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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虫灾种类比较多，其中蝗灾是虫灾中占主要位置的灾害。早在殷商的时候，就出现了蝗灾，对农业生产造成危害。为了治理蝗灾，人们起初采取占卜、祭祀等方式。但伴随蝗灾带来的巨大灾难，亦开始深入地探究治理蝗灾的方法和对策。
陈家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英文发表《中国文献中关于蝗灾之记载》一文。该文统计，从公元前707年到1935年的二千六百四十二年中，我国发生蝗灾的年份共有七百九十六年。每次蝗灾后，百姓苦不堪言。蝗虫属于暴食性的害虫，欧阳修形容其为“口含锋刃疾风雨，毒肠不满疑常饥”。民间亦有歌谣：“蝗虫发生连四邻，飞在空中似黑云。落地吃光青稞物，啃平房檐咬活人。”
蝗灾危害如此之大，必然给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影响。一是造成大量农作物受损。公元1163年8月，“飞蝗过都，蔽天日。徽、宣、湖三州及浙东郡县，害稼。京东大蝗，襄、随尤甚，民为乏食”。公元1436年，“直隶河间府静海县四月蝗蝻遍野，田禾被伤，民拾草子充食”。二是破坏当地生态环境。蝗灾危害农作物，导致树木枯死，土地荒芜，人口骤降。明代徐光启认为，蝗灾之害甚于水灾、旱灾：“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三是引发社会动荡。王莽主政的时候，“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最后引发农民起义。
蝗灾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与气温有关。蝗虫的卵孵化成幼虫需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二是与地理环境有关。从我国历史来看，蝗灾形成与黄河中下游松软的黄土有关。这些黄土具有松软性、透气性、直立性，比较适合蝗虫产卵孵化和幼虫的出土。三是与水旱灾害有关。水旱灾害致使沿河、滨海、内涝地区出现大面积荒地、荒滩，为蝗灾发生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
在治理蝗灾方面，古人在观察分析、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挖掘虫卵，消灭蝗灾于未成之时。公元1443年4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郑观奏：山东济南等府，长清、历城等县蝗蝻生发，已委官督捕，所掘虫子少有一二百石，多至一二千石”。
有的通过开沟陷杀法来治理蝗灾。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已成蝻子跳跃行动，便须开沟捕打，其法视蝻将到处，预掘长沟，深广各二尺，沟中相去丈许即作一坑，以便掩埋。多集人众，不论老弱，悉要趋赴沿沟排列，或持帚，或持扑打器具，或持锹鍤。每五十人用一人鸣锣其后，蝻闻金声，努力跳跃，或作或立，渐令进沟，即大击不止。蝻虫惊入沟中，势如注水，众各致力，扫者自扫，扑者自扑，埋者自埋，至沟坑俱满而止。前村如此，后村复然，一邑如此，他邑复然，当净尽矣。”
清人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指出：“捕蝗之法，如行军然，以十人为一队，二人持锹挖长壕丈余长，三四尺深，浮土堆在对面，四人在后，二人在旁，齐用长帚轰入沟中，二人在六人之后，用长柄皮掌，将轰不尽净扑毙。一员官，领二百人，作二十队，每日可得数十担。蝗入沟中，即将所堆浮土掀入捶实，何虑不死？”张集馨在书中所作记载，就是通过开沟陷杀法来捕杀蝗虫。
有的则利用声音和蝗虫的趋光性特征来捕蝗灭蝗。五代时期，“值天下飞蝗为害，在礼使比户张幡帜，鸣颦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舊唐书》记载唐代名臣姚崇运用蝗虫趋光这一特性有效捕打飞蝗：“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公元1763年，德州、济南一带发生蝗灾。时任山东巡抚阿尔泰组织民众“一面扑打，一面张网兜捕，俾无漏逸。又于隙地刨沟，夜间燃火，蚂蚱见火奔趋群集沟内，加草焚烧，用土埋压。并于黎明露重之时，上紧扑捕”。
还有的利用物种之间相克来治理蝗灾。在唐代，出现了飞鸟食蝗的记载：“开元二十五年贝州蝗，有白鸟数千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禾稼不伤。”在宋代，公元982年3月，“北阳县蝗，飞鸟数万食之尽”;公元1076年5月，“金州生黑虫食苗，黄雀来，食之皆尽”。明代的陈世元撰写《治蝗传习录》，介绍养鸭、放鸭治蝗的成功经验。
面对蝗灾带来的巨大灾害，古代各朝统治者都重视以官促民予以应对，甚至给予适当奖励。汉平帝元始二年（2），青州等地大旱，蝗虫肆虐，朝廷“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元代有“灾有大小，而蝗旱为最”的说法。一旦某地发生蝗灾，当地官员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宪台通纪》中有“蝗蝻生发，官司不即打捕，及申验灾伤不实者，纠察”的记载。张养浩在《为政忠告》中也强调：“蝗生境内，必驰闻于上，少淹顷刻，所坐不轻。”重视捕蝗灭蝗的机制逼着官员去重视虫害治理。《紫山大全·捕蝗行》中记载，公元1269年，某地发生蝗灾，官员动员组织民众进行蝗灾治理：“老农蹙额相告语，不惮捕蝗受辛苦。但恐妖虫入田中，绿云秋禾一扫空。”
清代，康熙帝极为重视治理蝗灾。他多次下诏灭蝗，还亲赴蝗区进行考察调研，且在总结前人捕蝗经验基础上，撰成《捕蝗说》一书，对蝗虫生长规律和捕蝗方法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为了治理蝗灾，康熙帝建立起皇帝——总督巡抚负责制。地方一旦发生蝗灾，总督、巡抚第一时间要向皇帝奏报，康熙帝根据奏报，及时发出“上谕”，指导捕蝗工作。同时，为了推进捕蝗工作，康熙帝设计了责任制，对蝗灾预防不力和发现蝗灾后隐匿不报、申报不详、禀报不实、捕打不及时等酿成严重后果的各级官员，一旦发现，便治其重罪。《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作出规定：“州、县、卫所官员，遇蝗蝻生发，不亲身力行扑捕，借口邻境飞来，希图卸罪者，革职拿问;该管道、府不速催扑捕者，降三级留任;布政使不行查访，速催扑捕者，降二级留任;督、抚不行查访，严饬催捕者，降一级留任;协捕官不实力协捕，以致养成羽翼，为害禾稼者，将所委协捕各官革职。”
陈家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英文发表《中国文献中关于蝗灾之记载》一文。该文统计，从公元前707年到1935年的二千六百四十二年中，我国发生蝗灾的年份共有七百九十六年。每次蝗灾后，百姓苦不堪言。蝗虫属于暴食性的害虫，欧阳修形容其为“口含锋刃疾风雨，毒肠不满疑常饥”。民间亦有歌谣：“蝗虫发生连四邻，飞在空中似黑云。落地吃光青稞物，啃平房檐咬活人。”
蝗灾危害如此之大，必然给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影响。一是造成大量农作物受损。公元1163年8月，“飞蝗过都，蔽天日。徽、宣、湖三州及浙东郡县，害稼。京东大蝗，襄、随尤甚，民为乏食”。公元1436年，“直隶河间府静海县四月蝗蝻遍野，田禾被伤，民拾草子充食”。二是破坏当地生态环境。蝗灾危害农作物，导致树木枯死，土地荒芜，人口骤降。明代徐光启认为，蝗灾之害甚于水灾、旱灾：“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三是引发社会动荡。王莽主政的时候，“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最后引发农民起义。
蝗灾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与气温有关。蝗虫的卵孵化成幼虫需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二是与地理环境有关。从我国历史来看，蝗灾形成与黄河中下游松软的黄土有关。这些黄土具有松软性、透气性、直立性，比较适合蝗虫产卵孵化和幼虫的出土。三是与水旱灾害有关。水旱灾害致使沿河、滨海、内涝地区出现大面积荒地、荒滩，为蝗灾发生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
在治理蝗灾方面，古人在观察分析、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挖掘虫卵，消灭蝗灾于未成之时。公元1443年4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郑观奏：山东济南等府，长清、历城等县蝗蝻生发，已委官督捕，所掘虫子少有一二百石，多至一二千石”。
有的通过开沟陷杀法来治理蝗灾。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已成蝻子跳跃行动，便须开沟捕打，其法视蝻将到处，预掘长沟，深广各二尺，沟中相去丈许即作一坑，以便掩埋。多集人众，不论老弱，悉要趋赴沿沟排列，或持帚，或持扑打器具，或持锹鍤。每五十人用一人鸣锣其后，蝻闻金声，努力跳跃，或作或立，渐令进沟，即大击不止。蝻虫惊入沟中，势如注水，众各致力，扫者自扫，扑者自扑，埋者自埋，至沟坑俱满而止。前村如此，后村复然，一邑如此，他邑复然，当净尽矣。”
清人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指出：“捕蝗之法，如行军然，以十人为一队，二人持锹挖长壕丈余长，三四尺深，浮土堆在对面，四人在后，二人在旁，齐用长帚轰入沟中，二人在六人之后，用长柄皮掌，将轰不尽净扑毙。一员官，领二百人，作二十队，每日可得数十担。蝗入沟中，即将所堆浮土掀入捶实，何虑不死？”张集馨在书中所作记载，就是通过开沟陷杀法来捕杀蝗虫。
有的则利用声音和蝗虫的趋光性特征来捕蝗灭蝗。五代时期，“值天下飞蝗为害，在礼使比户张幡帜，鸣颦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舊唐书》记载唐代名臣姚崇运用蝗虫趋光这一特性有效捕打飞蝗：“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公元1763年，德州、济南一带发生蝗灾。时任山东巡抚阿尔泰组织民众“一面扑打，一面张网兜捕，俾无漏逸。又于隙地刨沟，夜间燃火，蚂蚱见火奔趋群集沟内，加草焚烧，用土埋压。并于黎明露重之时，上紧扑捕”。
还有的利用物种之间相克来治理蝗灾。在唐代，出现了飞鸟食蝗的记载：“开元二十五年贝州蝗，有白鸟数千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禾稼不伤。”在宋代，公元982年3月，“北阳县蝗，飞鸟数万食之尽”;公元1076年5月，“金州生黑虫食苗，黄雀来，食之皆尽”。明代的陈世元撰写《治蝗传习录》，介绍养鸭、放鸭治蝗的成功经验。
面对蝗灾带来的巨大灾害，古代各朝统治者都重视以官促民予以应对，甚至给予适当奖励。汉平帝元始二年（2），青州等地大旱，蝗虫肆虐，朝廷“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元代有“灾有大小，而蝗旱为最”的说法。一旦某地发生蝗灾，当地官员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宪台通纪》中有“蝗蝻生发，官司不即打捕，及申验灾伤不实者，纠察”的记载。张养浩在《为政忠告》中也强调：“蝗生境内，必驰闻于上，少淹顷刻，所坐不轻。”重视捕蝗灭蝗的机制逼着官员去重视虫害治理。《紫山大全·捕蝗行》中记载，公元1269年，某地发生蝗灾，官员动员组织民众进行蝗灾治理：“老农蹙额相告语，不惮捕蝗受辛苦。但恐妖虫入田中，绿云秋禾一扫空。”
清代，康熙帝极为重视治理蝗灾。他多次下诏灭蝗，还亲赴蝗区进行考察调研，且在总结前人捕蝗经验基础上，撰成《捕蝗说》一书，对蝗虫生长规律和捕蝗方法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为了治理蝗灾，康熙帝建立起皇帝——总督巡抚负责制。地方一旦发生蝗灾，总督、巡抚第一时间要向皇帝奏报，康熙帝根据奏报，及时发出“上谕”，指导捕蝗工作。同时，为了推进捕蝗工作，康熙帝设计了责任制，对蝗灾预防不力和发现蝗灾后隐匿不报、申报不详、禀报不实、捕打不及时等酿成严重后果的各级官员，一旦发现，便治其重罪。《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作出规定：“州、县、卫所官员，遇蝗蝻生发，不亲身力行扑捕，借口邻境飞来，希图卸罪者，革职拿问;该管道、府不速催扑捕者，降三级留任;布政使不行查访，速催扑捕者，降二级留任;督、抚不行查访，严饬催捕者，降一级留任;协捕官不实力协捕，以致养成羽翼，为害禾稼者，将所委协捕各官革职。”