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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子藏岛的时候，天还没有黑。秋末冬初的海滩上，海风像被冰镇过，倏忽间就吹透了半旧的红色毛衣，直吹到人身体的深处去。此刻，太阳正在下沉，橘红色的火焰毫无保留地泼洒在海面上。马超站在我身后的一块锈满贝壳的礁石上，满脸倦容。
子藏岛上的陆地还算开阔，环岛一圈生长着密匝匝的低矮松树，眼前是无边无际的海水，淡红色的海面此刻格外宁静，泛着太阳金光的波浪，浑浊地一次次喧腾而来，又一次次奔涌而去。我把折叠斗篷打开，蓝色帆布上的褶皱怎么都扽不平整。周围的夜色渐至暗淡，寂静下来的四周开始让我感到局促不安。
最近一月多的时间，每到天黑的时刻，我的身体愈加敏感。我让自己尽量平静地躺在出租屋的木床上。紧闭双眼，眼前是大片大片的不断消散又不断聚集的红色。对门卫生间里的自来水哗哗地响着，厨房里张姐正在做晚饭，爆炒辣椒产生的呛人油烟在客厅里游走，顺着门的缝隙钻到卧室里来。气管里像是被填满羽毛，我张大嘴巴呼吸，如同一条缺氧的金鱼。
天完全黑下来之前，帐篷还是没有搭好，马超一脸冷淡地坐在一棵松树底下，仿佛他也是长在那儿的一棵树。他的无动于衷让我更加忧心忡忡，过不了几天，子藏岛就要被寒冷封锁，而我和马超，将再也找不到浅水湾里的紫色海兔了。
出发来子藏岛前，我和马超曾有过彻夜长谈，其实也并不是专门拿出一夜的时间来讨论问题，只是在烦躁失眠的夜晚，徐晶丈夫抽烟的气息顺着洗手间的门缝蔓延到我们爆了皮的嘴唇和发痒的鼻腔里，我和马超躺在那儿，感觉自己的胸口正被蓝色的烟雾填满。马超一直沉默，后来他倚靠着床板说这事儿其实也不用那么焦虑，顺其自然就好了，没必要非得做个决断，就像子藏岛中有关海兔的说法，也仅仅只是个传说。我想他这话简直是在放屁，一个多月前的那个夜晚，他也言之凿凿地对我说，这事儿发生的概率最多就是百分之零点零五，药品说明书上就是这样讲的。
他的心不在焉让我越发懊恼，那些话仿佛往我心里倾倒了一堆晶亮的玻璃碴，越琢磨就越是磨得心疼。我不想再跟他说些什么，我们的讨论总是无果而终。我换上香芋紫的T恤和蓝色的牛仔裤，同他说，我们今天晚上或许就能看到海兔。我说这话的时候，马超已经开始吃我们出发前带好的三明治。
“那是我们明天的早餐！”我冲着他嚷，张嘴的瞬间，海风不怀好意地灌进了我的喉咙。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在这待到明天中午，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回家吃饭。”马超不以为然，他大口咀嚼面包的样子让我有点儿反感，眼泪都要涌出眼眶了。
“你总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我懒得理会他，扭头往金黄色的海边走去。
“这事儿本来也不复杂。”马超嘟嘟囔囔地说，他说话总是这样，说一半藏一半，仿佛说话也需要节约似的。
子藏岛是个野岛，平日里很少有人到岛上来。在海城大大小小的岛屿里，它并不怎么被人提起。子藏岛的周围有一道暗流，几乎每年都有水性很好的人被暗流吞噬。夜幕降临的时候，常有女人跪在子藏岛对面的海滩上虔诚地烧着纸钱，嘴里念念有词。那些金黄色的纸钱火焰向着黑色的空中蔓延，燃烧的纸钱吐着橙红色的火舌，舔红了海滩的脸，海边藏匿着的黑色角落像是被扯下了遮羞裤，在火焰中炙烤。沙滩的上空似乎有一个无形的黑洞，不断地吸吮着黑暗中的点点光亮。
在海城读大学时，每次和马超沿着金黄的沙滩散步，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望向海中央的子藏岛。曾有一次，一个开着拉船拖拉机的渔民在即将出海前同沙滩上的人说起了子藏岛，他的话被风吹得破碎，我和马超只隐隐约约地听了个大概。后来，在海城渔村的花鸟市场里，路过一个铺开在地上的书摊，在一堆泛黄的《聊斋志异》《搜神记》《怪梦奇谈》之类的书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本只有巴掌大小的《海城笔记》，其中有一短章与子藏岛有关，同书摊老板一番还价后，最后我花五块钱买下了它。后来，几次搬家辗转，那本书早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但有关子藏岛的文字，我当时还专门抄录在笔记本上：
形如合钵，一达于左，一达于右。阴阳交媾，胎孕乃凝，所藏之处，名曰子宫。胞胎半成，匿为海兔，人面紫衣，故名子藏……传说在子藏岛上，只有孕妇才能看到海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子藏岛成了海城专门的求子和避子的场所，求子的人从各地赶来，带着虔诚的心跪倒在岛屿前的沙滩上，期盼着睁开眼睛的时候能寻觅到一只紫色的海兔。当然，也常见那些怀揣着各种难言之隐的女人，她们来到海边，与自己找到的海兔告别。在人们看來，每一只海兔，都是一个孩子的灵魂。
那个在黑暗中燃烧纸钱的女人，她的哭泣声嗡嗡嘤嘤，萦绕在我的耳边。近来的夜晚，我总在就要睡去的时刻想到海滩上的那个画面，海滩上的女人絮说着自己的苦楚，强劲的海风里，我听见她破碎的话。她说，怀孕的时候，她曾来到子藏岛，寻到了那只紫色的海兔。那只海兔在浅水中快活地游动，不时将乌黑晶莹的两只小眼睛露出海面，满脸无辜地凝望她。她没有犹豫，她的决定是决绝的，她同那个小小的海兔说，你走吧，我不愿要你。那海兔将脑袋长久地探出水面，一动不动，只是听她说话。她沉默下去，直到海兔嗖的一声钻进海里，消失不见。她说以后的日子里，她总想起那个初成人形的紫色身子和那张小小的脸。她失魂落魄的脸上满是后悔，暗淡的目光旁皱纹蔓生。
在她满脸的泪痕中，我从浅浅的睡眠中惊醒，浑身疲倦地走向卫生间，拧开冰凉的水龙头，掬起一捧捧清水泼在自己的脸上。水珠漫进眼眶，一阵刺痛，模糊的眼前，突然出现一只紫色海兔的轮廓。
回到卧室，马超依然在酣睡，他把厚重的被子都裹在身上，像一条裹满了淀粉的鱼，我拍拍他肥厚的背，他不耐烦地皱着眉头，很是不耐烦地翻过身去，脸冲着墙。小屋里潮湿，两天前用过的小锅和碗筷杂乱地堆在阳台上，衣柜的门半掩着，一瓶蓝色的灭蟑液支棱出细长的喷头。外面的天空阴沉地厉害，北风开始拍打着破旧的门窗，我跟马超说，我们该谈一谈了。
我的确还没做好准备。这是我和马超在一起的第七年，我们从大学开始恋爱，恋爱的第一年，我们就对彼此坦诚相待，毫无保留。后来，我继续在海城读研究生，马超大学毕业，也在海城找了份工作，他给海城的一群孩子讲小学写作课，我们在海城租了房子。 海城的房子很贵，马超说就算是砸锅卖铁再顺带把他卖了，也凑不齐付首的钱。马超还说，租房子也不见得就不好，干吗年纪轻轻就把自己捆绑在房子上呢，还高高兴兴地戴上枷锁。但是我和马超想法不一样，我想即使现在买不起房子，我们也应该努力一些，或许我们应该像大学同学阿花那样，每天做完了在幼儿园的工作以后，晚上再去快餐店打工，周末再赶一大早的地铁去七八公里外的书店收银。我想起上一次见阿花，她比上大学的时候更胖了，粗糙的脸颊有些浮肿。我们坐在地铁附近的公园里吃三明治，她狼吞虎咽，把最后一口面包塞进嘴里时，她突然站起来，瞪大了眼睛，用力摇我的肩膀，她说一一我快不能呼吸了。我跑去马路对面的报亭给她买来两瓶矿泉水，看她仰着头咕嘟咕嘟地喝完了一整瓶。她终于轻松一些，把塑料瓶丢在黄漆斑驳的座位旁边。
“我就要出发啦，半个小时后要到书店，今天要忙到十一点呢。”她说着，把那只大学时就用的黄色帆布包挂在肩膀上，像是穿上一件变形褪色的外套。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地铁口的人流中，就像一滴水汇进了茫茫大海。
我同马超讲过阿花的事。我说你看人家阿花做事就很有准备，她毕业以后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累得内分泌失调，半年都没有月经。马超说，那宁可少做些准备。马超总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盲目乐观的劲儿，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没有上进心的典型表现。大学毕业的时候，海城核电站来学校招聘，全物理系就要两个人，参加招聘的人一直排到物理系钟楼外的人工湖边。马超通过了笔试和面试，但他最后却自己放弃了。面试结束的那个下午，我们在学校食堂吃三块钱一碗的鸡丝凉面，马超说核电站的工作太累了，他不想去。他笑嘻嘻地说，我还是找个轻松一些的工作，比如海城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这种，每天就坐在图书馆里，指挥学生把书一本本放好，或者扫描那些被借出的书，我觉得再好不过啦。
我在海城读研究生的三年里，马超做了不少工作，他去过一家私企，每天有写不完的数据和报表，有时要去别的城市出差，检测设备。后来马超辞职了，因为他说他实在受不了在不合格的设备记录表上写下“合格”的字样，还要工工整整地在旁边写下自己的名字。马超辞职的那个下午，就打了举报电话。丢了工作以后，马超去手机体验店做讲师，讲设备的操作方法，帮着顾客下载使用一些聊天和游戏软件。但做了不到半年，又把这工作弄丢了。后来有半年多的时间，马超都待在出租屋里写剧本，写小说。但他投出去的稿子往往是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毕业的时候，我和马超仍然是海城的两个穷光蛋。我们租不起一居室，只能和别人合租，租的是芳青公寓里的一个七平米的卧室，合住的还有其他三家。主卧里住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和她的胖丈夫，那女人叫徐晶，每次他们吵架，徐晶抱怨和谩骂的声音尖利得就像是受惊的山鸡伏在我的耳朵边尖叫。他们在海城已经十年多了，但依然没有买房子。客厅里被中介用木板打了一个隔断间，里面住着张姐和十三岁的女儿。张姐常常在我和马超纠缠在一起的黄昏敲响我们的房门，她手里端着饺子或是五香鹌鹑蛋，殷切地说送给我们品尝。她的女儿从来都是低着头沉默着穿过走廊，接着狠狠地关上房门。住在门口储物间里的是一个老太太，她只有在夜深时才回来，有时半夜里我醒来，耳朵贴在枕头上，能听见她来来回回踱步的声音，趿拉，趿拉，冗杂而又漫长。张姐说那老太太是来海城打工的，她儿子快结婚了，但女朋友提出非要在海城买房才肯嫁人，他儿子都抑郁了，差点活不成，现在也不知道老太太攒了多少钱了。
有些微凉的海风里，我的耳边又响起那个老太太的脚步声。我的双脚已经站在细软的沙滩上了，海水还带有一点儿阳光的余味。我在海边看到几只面包海星，它们自在地随着海水漂浮，不像退潮时那样拱起尖尖的肉戟，拼了命地往海水里移动。我没有看到紫色的海兔，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找到它，同它告别。我有些失望，这半月来，我总一次又一次地抵达子藏岛，沿着海滩寻找紫色海兔，咸涩的海水把我的双脚泡得肿胀疼痛，我常常被海风吹得迷了眼睛，脊背上也被太阳暴晒开了皮，那些死去的干皮大块大块地从我身上掉落。但我从来没见到一只海兔。
天色倏忽间就黑透了，马超已经舒舒服服地在帐篷里躺下了。他事不关己的模样让我难过，我熟悉他这样的淡然神态，就像半个月前的那个下午，我从诊室里走出来时一样。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半月前那个下午的每个细节。诊室的门敞开着，阳光从窗户里蔓延到地板上，空气里，有一些灰尘正轻轻漂浮。那个年轻的女大夫正耐心地同一个头发斑白的女人说话。女人问下个月可以安排手术吗？医生说可以啊，今天就能预约。那女人一脸茫然，陷入了深不见底的沉默。医生倒是很有耐心，她安慰似地说，你别担心，因为你其他的器官都还不错，所以我才建议你做这个手术。本来像你这个年纪，我们并不建议做切除。切除以后，对身体的影响肯定是有，不过不大。不过你也不再生育了，所以不像年轻人那样做不得。女人有些木讷地又问，对身体影响不大吗？医生想了想说，影响肯定是有的，毕竟是要切除身体里的一个器官，但是就这个年纪来说的话，切掉子宫保命还是值得的。
女人在诊室里坐了很久，她忧心忡忡地随时发问。医生在她停下来的空隙里叫到了我的号。我拿着那张印着黑色字迹的号码单和化验单，走到医生身边。那女人直僵僵地站起来，瘦削的身子随时要倒下去，她转身慢慢走到门口那倚靠着，像是嵌在门框里。
“我想预约这个月的手术。”我说得干净果决，没有丝毫犹豫，仿佛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
“可是这来之不易，要知道多囊综合征期间，很多人渴望能像你一样，试了种种办法都不行。”女医生看着我，她白皙的脸颊上有些短小的汗毛微微竖立。
“我一直都在吃避孕药，每天都按时吃，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这么突然，我实在没有做好准备。”我想起每个夜晚闹钟响起，我从床上跳下去，跑到桌边吃药。马超也认为有药物的作用，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什么，那简直比中彩票还要难，我和马超从没中过一次彩票。
“那你要考虑清楚，没准这是你的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女医生诚恳地告诫我。她关切的目光让我觉得我不得不开始考虑结婚的事情了。我和马超在一起的这七年，似乎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件事情。马超从前提起过几次，但我觉得还不到结婚的时间，还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最好。马超说什么时候你觉得是水到渠成了呢。我想了很多次，甚至我还拿出了笔记本和笔，认认真真地写下我的思路，但思路总是越整理越乱。我想等我们在海城买房子了，或许就能考虑结婚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们就回老家去，把爸妈都接到海城来，他们愿意看孩子或者去跳广场舞，都行。但这些都要钱，我和马超还是两个穷光蛋。而且，就算再过去五年，我们俩或许仍然是海城不多不少的两个穷光蛋。 我也像阿花那样工作了一整个秋冬。除了在辅导机构教那些叽叽喳喳的小孩拼音课，剩下的时间里，我在天桥上卖那些花花绿绿的皮筋和鞋垫，我去餐馆里洗碗刷盘子，一直到我也和阿花一样，闭经，患上了多囊综合征。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床单上、地板上、桌上，到处都有死去的长发，它们干枯发白，没有一点儿光泽。马超说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在玩命。后来，那些没日没夜兼职赚来的钱都换成了一服服中药包。
我简直不能忍受马超。那个下午我把医生的话转告给他，他却嬉皮笑脸地说这或许就是到了我们往前迈一步的时候了。我说我已经预约了手术，手术单我都取了，马超突然就变得严肃起来。他说阿一你真的没有必要担心很多，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我觉得他不能体会我的感受，就像那个夜晚，我同他说，真的不行，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吧。我甚至从抽屉里取出了那个咣啷作响的盒子，但马超将我紧紧地压在身子底下，我听见他说，一一，你都吃药了，没事的。
从医院回来的那个晚上，马超说，一一你最好再考虑考虑。我在疲倦的思索中不停地做梦，每一次我都梦见自己登上了子藏岛，我在岛上沿着沙滩寻找那只紫色的海兔。夜晚的海风很大，我走在海滩上的时候不得不佝偻脊背。我想找到那只海兔，在没来得及看清它的样子前，就同它说，你走吧，我不能要你。想象中的那个紫色轮廓让我感到茫然，我想起隔壁徐晶和胖丈夫为了房子无休止的争吵，隔壁次卧里时常发出的呻吟，还有张姐的女儿看我时那种冷淡凛冽的目光以及储物间里夜夜响起的苍老而又迟滞的脚步声。
这一晚，我走到马超身边去，掀掉他身上的薄被子。马超有些生气，他坐起来，在海风里，像是一只刚被拔出地面的萝卜。我说你不能总是这样把问题丢给我一个人。马超说，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紫色的海兔，关于子藏岛的传说也只不過是个传说。即使找到了又怎么样呢，也不过会是一只普通的海兔罢了。即使我们找到了，那么直到我们死去的那一天，都会时时陷入自责愧疚之中，不是吗？而且归根结底，以后会让我们自责的绝不仅仅是一只虚无缥缈的海兔。
我想起手术预约单被马超锁在了抽屉里，他曾扳着我的双肩恳求，他说一一你再考虑考虑。那些合租的夜晚，我听见储物间里的脚步声，像是在我的脑子里趿拉趿拉地来回过。隔断间里的张姐又在抱怨，她说你爹靠不住，没想到你这个小的也没啥出息啊。她絮絮叨叨的抱怨声嗡嗡嘤嘤，令人心烦，让我想起远在双庙村的母亲，十二年前，父亲离开之后，母亲的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她常常歇斯底里，有时又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失声哭泣，更多的时候，她抄起手边的物件就冲我砸来。她对我，总是有加倍的火气。我知道，她是把对父亲的埋怨都迁移到我身上了。父亲又找了一个女人，就在邻村，他们过起了日子，就剩下我和母亲。母亲在双庙村的大集上摆摊卖蒲地丁，她回来的时候，经常烦躁不安，总是要摔摔打打地发脾气。她用拳头捶打着她和父亲结婚时父亲亲手打好的那张雕花红漆大床。她用斧头朝父亲曾经修理过的碗柜哐哐地砸，一边砸，一边掉眼泪。我听见她喃喃地说，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她还说，我哪一点不如她。我知道，母亲在集市上又看到父亲和那个女人了。这些事想起来，就像是要把刚刚长好的伤口重新撕裂开来，露出里面白花花的血肉和刺目的脓血。如今徐晶哭泣的声音像是山间受惊的野兽，也像极了母亲曾经歇斯底里时的叫喊。
坐在沙滩上，海水层层叠叠地涌来。目光的尽头，天空黑得骇人，银白色的云彩快速地漂浮着，那些偶然的拼接组合令人觉得有些可怖。马超的眼睛望向远处的海面，那儿影影绰绰，看不分明。他的侧脸棱角分明，像是不远处耸立的小山。他转过脸来，有些迟疑地，但还是开口对我说，一一，你知道毕业的时候，那个核电站的工作我为什么没去吗？他们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因为那个工作每隔几年就要换一个地方，我觉得你或许不肯跟我一起走，那我就只好选择留在你身边了。我没有回应，只是看着他的眼睛。马超蹲下来，一脸认真地盯着我的眼睛，又说，我希望今晚我们也找不到那只紫色的海兔，一一，这或许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我想起每个深夜里，马超开门出去的声音，我想起他运动鞋上的泥巴和口袋里的兼职工资条，还有他枕头下那个只剩几颗白色药片的止疼药瓶。
刺鼻的油烟气息在身边游走，马超说海风凉了，我们该回家了。我从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去往子藏岛的，在就要醒来的瞬间，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子藏岛上的那片海滩，一只紫色的海兔正在浅水湾里游动，它只有手指那么长，但比手指要更圆润一些。它在红色的潮水中自在地游动，机敏而又愉快。它的身子呈现出婴儿般的深紫色，表皮上像是有些蓝绿色的血管正在生长。我伸出手想摸一摸它光滑的脊背，但它倏忽间就消失在红色的浅水湾中了。
【星秀，本名丁蕾，1992年出生于山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有作品发表于《广州文艺》《山东文学》《福建文学》《散文》及“ONE·一个”等。有短篇小说作品翻译至国外。】
责任编辑 李路平
子藏岛上的陆地还算开阔，环岛一圈生长着密匝匝的低矮松树，眼前是无边无际的海水，淡红色的海面此刻格外宁静，泛着太阳金光的波浪，浑浊地一次次喧腾而来，又一次次奔涌而去。我把折叠斗篷打开，蓝色帆布上的褶皱怎么都扽不平整。周围的夜色渐至暗淡，寂静下来的四周开始让我感到局促不安。
最近一月多的时间，每到天黑的时刻，我的身体愈加敏感。我让自己尽量平静地躺在出租屋的木床上。紧闭双眼，眼前是大片大片的不断消散又不断聚集的红色。对门卫生间里的自来水哗哗地响着，厨房里张姐正在做晚饭，爆炒辣椒产生的呛人油烟在客厅里游走，顺着门的缝隙钻到卧室里来。气管里像是被填满羽毛，我张大嘴巴呼吸，如同一条缺氧的金鱼。
天完全黑下来之前，帐篷还是没有搭好，马超一脸冷淡地坐在一棵松树底下，仿佛他也是长在那儿的一棵树。他的无动于衷让我更加忧心忡忡，过不了几天，子藏岛就要被寒冷封锁，而我和马超，将再也找不到浅水湾里的紫色海兔了。
出发来子藏岛前，我和马超曾有过彻夜长谈，其实也并不是专门拿出一夜的时间来讨论问题，只是在烦躁失眠的夜晚，徐晶丈夫抽烟的气息顺着洗手间的门缝蔓延到我们爆了皮的嘴唇和发痒的鼻腔里，我和马超躺在那儿，感觉自己的胸口正被蓝色的烟雾填满。马超一直沉默，后来他倚靠着床板说这事儿其实也不用那么焦虑，顺其自然就好了，没必要非得做个决断，就像子藏岛中有关海兔的说法，也仅仅只是个传说。我想他这话简直是在放屁，一个多月前的那个夜晚，他也言之凿凿地对我说，这事儿发生的概率最多就是百分之零点零五，药品说明书上就是这样讲的。
他的心不在焉让我越发懊恼，那些话仿佛往我心里倾倒了一堆晶亮的玻璃碴，越琢磨就越是磨得心疼。我不想再跟他说些什么，我们的讨论总是无果而终。我换上香芋紫的T恤和蓝色的牛仔裤，同他说，我们今天晚上或许就能看到海兔。我说这话的时候，马超已经开始吃我们出发前带好的三明治。
“那是我们明天的早餐！”我冲着他嚷，张嘴的瞬间，海风不怀好意地灌进了我的喉咙。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在这待到明天中午，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回家吃饭。”马超不以为然，他大口咀嚼面包的样子让我有点儿反感，眼泪都要涌出眼眶了。
“你总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我懒得理会他，扭头往金黄色的海边走去。
“这事儿本来也不复杂。”马超嘟嘟囔囔地说，他说话总是这样，说一半藏一半，仿佛说话也需要节约似的。
子藏岛是个野岛，平日里很少有人到岛上来。在海城大大小小的岛屿里，它并不怎么被人提起。子藏岛的周围有一道暗流，几乎每年都有水性很好的人被暗流吞噬。夜幕降临的时候，常有女人跪在子藏岛对面的海滩上虔诚地烧着纸钱，嘴里念念有词。那些金黄色的纸钱火焰向着黑色的空中蔓延，燃烧的纸钱吐着橙红色的火舌，舔红了海滩的脸，海边藏匿着的黑色角落像是被扯下了遮羞裤，在火焰中炙烤。沙滩的上空似乎有一个无形的黑洞，不断地吸吮着黑暗中的点点光亮。
在海城读大学时，每次和马超沿着金黄的沙滩散步，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望向海中央的子藏岛。曾有一次，一个开着拉船拖拉机的渔民在即将出海前同沙滩上的人说起了子藏岛，他的话被风吹得破碎，我和马超只隐隐约约地听了个大概。后来，在海城渔村的花鸟市场里，路过一个铺开在地上的书摊，在一堆泛黄的《聊斋志异》《搜神记》《怪梦奇谈》之类的书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本只有巴掌大小的《海城笔记》，其中有一短章与子藏岛有关，同书摊老板一番还价后，最后我花五块钱买下了它。后来，几次搬家辗转，那本书早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但有关子藏岛的文字，我当时还专门抄录在笔记本上：
形如合钵，一达于左，一达于右。阴阳交媾，胎孕乃凝，所藏之处，名曰子宫。胞胎半成，匿为海兔，人面紫衣，故名子藏……传说在子藏岛上，只有孕妇才能看到海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子藏岛成了海城专门的求子和避子的场所，求子的人从各地赶来，带着虔诚的心跪倒在岛屿前的沙滩上，期盼着睁开眼睛的时候能寻觅到一只紫色的海兔。当然，也常见那些怀揣着各种难言之隐的女人，她们来到海边，与自己找到的海兔告别。在人们看來，每一只海兔，都是一个孩子的灵魂。
那个在黑暗中燃烧纸钱的女人，她的哭泣声嗡嗡嘤嘤，萦绕在我的耳边。近来的夜晚，我总在就要睡去的时刻想到海滩上的那个画面，海滩上的女人絮说着自己的苦楚，强劲的海风里，我听见她破碎的话。她说，怀孕的时候，她曾来到子藏岛，寻到了那只紫色的海兔。那只海兔在浅水中快活地游动，不时将乌黑晶莹的两只小眼睛露出海面，满脸无辜地凝望她。她没有犹豫，她的决定是决绝的，她同那个小小的海兔说，你走吧，我不愿要你。那海兔将脑袋长久地探出水面，一动不动，只是听她说话。她沉默下去，直到海兔嗖的一声钻进海里，消失不见。她说以后的日子里，她总想起那个初成人形的紫色身子和那张小小的脸。她失魂落魄的脸上满是后悔，暗淡的目光旁皱纹蔓生。
在她满脸的泪痕中，我从浅浅的睡眠中惊醒，浑身疲倦地走向卫生间，拧开冰凉的水龙头，掬起一捧捧清水泼在自己的脸上。水珠漫进眼眶，一阵刺痛，模糊的眼前，突然出现一只紫色海兔的轮廓。
回到卧室，马超依然在酣睡，他把厚重的被子都裹在身上，像一条裹满了淀粉的鱼，我拍拍他肥厚的背，他不耐烦地皱着眉头，很是不耐烦地翻过身去，脸冲着墙。小屋里潮湿，两天前用过的小锅和碗筷杂乱地堆在阳台上，衣柜的门半掩着，一瓶蓝色的灭蟑液支棱出细长的喷头。外面的天空阴沉地厉害，北风开始拍打着破旧的门窗，我跟马超说，我们该谈一谈了。
我的确还没做好准备。这是我和马超在一起的第七年，我们从大学开始恋爱，恋爱的第一年，我们就对彼此坦诚相待，毫无保留。后来，我继续在海城读研究生，马超大学毕业，也在海城找了份工作，他给海城的一群孩子讲小学写作课，我们在海城租了房子。 海城的房子很贵，马超说就算是砸锅卖铁再顺带把他卖了，也凑不齐付首的钱。马超还说，租房子也不见得就不好，干吗年纪轻轻就把自己捆绑在房子上呢，还高高兴兴地戴上枷锁。但是我和马超想法不一样，我想即使现在买不起房子，我们也应该努力一些，或许我们应该像大学同学阿花那样，每天做完了在幼儿园的工作以后，晚上再去快餐店打工，周末再赶一大早的地铁去七八公里外的书店收银。我想起上一次见阿花，她比上大学的时候更胖了，粗糙的脸颊有些浮肿。我们坐在地铁附近的公园里吃三明治，她狼吞虎咽，把最后一口面包塞进嘴里时，她突然站起来，瞪大了眼睛，用力摇我的肩膀，她说一一我快不能呼吸了。我跑去马路对面的报亭给她买来两瓶矿泉水，看她仰着头咕嘟咕嘟地喝完了一整瓶。她终于轻松一些，把塑料瓶丢在黄漆斑驳的座位旁边。
“我就要出发啦，半个小时后要到书店，今天要忙到十一点呢。”她说着，把那只大学时就用的黄色帆布包挂在肩膀上，像是穿上一件变形褪色的外套。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地铁口的人流中，就像一滴水汇进了茫茫大海。
我同马超讲过阿花的事。我说你看人家阿花做事就很有准备，她毕业以后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累得内分泌失调，半年都没有月经。马超说，那宁可少做些准备。马超总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盲目乐观的劲儿，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没有上进心的典型表现。大学毕业的时候，海城核电站来学校招聘，全物理系就要两个人，参加招聘的人一直排到物理系钟楼外的人工湖边。马超通过了笔试和面试，但他最后却自己放弃了。面试结束的那个下午，我们在学校食堂吃三块钱一碗的鸡丝凉面，马超说核电站的工作太累了，他不想去。他笑嘻嘻地说，我还是找个轻松一些的工作，比如海城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这种，每天就坐在图书馆里，指挥学生把书一本本放好，或者扫描那些被借出的书，我觉得再好不过啦。
我在海城读研究生的三年里，马超做了不少工作，他去过一家私企，每天有写不完的数据和报表，有时要去别的城市出差，检测设备。后来马超辞职了，因为他说他实在受不了在不合格的设备记录表上写下“合格”的字样，还要工工整整地在旁边写下自己的名字。马超辞职的那个下午，就打了举报电话。丢了工作以后，马超去手机体验店做讲师，讲设备的操作方法，帮着顾客下载使用一些聊天和游戏软件。但做了不到半年，又把这工作弄丢了。后来有半年多的时间，马超都待在出租屋里写剧本，写小说。但他投出去的稿子往往是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毕业的时候，我和马超仍然是海城的两个穷光蛋。我们租不起一居室，只能和别人合租，租的是芳青公寓里的一个七平米的卧室，合住的还有其他三家。主卧里住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和她的胖丈夫，那女人叫徐晶，每次他们吵架，徐晶抱怨和谩骂的声音尖利得就像是受惊的山鸡伏在我的耳朵边尖叫。他们在海城已经十年多了，但依然没有买房子。客厅里被中介用木板打了一个隔断间，里面住着张姐和十三岁的女儿。张姐常常在我和马超纠缠在一起的黄昏敲响我们的房门，她手里端着饺子或是五香鹌鹑蛋，殷切地说送给我们品尝。她的女儿从来都是低着头沉默着穿过走廊，接着狠狠地关上房门。住在门口储物间里的是一个老太太，她只有在夜深时才回来，有时半夜里我醒来，耳朵贴在枕头上，能听见她来来回回踱步的声音，趿拉，趿拉，冗杂而又漫长。张姐说那老太太是来海城打工的，她儿子快结婚了，但女朋友提出非要在海城买房才肯嫁人，他儿子都抑郁了，差点活不成，现在也不知道老太太攒了多少钱了。
有些微凉的海风里，我的耳边又响起那个老太太的脚步声。我的双脚已经站在细软的沙滩上了，海水还带有一点儿阳光的余味。我在海边看到几只面包海星，它们自在地随着海水漂浮，不像退潮时那样拱起尖尖的肉戟，拼了命地往海水里移动。我没有看到紫色的海兔，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找到它，同它告别。我有些失望，这半月来，我总一次又一次地抵达子藏岛，沿着海滩寻找紫色海兔，咸涩的海水把我的双脚泡得肿胀疼痛，我常常被海风吹得迷了眼睛，脊背上也被太阳暴晒开了皮，那些死去的干皮大块大块地从我身上掉落。但我从来没见到一只海兔。
天色倏忽间就黑透了，马超已经舒舒服服地在帐篷里躺下了。他事不关己的模样让我难过，我熟悉他这样的淡然神态，就像半个月前的那个下午，我从诊室里走出来时一样。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半月前那个下午的每个细节。诊室的门敞开着，阳光从窗户里蔓延到地板上，空气里，有一些灰尘正轻轻漂浮。那个年轻的女大夫正耐心地同一个头发斑白的女人说话。女人问下个月可以安排手术吗？医生说可以啊，今天就能预约。那女人一脸茫然，陷入了深不见底的沉默。医生倒是很有耐心，她安慰似地说，你别担心，因为你其他的器官都还不错，所以我才建议你做这个手术。本来像你这个年纪，我们并不建议做切除。切除以后，对身体的影响肯定是有，不过不大。不过你也不再生育了，所以不像年轻人那样做不得。女人有些木讷地又问，对身体影响不大吗？医生想了想说，影响肯定是有的，毕竟是要切除身体里的一个器官，但是就这个年纪来说的话，切掉子宫保命还是值得的。
女人在诊室里坐了很久，她忧心忡忡地随时发问。医生在她停下来的空隙里叫到了我的号。我拿着那张印着黑色字迹的号码单和化验单，走到医生身边。那女人直僵僵地站起来，瘦削的身子随时要倒下去，她转身慢慢走到门口那倚靠着，像是嵌在门框里。
“我想预约这个月的手术。”我说得干净果决，没有丝毫犹豫，仿佛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
“可是这来之不易，要知道多囊综合征期间，很多人渴望能像你一样，试了种种办法都不行。”女医生看着我，她白皙的脸颊上有些短小的汗毛微微竖立。
“我一直都在吃避孕药，每天都按时吃，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这么突然，我实在没有做好准备。”我想起每个夜晚闹钟响起，我从床上跳下去，跑到桌边吃药。马超也认为有药物的作用，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什么，那简直比中彩票还要难，我和马超从没中过一次彩票。
“那你要考虑清楚，没准这是你的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女医生诚恳地告诫我。她关切的目光让我觉得我不得不开始考虑结婚的事情了。我和马超在一起的这七年，似乎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件事情。马超从前提起过几次，但我觉得还不到结婚的时间，还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最好。马超说什么时候你觉得是水到渠成了呢。我想了很多次，甚至我还拿出了笔记本和笔，认认真真地写下我的思路，但思路总是越整理越乱。我想等我们在海城买房子了，或许就能考虑结婚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们就回老家去，把爸妈都接到海城来，他们愿意看孩子或者去跳广场舞，都行。但这些都要钱，我和马超还是两个穷光蛋。而且，就算再过去五年，我们俩或许仍然是海城不多不少的两个穷光蛋。 我也像阿花那样工作了一整个秋冬。除了在辅导机构教那些叽叽喳喳的小孩拼音课，剩下的时间里，我在天桥上卖那些花花绿绿的皮筋和鞋垫，我去餐馆里洗碗刷盘子，一直到我也和阿花一样，闭经，患上了多囊综合征。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床单上、地板上、桌上，到处都有死去的长发，它们干枯发白，没有一点儿光泽。马超说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在玩命。后来，那些没日没夜兼职赚来的钱都换成了一服服中药包。
我简直不能忍受马超。那个下午我把医生的话转告给他，他却嬉皮笑脸地说这或许就是到了我们往前迈一步的时候了。我说我已经预约了手术，手术单我都取了，马超突然就变得严肃起来。他说阿一你真的没有必要担心很多，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我觉得他不能体会我的感受，就像那个夜晚，我同他说，真的不行，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吧。我甚至从抽屉里取出了那个咣啷作响的盒子，但马超将我紧紧地压在身子底下，我听见他说，一一，你都吃药了，没事的。
从医院回来的那个晚上，马超说，一一你最好再考虑考虑。我在疲倦的思索中不停地做梦，每一次我都梦见自己登上了子藏岛，我在岛上沿着沙滩寻找那只紫色的海兔。夜晚的海风很大，我走在海滩上的时候不得不佝偻脊背。我想找到那只海兔，在没来得及看清它的样子前，就同它说，你走吧，我不能要你。想象中的那个紫色轮廓让我感到茫然，我想起隔壁徐晶和胖丈夫为了房子无休止的争吵，隔壁次卧里时常发出的呻吟，还有张姐的女儿看我时那种冷淡凛冽的目光以及储物间里夜夜响起的苍老而又迟滞的脚步声。
这一晚，我走到马超身边去，掀掉他身上的薄被子。马超有些生气，他坐起来，在海风里，像是一只刚被拔出地面的萝卜。我说你不能总是这样把问题丢给我一个人。马超说，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紫色的海兔，关于子藏岛的传说也只不過是个传说。即使找到了又怎么样呢，也不过会是一只普通的海兔罢了。即使我们找到了，那么直到我们死去的那一天，都会时时陷入自责愧疚之中，不是吗？而且归根结底，以后会让我们自责的绝不仅仅是一只虚无缥缈的海兔。
我想起手术预约单被马超锁在了抽屉里，他曾扳着我的双肩恳求，他说一一你再考虑考虑。那些合租的夜晚，我听见储物间里的脚步声，像是在我的脑子里趿拉趿拉地来回过。隔断间里的张姐又在抱怨，她说你爹靠不住，没想到你这个小的也没啥出息啊。她絮絮叨叨的抱怨声嗡嗡嘤嘤，令人心烦，让我想起远在双庙村的母亲，十二年前，父亲离开之后，母亲的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她常常歇斯底里，有时又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失声哭泣，更多的时候，她抄起手边的物件就冲我砸来。她对我，总是有加倍的火气。我知道，她是把对父亲的埋怨都迁移到我身上了。父亲又找了一个女人，就在邻村，他们过起了日子，就剩下我和母亲。母亲在双庙村的大集上摆摊卖蒲地丁，她回来的时候，经常烦躁不安，总是要摔摔打打地发脾气。她用拳头捶打着她和父亲结婚时父亲亲手打好的那张雕花红漆大床。她用斧头朝父亲曾经修理过的碗柜哐哐地砸，一边砸，一边掉眼泪。我听见她喃喃地说，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她还说，我哪一点不如她。我知道，母亲在集市上又看到父亲和那个女人了。这些事想起来，就像是要把刚刚长好的伤口重新撕裂开来，露出里面白花花的血肉和刺目的脓血。如今徐晶哭泣的声音像是山间受惊的野兽，也像极了母亲曾经歇斯底里时的叫喊。
坐在沙滩上，海水层层叠叠地涌来。目光的尽头，天空黑得骇人，银白色的云彩快速地漂浮着，那些偶然的拼接组合令人觉得有些可怖。马超的眼睛望向远处的海面，那儿影影绰绰，看不分明。他的侧脸棱角分明，像是不远处耸立的小山。他转过脸来，有些迟疑地，但还是开口对我说，一一，你知道毕业的时候，那个核电站的工作我为什么没去吗？他们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因为那个工作每隔几年就要换一个地方，我觉得你或许不肯跟我一起走，那我就只好选择留在你身边了。我没有回应，只是看着他的眼睛。马超蹲下来，一脸认真地盯着我的眼睛，又说，我希望今晚我们也找不到那只紫色的海兔，一一，这或许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我想起每个深夜里，马超开门出去的声音，我想起他运动鞋上的泥巴和口袋里的兼职工资条，还有他枕头下那个只剩几颗白色药片的止疼药瓶。
刺鼻的油烟气息在身边游走，马超说海风凉了，我们该回家了。我从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去往子藏岛的，在就要醒来的瞬间，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子藏岛上的那片海滩，一只紫色的海兔正在浅水湾里游动，它只有手指那么长，但比手指要更圆润一些。它在红色的潮水中自在地游动，机敏而又愉快。它的身子呈现出婴儿般的深紫色，表皮上像是有些蓝绿色的血管正在生长。我伸出手想摸一摸它光滑的脊背，但它倏忽间就消失在红色的浅水湾中了。
【星秀，本名丁蕾，1992年出生于山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有作品发表于《广州文艺》《山东文学》《福建文学》《散文》及“ONE·一个”等。有短篇小说作品翻译至国外。】
责任编辑 李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