数据库。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证这些数据不被泄露？
针对这个问题，郑广淼称，研究中心会先与信访博士签订保密协议；要想查阅信访敏感数据，有非常严格的审批程序；在博士论文中，不能体现这些数据。
据了解，平时在学校没有学术研究任务时，信访博士可以到研究中心参与一些工作，比如研究案例等。
傅广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这个博士点明年才正式招生，所以现在只是一些初步考虑，之后还会经过一些组织程序，最后学校或学院应该会正式公布。
谈到招收信访博士的意义时，傅广宛表示，当前信访形势依然严峻，但定性层面的政策研究已经难以深入，需要在定量层面对有关案例进行梳理和归纳。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卢春龙称，信访是社会公共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从学者的角度讲，擅长做学术分析，平时并不容易接触到关于信访的一手数据和材料，而研究中心作为博士生的实践基地，博士就可以接触到核心材料和数据，在一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肯定更精准。
在张宗林的倡导下，研究中心早已与高校合作招收信访硕士。
2011年10月，北京城市学院通过教育部审批，正式获得信访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在此之前，研究中心已经与北京城市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学校设置了研究分中心。
2013年，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招收“信访与公共政策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研究中心和北京城市学院合作培养的是应用型硕士（2年制），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培养的是理论研究型硕士（3年制）。
为了更好地教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城市学院共同编撰了全国首套信访与社会矛盾冲突管理方向的研究生教材。该套教材共6本，分别为《信访学概论》《中国信访史研究》《高级信访工作实务》《信访法制》（分上、下两本）和《冲突与危机管理》。
“现在，我们与北京城市学院合作已经是第4年了，已经有两届总共30余名毕业生了。”郑广淼说。
2012年，有12名信访硕士被北京城市学院录取。该校2013级信访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全部来源于北京市信访领域的在职工作人员，共24人。这些学生的培养性质是定向委培，相关工作单位也会出资，以奖学金的形式覆盖或支持这些学生完成学业。
郑广淼说，因2013级的信访硕士来自信访领域的在职人员，所以不牵扯到找工作问题。这些毕业生中，需要找工作的只有2012级毕业生。
2014年7月，沈彦、张冲等北京城市学院2012级12名信访硕士毕业。
沈彦本科时就读于吉林财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从小喜欢与人打交道的她，对一些矛盾冲突类问题很感兴趣。当年看到北京城市学院在国内首次招收信访硕士，就引起了她的关注。 沈彦现在就职于北京市某镇政府信访办，专职从事信访相关工作。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这12名同学中，有的做了村官、有的留校、有的做了狱警，还有的进入了公安系统、新闻媒体和NGO等。毕业后全职做信访工作的，除了我，还有一个去了天津市一家国企，做企业信访方面的工作。”
2014年11月，沈彦正式入职，因为有一年见习期，所以现在身份还是见习生。进入基层信访岗位工作后，她更加真实地看到了信访的现实生态。
在读研时，沈彦曾经在研究中心、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北京市信访办办信处等地方实习过。她当时觉得，北京的信访工作已经做得非常系统化、专业了。但参加工作后，她发现基层尤其是偏远的乡镇，信访还没有完全制度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太多。
沈彦入职后，利用所学知识，重新梳理规范了一些制度，比如接访程序、信访系统督察程序以及信访考核的方法等。
还有一些制度上的细节。比如，领导让她看信访的答复意见书，她提议需要在末尾处加上“如不同意本答复意见，可在30日内向上一级提出申请复查；如放弃申请复查，本答复意见会成为最终的答复意见”。“这就是信访学课程里教给我的。”沈彦说。
沈彦称，目前，以她供职的乡镇为例，在全镇范围内，各村、社区、镇里的职能部门、科室、企事业单位等，还没有达成齐心协力解决信访问题的共识。很多人觉得既然这个事情是信访办接待了，就应该由信访办处理。
“现在，大多数信访都是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的，建言献策类的信访还是太少。”沈彦说，遇到问题，国家信访局可以下放到各省市，北京信访办可以发到各区县，区县可以发到各街镇，但是她们是属地管理的最末端，“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无法回避”。
2013年，中央取消了全国信访排名，地方的信访压力有所减轻，但沈彦称，很多问题依然存在，甚至还会不断涌现。
“比如，村里有很多遗留问题。村委会每3年换届一次，有很多问题可能是上一届，甚至是上上届遗留下来的，到了这一届就很难再推下去。而且很多政策都在变化，现在的土地政策可能已经不适合以前的状况。所以说，很多问题不是基层政府不想解决，而是政策上、制度上的问题和阻力太多太大。”
沈彦表示，大多数上访群众都是懂道理的，只是对相关法规不了解才会情绪激动。为了更好地普法，从2015年开始，他们就和镇里的司法所、派出所合作，在每个村里都选出了一名信访层面的“矛盾纠纷调解员”和一名司法层面的“人民纠纷调解员”。
调解员由村委会推荐或村民推选产生，一般是村里年长的、有威望的、对村里情况比较了解的人担任。“很多村民因为文化程度有限，你到村里找个地方把法规政策一贴，并不一定能够起到好的效果。调解员在村里有威望，他们说几句话，可能都比我们讲几个小时有效果。”
沈彦认为，虽然基层问题很多很复杂，但是因村民不了解政策所引发的矛盾是可控的，通过调动村里的调解力量，会对控制信访增量、削减信访存量起到积极作用。
与沈彦相比，张冲毕业后留校工作了。他现在在北京城市学院行政岗位从事一些服务工作。
本科时，张冲读的是新闻专业。他称，考研时报考信访方向，除了觉得新闻专业与信访工作都是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渠道因而有很大的相通性外，也与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
张冲的老家在河南，父亲是一名基层的乡镇干部，曾负责乡镇里的信访工作。在记忆中，父亲留给张冲更多的是一个早出晚归的背影。“缠访、闹访、集体访，常使他疲于奔命，他也经常跟家人慨叹信访工作的难处。我当时就很困惑，信访工作是政府为百姓开辟的一条诉求渠道，但是为什么在基层做得那么辛苦，那么出力不讨好？带着这样的困惑，我也一直想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领域。”
张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他现在没有直接从事信访工作，但是觉得通过两年的学习，对他现在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学习这个专业，我收获的是一份责任意识。”
此外，由于专业学习的惯性，张冲现在还会持续关注信访方面的信息、动态，与学校老师一起做相关方面的研究和探讨，还参与了学校的一个信访教育类课题。
彭聪是2014级中国政法大学信访硕士。他在本科时读的是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考研选专业时，他发现信访专业比较新颖，认定这是一个当时还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关注、但将来会有很好就业前景的专业。
与其他专业方向的同学不同，彭聪有两位导师，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张永理，另一位就是张宗林。
彭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永理导师主要负责给他学术理论上的教学，张宗林则会带他参加一些官方性质的活动，让他开阔眼界。
2015年4月10日，国家信访局信访理论研究（北京）基地揭牌仪式在研究中心举行。彭聪作为学生代表，在张宗林导师带领下参加了揭牌仪式。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也参加了这一仪式。
彭聪称，毕业后自己还会继续考博。中国政法大学准备招收信访博士，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在高校中培养信访专业人才的先例并不少见。但因为信访话题的敏感性，加上学界对信访工作有无学术研究价值存有争议等原因，很多先例并不成功。
2007年，牡丹江大学就有在法学专业下增设信访方向的计划。但该方向的教学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落实。相关报道称，当年招收的信访方向的学生，也没有朝着专业信访工作者的方向去培养，只是进行一般的法学教育。
2009年，沈阳大学开设了本科阶段的法学专业信访方向。当时，此事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首个信访专业。但据媒体报道，这个方向在招收了2009级和2010级之后就停止了招生。
随着研究中心和多所高校合作的开展，研究中心的下一步计划也备受关注。郑广淼说，信访现在还只是一个交叉学科，有的放在法学下面，有的放在社会学下面，有的放在公共政策下面。研究中心现在正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向教育部申请把它变成一个独立学科。然后在这个学科底下专门做信访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工作。
张宗林则表示，把信访变成高校一门独立学科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成功了，会对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
对于中国政法大学2016年招收信访博士的新闻，有评论指出，信访博士专业设置及研究方向上务必要有前瞻性，尽量把信访问题与法治建设、依法行政、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否则，“信访博士”或将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名词，既有违初衷，也恐留笑柄。
张冲认为，从一线实务讲，也许不需要每一个信访工作者都有如此高的学历，但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分析，或者是从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在现在的大数据时代，信访工作需要培养更多具有宏观视角、全局意识的专业人才。
沈彦说，现在她遇到问题后，会分析这些问题到底是政府的政策原因，还是信访工作不到位的原因。深入地了解这些问题后，就可以反馈到政府，帮助政府完善相关的政策。比如在拆迁过程中，民众可能对某个细则反映强烈，就可以通过联席会、协调会的形式，跟拆迁公司、评估公司以及村委会进行交流，如果发现细则确有问题，就会促进相关细则的完善。
“在实践中促进制度的完善，这也是我们研究信访学的意义所在。” 沈彦说。
该博士培养点由隶属于北京市信访办的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下简称“研究中心”）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建设。
信访博士采取双导师制。研究中心负责委派实践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负责委派专业理论导师。实践培养基地设在研究中心，理论学习在中国政法大学进行。
研究中心主任郑广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信访博士的导师现在已确定，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傅广宛任专业理论导师，北京市信访办副主任、研究中心创办人张宗林任实践导师。
研究中心与高校的合作并非新鲜事儿。2012年，研究中心就和北京城市学院合作，共同培养信访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3年，研究中心与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开发了“社会矛盾冲突的量化管理”专业课程；2015年9月，北京联合大学也将迎来首批信访硕士。此外，在研究中心的推动下，天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苏州大学、西南大学等二三十所国内知名高校，在本科教学中也分别设立了与信访相关的课程。
在社会转型期矛盾问题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今天，信访问题仍是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从“信访硕士”到“信访博士”的培养自然备受关注。
从定性走向定量
2009年11月25日，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郑广淼说，研究中心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智库。之所以说“特色”，是因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研究中心是唯一一家专门研究信访与社会矛盾的科研机构。除了做科学研究和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之外，研究中心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信访工作人才。
郑广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开设博士学位，主要是因为该校是全国知名院校；校址还在北京，便于更好地和研究中心互动交流；该校是与研究中心最早合作的高校之一，双方都对信访领域有很强烈的兴趣。
“此前，我们已和中国政法大学共同培养信访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随着合作的逐步深入，双方都认为这方面的培养还应该继续加强。”
郑广淼称，这次信访博士将面向全国招收1人，学制是3年。按照计划，2015年年底开始报名，2016年1月考试、3月面试、7月入学。
郑广淼称，如今是一个大数据时代，而研究中心又有大量的信访数据，所以希望信访博士能根据这些数据做定量研究，以探索信访发生的规律，进而帮助化解这些问题。信访博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信访政策的量化分析。该博士学位的理论导师傅光宛，是国内知名的量化分析专家。
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信访方面的专业研究，也包括社会学的课程，具体则包括中国转型进程中的社会冲突与矛盾、信访数据量化分析实证研究、信访指数研究、社会定量研究的基础、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方法等。
信访博士生除了要上中国政法大学一些必修课选修课外，主要精力是做自己的博士课题研究。研究中心掌握一些信访保密数据，信访博士可使用研究中心的数据库。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证这些数据不被泄露？
针对这个问题，郑广淼称，研究中心会先与信访博士签订保密协议；要想查阅信访敏感数据，有非常严格的审批程序；在博士论文中，不能体现这些数据。
据了解，平时在学校没有学术研究任务时，信访博士可以到研究中心参与一些工作，比如研究案例等。
傅广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这个博士点明年才正式招生，所以现在只是一些初步考虑，之后还会经过一些组织程序，最后学校或学院应该会正式公布。
谈到招收信访博士的意义时，傅广宛表示，当前信访形势依然严峻，但定性层面的政策研究已经难以深入，需要在定量层面对有关案例进行梳理和归纳。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卢春龙称，信访是社会公共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从学者的角度讲，擅长做学术分析，平时并不容易接触到关于信访的一手数据和材料，而研究中心作为博士生的实践基地，博士就可以接触到核心材料和数据，在一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肯定更精准。
乡镇里的信访硕士
在张宗林的倡导下，研究中心早已与高校合作招收信访硕士。
2011年10月，北京城市学院通过教育部审批，正式获得信访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在此之前，研究中心已经与北京城市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学校设置了研究分中心。
2013年，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招收“信访与公共政策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研究中心和北京城市学院合作培养的是应用型硕士（2年制），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培养的是理论研究型硕士（3年制）。
为了更好地教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城市学院共同编撰了全国首套信访与社会矛盾冲突管理方向的研究生教材。该套教材共6本，分别为《信访学概论》《中国信访史研究》《高级信访工作实务》《信访法制》（分上、下两本）和《冲突与危机管理》。
“现在，我们与北京城市学院合作已经是第4年了，已经有两届总共30余名毕业生了。”郑广淼说。
2012年，有12名信访硕士被北京城市学院录取。该校2013级信访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全部来源于北京市信访领域的在职工作人员，共24人。这些学生的培养性质是定向委培，相关工作单位也会出资，以奖学金的形式覆盖或支持这些学生完成学业。
郑广淼说，因2013级的信访硕士来自信访领域的在职人员，所以不牵扯到找工作问题。这些毕业生中，需要找工作的只有2012级毕业生。
2014年7月，沈彦、张冲等北京城市学院2012级12名信访硕士毕业。
沈彦本科时就读于吉林财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从小喜欢与人打交道的她，对一些矛盾冲突类问题很感兴趣。当年看到北京城市学院在国内首次招收信访硕士，就引起了她的关注。 沈彦现在就职于北京市某镇政府信访办，专职从事信访相关工作。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这12名同学中，有的做了村官、有的留校、有的做了狱警，还有的进入了公安系统、新闻媒体和NGO等。毕业后全职做信访工作的，除了我，还有一个去了天津市一家国企，做企业信访方面的工作。”
2014年11月，沈彦正式入职，因为有一年见习期，所以现在身份还是见习生。进入基层信访岗位工作后，她更加真实地看到了信访的现实生态。
在读研时，沈彦曾经在研究中心、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北京市信访办办信处等地方实习过。她当时觉得，北京的信访工作已经做得非常系统化、专业了。但参加工作后，她发现基层尤其是偏远的乡镇，信访还没有完全制度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太多。
沈彦入职后，利用所学知识，重新梳理规范了一些制度，比如接访程序、信访系统督察程序以及信访考核的方法等。
还有一些制度上的细节。比如，领导让她看信访的答复意见书，她提议需要在末尾处加上“如不同意本答复意见，可在30日内向上一级提出申请复查；如放弃申请复查，本答复意见会成为最终的答复意见”。“这就是信访学课程里教给我的。”沈彦说。
沈彦称，目前，以她供职的乡镇为例，在全镇范围内，各村、社区、镇里的职能部门、科室、企事业单位等，还没有达成齐心协力解决信访问题的共识。很多人觉得既然这个事情是信访办接待了，就应该由信访办处理。
“现在，大多数信访都是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的，建言献策类的信访还是太少。”沈彦说，遇到问题，国家信访局可以下放到各省市，北京信访办可以发到各区县，区县可以发到各街镇，但是她们是属地管理的最末端，“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无法回避”。
一个新颖的专业
2013年，中央取消了全国信访排名，地方的信访压力有所减轻，但沈彦称，很多问题依然存在，甚至还会不断涌现。
“比如，村里有很多遗留问题。村委会每3年换届一次，有很多问题可能是上一届，甚至是上上届遗留下来的，到了这一届就很难再推下去。而且很多政策都在变化，现在的土地政策可能已经不适合以前的状况。所以说，很多问题不是基层政府不想解决，而是政策上、制度上的问题和阻力太多太大。”
沈彦表示，大多数上访群众都是懂道理的，只是对相关法规不了解才会情绪激动。为了更好地普法，从2015年开始，他们就和镇里的司法所、派出所合作，在每个村里都选出了一名信访层面的“矛盾纠纷调解员”和一名司法层面的“人民纠纷调解员”。
调解员由村委会推荐或村民推选产生，一般是村里年长的、有威望的、对村里情况比较了解的人担任。“很多村民因为文化程度有限，你到村里找个地方把法规政策一贴，并不一定能够起到好的效果。调解员在村里有威望，他们说几句话，可能都比我们讲几个小时有效果。”
沈彦认为，虽然基层问题很多很复杂，但是因村民不了解政策所引发的矛盾是可控的，通过调动村里的调解力量，会对控制信访增量、削减信访存量起到积极作用。
与沈彦相比，张冲毕业后留校工作了。他现在在北京城市学院行政岗位从事一些服务工作。
本科时，张冲读的是新闻专业。他称，考研时报考信访方向，除了觉得新闻专业与信访工作都是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渠道因而有很大的相通性外，也与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
张冲的老家在河南，父亲是一名基层的乡镇干部，曾负责乡镇里的信访工作。在记忆中，父亲留给张冲更多的是一个早出晚归的背影。“缠访、闹访、集体访，常使他疲于奔命，他也经常跟家人慨叹信访工作的难处。我当时就很困惑，信访工作是政府为百姓开辟的一条诉求渠道，但是为什么在基层做得那么辛苦，那么出力不讨好？带着这样的困惑，我也一直想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领域。”
张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他现在没有直接从事信访工作，但是觉得通过两年的学习，对他现在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学习这个专业，我收获的是一份责任意识。”
此外，由于专业学习的惯性，张冲现在还会持续关注信访方面的信息、动态，与学校老师一起做相关方面的研究和探讨，还参与了学校的一个信访教育类课题。
彭聪是2014级中国政法大学信访硕士。他在本科时读的是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考研选专业时，他发现信访专业比较新颖，认定这是一个当时还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关注、但将来会有很好就业前景的专业。
与其他专业方向的同学不同，彭聪有两位导师，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张永理，另一位就是张宗林。
彭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永理导师主要负责给他学术理论上的教学，张宗林则会带他参加一些官方性质的活动，让他开阔眼界。
2015年4月10日，国家信访局信访理论研究（北京）基地揭牌仪式在研究中心举行。彭聪作为学生代表，在张宗林导师带领下参加了揭牌仪式。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也参加了这一仪式。
彭聪称，毕业后自己还会继续考博。中国政法大学准备招收信访博士，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成为独立学科？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在高校中培养信访专业人才的先例并不少见。但因为信访话题的敏感性，加上学界对信访工作有无学术研究价值存有争议等原因，很多先例并不成功。
2007年，牡丹江大学就有在法学专业下增设信访方向的计划。但该方向的教学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落实。相关报道称，当年招收的信访方向的学生，也没有朝着专业信访工作者的方向去培养，只是进行一般的法学教育。
2009年，沈阳大学开设了本科阶段的法学专业信访方向。当时，此事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首个信访专业。但据媒体报道，这个方向在招收了2009级和2010级之后就停止了招生。
随着研究中心和多所高校合作的开展，研究中心的下一步计划也备受关注。郑广淼说，信访现在还只是一个交叉学科，有的放在法学下面，有的放在社会学下面，有的放在公共政策下面。研究中心现在正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向教育部申请把它变成一个独立学科。然后在这个学科底下专门做信访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工作。
张宗林则表示，把信访变成高校一门独立学科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成功了，会对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
对于中国政法大学2016年招收信访博士的新闻，有评论指出，信访博士专业设置及研究方向上务必要有前瞻性，尽量把信访问题与法治建设、依法行政、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否则，“信访博士”或将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名词，既有违初衷，也恐留笑柄。
张冲认为，从一线实务讲，也许不需要每一个信访工作者都有如此高的学历，但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分析，或者是从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在现在的大数据时代，信访工作需要培养更多具有宏观视角、全局意识的专业人才。
沈彦说，现在她遇到问题后，会分析这些问题到底是政府的政策原因，还是信访工作不到位的原因。深入地了解这些问题后，就可以反馈到政府，帮助政府完善相关的政策。比如在拆迁过程中，民众可能对某个细则反映强烈，就可以通过联席会、协调会的形式，跟拆迁公司、评估公司以及村委会进行交流，如果发现细则确有问题，就会促进相关细则的完善。
“在实践中促进制度的完善，这也是我们研究信访学的意义所在。” 沈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